1936年冬，甘孜一带的红四方面军正在整编。王宏坤接到上级谈话，准备重新担任红四军军长。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个职务安排，更是一支部队如何重新起步的问题。
红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和南下作战，兵力损耗较大。红四军创建初期曾迅速壮大，后来部队规模缩减，原有的师、团建制已经难以完整维持。名义上的空架子不能继续保留，干部的去向也必须随之调整。
王宏坤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提出的要求并不复杂，却很具体：整编要按实际兵力进行，不能为了保留职务而硬撑建制；被调整下来的干部，应当送去学习训练，而不是简单闲置；等部队走出草地后，他本人也希望到红军大学补课。
这番话，既是对部队负责，也有王宏坤自己的难处。红军队伍中不少干部来自基层，作战经验丰富，却缺少系统的军事和政治教育。战场上能冲能打，并不等于能够带好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
陈再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调离红四军的。
陈再道是红四军的老干部。红四军扩编后，他曾担任师长，与王宏坤有过较长时间的上下级关系。两军会师后，王宏坤离开红四军，许世友接任军长，陈再道仍在部队中承担重要指挥任务，参加过多次战斗。
到了整编阶段，部队的主要任务发生变化。战斗并未完全停止，但工作重点已经转向整训、筹粮、发动群众和巩固防区。对于这样的阶段，干部不能只凭过去的战功办事，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同样需要提高。
上级决定让陈再道进入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这个安排在当时并非降职，更不是把干部排除在核心之外，而是根据部队转型的需要，集中培养一批能够独立承担重任的骨干。
陈再道后来回忆，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刚进学校时压力很大。课程除了军事理论，还有马列主义著作和政治学习。对一名长期在前线摸爬滚打的指挥员来说，坐下来读书并不轻松，但这段经历确实弥补了他知识结构上的不足。
有人问：“打了这么多年仗，为什么还要专门学习？”
陈再道的经历恰好说明，红军干部的成长并不止于战场。会打仗，是立足之本；懂得建军、治军和做政治工作，才能在更复杂的局面中站稳脚跟。王宏坤要求将陈再道送去学习，带有明显的培养意味。
红四军的干部调整并未到此结束。陈再道离开后，王建安担任政委，洪学智也被调往红军大学学习。随着王建安离队，军队领导班子再次调整，王宏坤改任政委，陈再道从红军大学返回后担任军长。
变化就在几个月间发生了。
过去，王宏坤是陈再道的上级；此时，两人变成了军政搭档。一个熟悉部队全局和政治工作，一个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彼此之间既有旧日的工作基础，也有新的职责分工。这样的组合，正是整编之后红四军所需要的领导格局。
有意思的是，王宏坤原本也想去红军大学学习。他提出让编余干部进学校，并不是只考虑别人，自己同样希望补上理论和文化方面的短板。只是部队领导岗位不能长期空缺，形势变化后，他暂时没有成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宏坤率三八五旅旅部和七七〇团驻守陇东。此时他再次提出学习要求，终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几个月。但前线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很快到来，他又被派往冀南开展工作。
这段经历颇能说明当时红军干部的处境：职务会调整，部队会整编，学习和作战也往往交替进行。王宏坤让陈再道离开红四军，并非简单的人员排挤，而是在兵力缩减、建制变化和干部培养之间作出的选择。几个月后，两人从上下级成为并肩负责一军的搭档，正是那次调整留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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