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冬，北京草岚子监狱，天还没有亮，杨献珍已经悄悄起身。他先查看病号的情况，再想办法为大家弄水、取饭、寻药。这里关押着不少共产党人，狱墙隔绝了外界，却没有隔断他们对信仰和知识的坚持。
杨献珍并不是一开始就以理论工作闻名。1896年7月，他出生于湖北郧县，也就是今天的十堰一带。青年时期，他先后在湖北省立第八高等中学、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求学。湖北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普通百姓的困苦，使他逐渐开始思考：国家为什么会积弱，民众又该靠什么改变命运。
1926年，杨献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0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并不算早，但他一旦作出选择，便很快投入实际斗争。北伐军进展期间，他在武汉组织工人和学生开展宣传、罢工等活动，并协助恽代英、陈潭秋等人推进革命工作。
武汉局势变化很快。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革命力量一度声势高涨，可反动势力并未因此消失。1927年，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迫害，杨献珍转入地下，继续组织群众运动。
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因从事革命宣传被军警逮捕，关押在武汉监狱。敌人试图用审讯和刑罚迫使他屈服，但没有达到目的。1929年7月，在党组织营救下，杨献珍获释，随后辗转上海、开封、北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并在上海沪滨书店担任编辑。
出狱并不意味着危险结束。1931年7月，杨献珍在北平再次被捕，被关进草岚子监狱。这一次，他在狱中度过了约五年。监狱生活艰苦，疾病、饥饿和看守的盘查始终伴随左右，但被捕的共产党人仍设法保持组织联系，开展学习和思想交流。
有一次，同志劝他不要总把精力放在病号身上，他只说：“大家能撑住，组织的力量就不会散。”这句话并非豪言壮语，却很符合他的性格。杨献珍平日话不多，做事细密，常常主动打扫牢房，帮助病友取水、拿饭，设法购买药品。
狱中的学习也没有停止。杨献珍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组织秘密学习，利用能够找到的材料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条件实在有限，就凭记忆传授；没有纸张，就靠口头交换心得。后来人们把这种特殊的学习活动称作狱中党校，它说明理论教育并不只存在于课堂和讲义之中。
1936年，在党组织帮助下，杨献珍走出草岚子监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后在山西从事兵运和党的组织工作，参与山西抗日力量建设。1938年以后，他还承担党校教务和干部教育工作，逐渐显露出组织教学、培养干部方面的才能。
1942年底，杨献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时期的学习和教育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以及马列学院教育长等职务。与单纯讲授理论相比，他更重视把理论同干部的工作经历结合起来，要求学员弄懂原理，也弄清楚怎样把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干部教育进入新的阶段。1953年，马列学院调整，杨献珍出任副院长。1955年，中央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他担任校长，开始长期主持党校教育工作。那时干部来源复杂、文化程度不一，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需要重新摸索。
杨献珍特别重视中青年干部的思想训练。考核时，他不满足于看一纸成绩，而是关注学员能否独立分析问题，能否把政治立场、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有人向他汇报教学安排，他常追问：“学员学完之后，能不能用到工作里？”这类问题看似朴素，却抓住了干部教育的关键。
1961年，杨献珍由校长改任副校长。职务发生变化后，他仍继续参与党校建设和理论教育。此后，他经历过曲折和不公正对待，但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重新参与党的教育和咨询工作，担任中央党校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理论建设提出意见。
杨献珍一生跨过革命战争、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年的多个阶段。早年，他在监狱中守护同志；后来，他在课堂上培养干部。1992年8月25日，杨献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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