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供销社，那是多少人眼里的铁饭碗。我表哥就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卖布匹的，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穿个白衬衫别个钢笔，走路带风。我那时候刚从部队复员，在家种地，穷得叮当响，兜里掏不出五块钱。每次去镇上赶集，路过供销社，看见我表哥站在柜台后面，我就低着头走快几步，怕他看见我那双裂口子的解放鞋。

九零年冬天，供销社说要改制，清仓处理库存。消息传出来那天，我正好在镇上办事。供销社门口贴了张大红纸，写着“清仓处理，全场降价”。我表哥站在门口抽烟，看见我说，进来看看，有啥用得上的买点。我说我有啥用得上的，我啥都用不上。他说你进来看看嘛，便宜。

我进去了。柜台后面堆了一堆东西，全是压箱底的旧货。有八几年进的的确良布，颜色都褪了，蓝不蓝灰不灰的，一卷一卷码在角落里，落了一层灰。有铁皮暖壶，外壳磕得坑坑洼洼，内胆倒是好的。有搪瓷盆，边上掉瓷了，露出黑铁。有老式的手电筒，装两节一号电池那种，开关拨起来咔咔响。还有一堆劳保手套，线织的，灰不溜秋，一捆一捆扎着。

我表哥说，你看上啥了跟我说，我给你算便宜点。我说这些玩意儿谁要啊。他说没人要，所以才便宜。他说你看这个布，原来一块二一尺，现在两毛。我说两毛也没人要，这颜色谁穿。他说那你别买。我说这个暖壶呢。他说一块五一个。我说新的才多少钱。他说新的三块五。我说那也不便宜。他说那你别买。

我转了一圈，看上一个搪瓷盆。那个盆挺大，能装水，能洗衣服，能当脸盆。边上掉了好几块瓷，但底是好的。我说这个多少钱。他说五毛。我说三毛。他说四毛。我说三毛五。他说行，你拿走吧。

我拎着那个搪瓷盆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看见那一卷一卷的的确良布，那些暖壶，那些手套，忽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我回去想了一夜。

第二天我又去了。我表哥看见我说，你又来了。我说你那些布，一共多少。他说你问这个干啥。我说你算算，一共多少。他拿个本子翻了翻，说一共十二卷，每卷一百尺，一千二百尺。我说两毛一尺，一共二百四。他说你要买？我说你问问你们主任，如果全要，能不能再便宜。他说你疯了。我说你问问。

他进去问了。出来的时候表情很奇怪，说主任说你要是全要，一毛五一尺，一百八。我说手套呢。他说手套有八百副，一毛一副，八十。暖壶有六十个，一块一个，六十。搪瓷盆有四十个，三毛一个，十二块。手电筒有三十个，八毛一个，二十四。我说你算算一共多少。他算了算，三百五十六。

我说你跟主任说，三百，全要了。

他看了我半天，说你有钱吗。我说你别管。他说你哪来的钱。我说我复员费。他说你复员费不是拿来娶媳妇的吗。我说你先问。

他进去问了。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清单和总价，主任签了字。他说主任说三百就三百，但是得一次性付清。我说行。

我回家把钱取了。三百块，我复员费一共五百，我妈给我存着娶媳妇用的。我取了三百，剩下两百我没动。我妈问我你取钱干什么。我说买东西。她说买什么。我说你别管。她说你是不是去赌。我说不是。她说那你干什么。我说我买了供销社的旧货。她说你买那个干什么。我说我有用。她说你有什么用，那些破玩意儿谁要。我说妈你别管了。

我把钱交了，东西拉回来，堆在我家堂屋里。我妈看着那一堆灰扑扑的布，那些暖壶，那些手套，脸都白了。她说你是不是疯了。我说我没疯。她说你三百块钱就买这些破烂？我说这不是破烂。她说这不是破烂是什么？这布谁穿？这暖壶谁用？这手套谁戴？我说有人要。她说谁要？你告诉我谁要？

我说你等着。

我先把布洗了。十二卷布，我用了三天，在院子里架了竹竿，一尺一尺地洗，洗完了晾，晾干了卷。颜色还是那个颜色，但干净了，灰尘没了，看着新了不少。我把布按颜色分了类，深色的放一堆，浅色的放一堆，带花的放一堆。

然后我去了趟县城。县城有个自由市场，刚兴起没几年，卖什么的都有。我背了一卷布去，找了个角落蹲下来，把布展开。有人过来问，这个布多少钱一尺。我说五毛。那人说这么贵。我说你摸摸，这是的确良，供销社的货，原价一块二。那人摸了摸，说倒是结实。我说可不结实嘛，供销社的东西，质量没得说。那人说四毛卖不卖。我说五毛，不讲价。那人走了。

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是个妇女，带着个孩子。她翻了翻布，说这个颜色好看。我说你眼光好，这个色就剩这一卷了。她说多少钱。我说五毛。她说能不能便宜点。我说大姐，这个布在供销社卖一块二，我卖五毛已经是半价了。她说那也不能五毛。我说你说多少。她说三毛。我说四毛五。她说三毛五。我说四毛。她说成交。

那天我卖了三十尺布。挣了十二块。

后来我每个集都去。今天背一卷，明天背两卷。有时候一天能卖五十尺，有时候就卖十来尺。不管卖多少，我都去。去的次数多了，就有人认我了。有人专门来找我买布，说我的布便宜，质量好。有人买回去做被面，有人做窗帘，有人做衣服。有个老太太买了我三卷布，说要给她三个闺女一人做一身新衣裳。她说好几年没给闺女做衣裳了，供销社的布太贵，买不起。

我卖完了布卖暖壶。暖壶比布好卖。那时候农村刚开始通电，但经常停电，暖壶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暖壶一块五进的，我卖三块。买的人还觉得便宜。供销社卖三块五，我卖三块，便宜五毛。五毛钱在那时候能买一斤盐。

搪瓷盆我卖一块。进价三毛。手电筒我卖两块。进价八毛。手套我卖三毛一副。进价一毛。

三个月，我把那批货全卖完了。我算了一下账。布卖了六百，暖壶卖了一百八，搪瓷盆卖了四十，手电筒卖了六十，手套卖了两百四。加起来一千一百二十。刨掉进货的三百，我挣了八百二。

八百二。那时候我一个月的收入是零。我在家种地，一年到头挣不到三百块。

我妈不说话了。她把那八百二数了三遍，然后说，你再去看看供销社还有没有别的。

我又去了。供销社已经关门了。我表哥下岗了，在家闲着。我去找他，问他以后打算干什么。他说不知道。他说供销社没了，我这辈子就会卖布，别的不会。我说你跟我干吧。他说干什么。我说倒腾旧货。他说哪来的旧货。我说供销社没了，别的供销社也没了。全县那么多供销社，都在清仓。你有经验，你知道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你跟我一起收，收完了卖。

他想了三天，答应了。

我们两个人，凑了两千块钱，跑了全县七个供销社。有的供销社已经清完了，有的还在清。我们专收那些别人不要的。的确良布，灯芯绒布，老式床单，铁皮暖壶，搪瓷盆，铝饭盒，军用水壶，老式手电筒，线手套，胶鞋，雨靴，雨衣，棉大衣，军大衣。什么便宜收什么。有的供销社主任说你们收这些干什么，这都是压了七八年的货了。我说我们有用。他说你们别是傻子吧。我说你管我们是不是傻子，你卖不卖。他说卖，你给钱就卖。

有一次我们收了一批军大衣。是供销社给林场代销的，林场不要了，退回来压在库里五年了。一共两百件，每件三块钱。我们给了六百。拉回来的时候我表哥说这个能卖出去吗。我说能。他说卖给谁。我说卖给工地。他说工地的人穿这个？我说工地上的人冬天在外面干活，棉大衣不够厚，军大衣厚，挡风，还便宜。我们一件卖十五，比商店里便宜一半。

两百件军大衣，一个冬天卖完了。挣了两千四。

我表哥说，我以前在供销社卖布，一个月挣四十二。现在跟你干，一个月挣两千四。他说我干了二十年供销社，才知道原来东西可以这样卖。

但是也不是每次都顺。有一次我们收了一批鞋。胶鞋，全是四十二码的。供销社说这批鞋进了三年了，一双没卖出去，因为码太大了。我们去看了一眼，鞋是好鞋，厚实，防滑。但是四十二码确实太大了，农村人穿鞋都是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码没人要。我表哥说别要。我说要。他说你要了卖给谁。我说卖给工厂。他说哪个工厂。我说煤矿。煤矿工人穿鞋费，一个月换一双。四十二码正合适。我们收了两百双，一双一块五。拉到煤矿去卖，一双五块。矿工们抢着买。两百双一个礼拜卖完了。

还有一次收了一批的确良布，全部是军绿色的。别的颜色都卖了，就剩军绿色没人要。我表哥说这个别要了，军绿色谁穿。我说要。他说你要了干什么。我说卖给学校。他说学校要这个干什么。我说学校开运动会，做旗子，做横幅，做统一服装。军绿色做旗子不好看，但是做横幅好，厚实，不怕风。我们收了两百尺，两毛一尺。拉到镇上中学，五毛一尺卖了。学校买去做了一百条横幅，挂在教学楼前面，红字写在军绿布上，特别显眼。

就这么干了三年，我和我表哥挣了多少钱我没细算。我只知道我把家里的房子翻新了，娶了媳妇，买了拖拉机。我表哥也盖了新房，给他儿子存了上学的钱。

后来倒腾旧货的人多了，供销社的货也收完了。我们就转行了。我开了个杂货店，卖五金电料。我表哥去了一家私人的布匹店，帮人看店。有时候我们喝酒，说起当年的事，他就笑。他说那会儿要是没有你，我可能就去工地搬砖了。我说那会儿要是没有你，我也不知道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说你胆子大。我说你懂行。他说咱俩合起来，正好。

其实我心里明白，不是我胆子大，是我没退路。我复员回来，地种不好，工没处打，兜里没钱，我不去倒腾旧货我干什么。我表哥有退路吗？他也没有。供销社没了，他就没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没退路的种地的，一个没单位的卖布的，凑在一起，硬是找到了一条路。

这条路不是什么正道。说白了就是低买高卖，赚个差价。但是那时候没人干这个，大家觉得供销社的东西贵，觉得旧货不值钱，觉得那些压在库房里的东西都是废物。我们就是把这些废物搬了个地方，换了个方式卖出去。东西还是那些东西，人还是那些人，但钱流动起来了。

我后来想，为什么别人不干？因为别人有工作，有工资，有指望。他们没有指望，所以他们敢干。这世上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有退路你就不敢往前走，你没退路你就能走出一条路来。

前年我表哥的儿子结婚，我去了。酒席上有个老头，是以前供销社的主任，退了休，头发全白了。他看见我，说你是老李家的那个小子吧。我说是我。他说你当年收我那批货，我背后骂你来着。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我说你骂我傻子。他说你知道了你还收。我说你骂你的，我收我的。他说你胆子真大。我说不是我胆子大，是你卖得便宜。他笑了，说那批货我压了五年，库房都快堆不下了，你给三百我就卖了，我还觉得我赚了。我说我也赚了。他说咱们俩都赚了，那谁赔了。我说没人赔，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只是换了个地方。

他想了想，说你说得对，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就是换了个地方。

那天我喝了不少。回家路上我跟我老婆说，当年那三百块钱，要是没买那些旧货，你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她说你还在种地。我说种地也没什么不好。她说种地一年挣三百，你现在一天挣三百。我说那不是钱的事。她说那是什么事。我说是我那时候没人要，那些货也没人要，我们凑在一起了。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就是运气好。我说对，我运气好。她说你也胆大。我说对，我也胆大。她说你以后别胆大了，你老了。我说行，我老了，不胆大了。

但是我心里知道，有些事跟胆大胆小没关系。你得先活着，才能想别的。那会儿我就是想活着，想让我妈别老念叨我，想娶个媳妇，想过年的时候能买两斤肉。这些事现在看着小，那会儿就是天大的事。那些旧货，那些布，那些暖壶，那些手套，在供销社的库房里压着，跟我的日子一样，压得死死的。我把它们搬出来，洗干净，摆到集市上，它们就活了。我也活了。

这世上的东西，没有废的。只有放错地方的。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