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到无锡任中心县委书记
江苏省第二次党代会结束后，我从龙华外日晖桥附近的泉漳中学，移居到闸北的一个中等客栈。根据省委的指示，要我通知武进县委顾志鹤、岳锡山来上海谈工作。他们到了上海后，由李维汉同志主持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常州的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省委几个负责同志外，还有我和孟济平。孟济平当时负责外县工作。
会上，顾志鹤等详细汇报了天宁寺抗租斗争的经过。李维汉作了指示，要常州方面继续冲破白色恐怖，进一步开展抗租斗争，并加强城市工作，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也发表了意见，主要谈的是加强铁路工人和几个大厂的工作问题。我经过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后，思想上更趋向“左”倾，口头上也是强调要罢工，要斗争。对常州工作，我主张武进县委将工作重点放在几个大工厂和铁路工人中，同时主张加强士兵工作，准备迎接全省的五一总同盟大罢工。我的思想“左”倾，主要是怕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省委决定我到无锡去任中心县委书记。
当时的中心县委实际是一个小特委，以无锡县委为中心，领导江阴、常熟、宜兴、溧阳四个县，作为上海外围的一个区，直接配合上海的总同盟大罢工。
李维汉把这决定告诉我后，我立即向他反映情况说:我不宜去无锡工作，因那里熟人太多。李维汉把脸一沉，说:“你怕死吗?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分配的工作，否则没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好凶!”我内心这样想，实际上我对党的决定是服从的。
李维汉说:“你去无锡后，迅速成立罢工行动委员会，行委委员只要三至五人，一定要选择产业工人担任领导，只有他们最坚强可靠。”
这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绝对化的认识。
临走前一天，李维汉、蔡畅、康生等又分别找我谈了话。中心问题都是讲的五一大罢工各方面的工作，无锡中心县委如何迅速配合上海行动起来。
李维汉同志对我说:“你一到那里，就要抓紧时间把情况摸清楚。前一时期丹琳在无锡担任县委书记兼组织工作时，有过工作报告。据他们讲，那里的国民党改组派活动很厉害，已占据了国民党县党部的部分要职和两个工会。C, C.和改组派都想把无锡作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中心，我们也必须把那里作为仅次于上海的重要地区。你去后首先把领导机关整顿好，不要用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领导，因为他们大多是不坚定分子。领导总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必须全部是产业工人。你自己也要进工厂做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真正了解工人的苦痛，才能更好领导工人阶级去进行斗争。上海的五一总同盟罢工一发动起来，你们就要在无锡响应，声势要大一些，越大越好。江阴、常熟、宜兴、溧阳四个县委，也要相机配合行动。”
康生在省二次党代会后，负责组织工作。他到客栈来和我谈的主要内容是:搞大罢工是目前党的工作方针，无锡工人的工资比上海低，很容易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大罢工。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罢工的条件已经很成熟了。国民党已趋向崩溃，你去后先发动一、两个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全面罢工。无锡产业工人集中，比上海一个区还多，基础雄厚，容易掀起罢工浪潮。对特务、叛徒要狠狠打击。无锡东北乡不久前出了个叛徒，把几个支部统统搞垮了!要组织“打狗团”，给这些叛变分子处以死刑!
为了创造罢工条件，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你们在宣传工作方法上尽量要趁工厂上工放工的时候，多搞飞行集会，发表简单有力的演讲。撒发传单，张贴标语，口号一定要鲜明:如“打倒国民党里”“五一总同盟罢工!”“庆祝苏区大胜!”“武装保卫苏联!”等等，要搞得敌人非常恐慌。各厂都要以赤色工会来对抗黄色工会。在斗争中把勇敢的先进分子吸收进党来，大大发展壮大党的队伍!
他的意见完全与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但我到无锡后，还是照他的意见去执行了。
蔡畅同志是当时负责党中央的妇女工作的，她也直接抓江苏的妇女工作。她对下面的情况比较了解。她对我说:无锡的工业，主要是纱厂和丝厂，这些厂的工人大部是女工、工运工作，在无锡来讲实际上就是妇女工作。如果把无锡的妇女工作搞起来，工会工作也就搞起来了。女工工资低。拿摩温(工头)欺侮女工更厉害。搜身、辱骂、调戏是常事，如有反抗，立即遭到毒打，或开革。在这种资产阶级加封建的压迫下，工人特别苦痛。你们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从他们这些切身利益出发，进行广泛的宣传，就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样群众就会跟着我们走。
何孟雄、王克全、徐锡根，都分别和我谈了一些问题。他们的意见有的是与省二大精神一致，有的明显是与省二大精神相背离的，如何孟雄还是坚持他在省二次党代会上发表过的意见。他说:“国际形势好，不等于我们国内形势也好。现在急于大罢工、大暴动，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他希望我要注意隐蔽和保存力量，切不要蛮干。他说盲动是要毁灭党的。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供我参考。
我当然内心明白。
王克全的意见大体与何孟雄相近，但他暗示如果李立三不改正他的路线，我们只有另想办法(即另立省委)。
我思想上倾向于他们的政治意见，对另立组织对抗省委不同意。何孟雄也不同意这个意见。
我带了组织关系回到无锡，那里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我按省委指示的联络地点，到周山洪的一月小酒馆里去找刘阿二。他是省委军委派到无锡搞兵运的，参加县委。前县委书记丹琳走后，由他临时负责县委工作。那时负责省委军委工作的李富春，交代我到无锡后仍叫刘阿二担任军事工作，不要随意变动。
我到小酒馆，就找一张空桌子，坐了下来。
跑堂的过来，问我:“客人想吃点啥?”
“老板可在?”
“我就是。你找我有啥事体?”
“你这里有位刘阿二先生吗?”
“出去了，你找他有啥事体?”
“我从上海来，他亲戚要我带信给他。”
“好的，你晚上再来。”
当天晚上，我又去周山派小酒馆，和刘阿二接上了头。看样子，刘阿二是一个很老实的好同志。他拉我到酒馆后房去谈，我四周围看一下，问他有没有后门，他告诉我没有，我想不妥，约他明日到附近地方详谈。明日我们在郊区人少来往的地方一个池塘边谈。
刘将无锡的情况作了介绍。
他说无锡的工商业虽然比较发达，党在这里开始活动的时间也比较早，但迭经破坏，我们党的力量已根本不是很强的了。
农村方面，东北乡原有五个支部，党员共二、三十人，由于叛徒告密，那一带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东南乡原有一个区委，因长期经费困难，敌进逼又紧，结果全部出走。石扩湾有一个支部，由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在负责，党员人数不清楚。方桥有个党团混合支部，其中党员八人。板桥也有个党支部，只有三个党员。
城市方面，力量也很单薄，党员分布在五金业、估衣业、人力车工人、小学教师、旅馆茶房、饭店跑堂中，人数不过二、三十人。他们的特点是分散，很难发动斗争。旅馆、饭店中的党员，主要任务是侦查敌人的消息，并适当做一点通讯联络工作。驻锡的国民党军队陆军第六十一师五十一团第一营中，有一个党小组。在产业工人中，党的力量也相当薄弱，广丰、广勤、申新、丽新等几月大纱厂，以及南门薛家的丝厂，有一些党员，人数不到三十，而且情绪不高，战斗力不强。
县委委员原有七人，除刘阿二外，还有两个工人，三个小学教师，一个农民陆甫泉。他们的思想状况是不符合省委的要求的。
刘阿二将工作汇报后，我把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向刘谈了谈。
接着，又分别与几个县委委员谈了话，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县委今后工作的意见。他们对暴动都非常害怕，因几次暴动后许多同志被杀，一直心有余悸。他们共同的意见，认为县委暂时不能搞大的行动，尽量多做点隐蔽的工作。他们这些意见与省委指示的精神距离很远，要说服他们是不容易的。我只好把原来的县委由陆甫泉负责，移到郊区，专做农村和小学教师的工作。我和刘阿二、周荣根、倪阿来四人重点抓工厂工作，他们都是工人，组成行委会，机关设在城内，行委的任务是积极组织并领导五一总同盟大罢工。
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是以后来的华希贤(化名小李)，他与徐志良等一起，专做学生工作。
组织调整好了。我于十二月十六日以无锡县委的名义给省委写了报告。除对当时无锡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必要的分析外，主要讲了工作计划。由我负责铁路和申新纱厂方面的工作。周荣根负责黄包车工人和沿铁路附近的农民工作。刘阿二负责兵运工作。
县委另一位同志负责广勤区各丝厂的工作。工作的重点放在铁路和申新纱厂、乾生丝厂上。根据各厂不同情况抓住工人的迫切要求，发动罢工，由零星的罢工汇合成五一的大罢工。对黄色工会坚决进行破坏，揭露他们是资方派到工人队伍中来进行欺骗的走狗。
我们都深入到工厂去活动。我到周山洪的庆丰纱厂，支部书记姓王，十几个党员，编了四、五个小组，除了两个修理机器的“铜匠”外，大多是女工。又到广勤纱厂，找到了陆阿妹和另一个翻砂工人的妻子，他们以拜小姐妹的形式作掩护，建立了一个党小组。
再到振新纱厂，六、七个党员，也都是女工，但拿摩温控制很严，年轻的女孩子又比较胆小，缺乏必要的组织能力。康生在上海向我说的赤色工会，实际上各厂并不存在。
我到无锡没有多久，省委发来了关于组织同盟罢工的中心问题的指示和计划大纲。省委指出:组织同盟罢工必须有中心斗争纲领，加强宣传鼓动，使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发展，进一步肃清取消主义。计划大纲对组织铁路、海员、兵工厂罢工的主要路线和具体工作作了部署。这两个文件给我的印象是要求太高，实际上不能做到。省委又要求我们迅速成立罢工行动委员会，并限期将组织情况和委员名单等报告省委。
当时无锡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相当复杂。大资本家分为五个系统。杨氏系统(杨艺芳、杨藕芳及杨艺芳之子杨翰西)的业勤纱织公司和广勤纱厂，有两万多纱绽，另七十多台织布机，资本一百五十万元，工人三千多人;荣氏系统(荣宗敬、荣德生)的茂新面粉厂、振新纺织厂、申新纱厂等，有十来万纱绽，四、五百台织布机、一百多台轧花机，还有面粉机械若干，工人万余;薛氏系统(薛寿营)的裕昌几永泰、锦记、华新几月丝厂，有缥丝车六百多台，工人一千五、六百人，另外还有太湖水泥厂等;唐蔡系统(唐保谦、蔡缄三)的九丰面粉厂、润丰油厂、锦丰丝厂，有工人六、七千人;唐程系统的丽新纱厂也有一千多工人。资本家互相竞争、倾轧，矛盾相当复杂。但这些矛盾，当时我们不敢利用。
农业方面，天灾人祸，普遍歉收。西南乡只收七成，其余地方只收五、六成。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客观的经济情况，很便利发动群众起来革命，问题在于革命的方法是不是对头，光凭热情和主观的想象提出要求，是达不到革命的目的的。
政治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如吴稚晖派公开进行倒孙祖基活动;顾述之、钱孙卿等利用教育局与县政府的对抗;国民党县党部C.C.派又与县政府勾结起来，倒教育局。C.C.的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干部俱乐部，是由那时把持国民党党权的陈果夫、陈立夫受蒋介石指使组成的一个特务机构。在无锡这机构才刚刚成立，靠二陈在国民党内掌有组织大权，力图扩张势力。而改组派在无锡的势力也不小，斗争更为尖锐。但他们对付我们党和革命力量，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罢工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即报省委批准。刘阿二、周荣根、倪阿来和我四人组成，可算全部是工人，我也算在工人之内。名单报到省委，两三天就批下来了。那时省委有个高个子、大鼻子的政治交通负责与我直接联系，每周来一、二次，送文件，并把县委的工作报告带回去。
十二月中旬，大资本家薛寿营家开的锦记丝厂发生自发罢工，我立即去了解情况。罢工的起因是东洋的人造丝充斥市场，我国丝绸销路不好，厂方亏本，从而大批开除童工，并不准女工带婴儿入厂。我到丝厂时，工人正在罢工，要求厂方允许女工带婴儿入厂和恢复童工工作。厂外一片混乱。厂方以关厂停业相威胁，工人急需要有人出来领导。于是，县委决定派周荣根找到关系，把几个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起来，成立罢工委员会，领导这一斗争，反对黄色工会出面仲裁，一切由工人直接向厂方交涉，周荣根直接掌握罢工委员会。由于资本家困难较大，暂不提过高要求。
锦记厂有了党的领导，形势很快转好。我们又动员其他丝厂、纱厂的工人声援锦记厂的罢工斗争。黄色工会几次派人来调解，说资方困难很大，劝工人不要罢工，均被工人赶走。资方见势头对他不利，软了下来，被迫承认条件，允许女工带婴孩进厂喂奶，吸收部分童工回厂，但不能全部吸收，工人才同意复工。罢工取得了胜利，锦记丝厂工人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我趁机做好几个积极分子的工作，把罢工委员会改成了工会。
无锡这地方是我第二故乡，我对它有深厚的感情。大革命时又在此地负责学运工作，熟人很多，多么想看到许多老同学和老师们，但又十分怕暴露自己，所以没有必要时，不轻易进城找关系，这时很想进城去找找老关系，请他们介绍我到一个工厂去做工，考虑的结果还是不进城为好，最后仍通过庆丰纱厂一位姓王的支部书记的关系，先在庆丰工人宿舍区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王某是厂里修理机器的师傅，俗称“外国铜匠”，有技术，在厂里说话比一般工人有用，所以我再请他帮助，在厂里当一个零工，扛扛棉花，打打包，既作为掩护，又能直接与工人多接触。我别的工种不会做，只能在清花车间做工，拣拣棉花，劳动简单，清花车间大多是些老太婆，唯有我是小伙子，大家看不起我，开展工作不大方便。但拿摩温不大注意我，又有方便的一面。
我在庆丰纱厂工作了个把月，情况稍有起色。有一天，刘阿二突然来找我，脸上略带惊慌的神色。我把他带到僻静处，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常州发生了兵变!详细情况还不清楚。消息来源于驻锡部队中的我党同志。他们说无锡即刻就要戒严，部队也要严紧起来了。城厢各要处均将派兵把守，以防万一。军警正在筹划要在无锡拉二十四条大船和一千个伕子，看来会有大的行动。我想，常州兵变是否与我党领导有关还不知道，但乱了敌人阵营总是好事，我们应该抵制拉船拉佚。我们研究了一下敌人军警的情况，无锡城的驻军不多，但其他武装还有相当数量:陆警六百五十人，水警五百人，商团八百人。就这两千多人枪，可以不难维持他们的统治。拉船和佚子，可能去江西服役，与常州兵变无关，常州兵变有可能是谣言。
我们应以破坏敌人封船拉佚，迟缓敌人的行动。于是，就找人分头行动，通知我党打入敌军警内部的同志设法拖延敌人行动时间，秘密告诉河中停泊的船只悄悄开走，结果敌人只拉到十余条小船和几百个佚子。
紧接着，我们又策动国民党军队驻锡的五十一团一营三连闹饷，又组织业勤纱厂工人搞了一次工潮。那次工潮，因放工时工头搜身，强迫女工当众脱去衣服检查，女工不肯，发生争执，工头就打那个女工。三百多工人，一齐拥上去，把工头打了一顿，并要求厂方将那个工头开革。这段时间内，我们还上街贴了许多标语，散发不少传单等，搞得敌人恐慌得很。侦缉队四出活动，满街乱跑，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我们搅乱敌人，但也妨害了自己的活动。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行委在城里崇安寺一家裁缝店里设一个联络点，与各地来找中心县委的同志联系;在广勤路设一个联络点，与城区和各工厂的同志联系;在南门外设一个秘密机关，专存放印刷机和文件，除一秘书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各负责同志，除个别规定能知道其住处外，任何人均不得将自己的住处告诉别人。我的旧住处已引起人怀疑，因此离开了庆丰纱厂的工人集居处，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这新的住址离刘阿二住处较近，方便多了。
我们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减少损失。
我和刘阿二的住址，都是严格保密的。县委委员和罢工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住址，只有我知道。倪阿来住广勤路附近的达鑫翻砂厂，周荣根住东林书院附近。但我们两人的地址，他们不知道，也不允许有人去。为了便于联系，我们又在通惠桥附近设了另一个联络点。我每到一处，姓名都变，有时叫祝同、有时叫顾雅思或夏继尘等等，为了瞒过敌人经常变化。我的装束也因时一因地而异。到学校、客栈等地方，就穿长衫或学生装，戴上眼镜.显得很潇洒的样子;到工厂、码头等地方，则穿上工装，而且到那里就跟工人一起驮煤扛包或干翻砂等杂活。
我在无锡工作，困难比别处大。白天一般不能在热闹的大街上露面，开会大多利用郊区僻静之处，选择时间不在星期天，会议时间很短，个别谈话则采取边走边谈的办法。
无锡的工作进展很快。一两个月时间，我们又在布厂、机器厂、翻砂厂、估衣业、北街、光复门等处，新建立了七个支部。陆甫泉等几个县委委员把工作重心移到乡村后，也大力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南乡东丹、张镇桥、西南乡都有了党的组织，其中贫农占一半，其余为教员、小贩等。党员的成份有了较大的变化，支部生活开始趋于正常。
康生来无锡检查工作，我把无锡工作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颇为满意，他说:“无锡条件已经成熟，配合上海五一总同盟大罢工，是很有希望的。你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工人发动起来，从个别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全面罢工。要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如散发传单和飞行集会等，一有机会就要进行。要注意防止侦缉队和叛徒的破坏、追捕，也要防止改组派捣鬼。要加强驻军工作，抓住欠饷打骂这一关系士兵切身利益的事情，发动他们逐步走向城市暴动。这样才能狠狠打击国民党反革命气焰，使他坐卧不安。
由于我们不断散发鼓动各厂同盟罢工的传单，敌人大大提高了警觉，四出抓人，凡有点嫌疑的人，大多被捕，连国民党改组派分子也抓了不少。愚蠢的敌人把他们也看作了赤化分子。我们的组织也有几处被破坏了，有几个同志被枪毙了。
三月五日，省委又给我们指示，主要意思是说省委接受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第十七号通告，强调指出:“目前军阀战争继续爆发(当时张桂联军以及唐生智、石友三和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联系，举兵反蒋拥汪的战争刚刚平息，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集团及他们的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五十余人，又共同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司令，共同反蒋)，反动统治日益削弱，革命浪潮日益发展。江苏党必须领导一切群众斗争，使之汇合、扩大、深入，即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举行兵变，实现地方暴动。”
我们接到这通知后，认真研究了如何贯彻问题。一面在各厂努力发动群众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首先在庆丰突开，其他各厂跟上。另一面加紧对敌六十一师一营的活动。条件成熟时，立即哗变，拉入太湖里去打游击。
三月十日，刘阿二根据县委的部署，带了一批人在兵营附近散发传单，内容是要求发清士兵欠晌，造成军队混乱。敌营长立即集合部队训话，追查传单来源。告密者有赏，隐瞒者格杀勿论。敌军中的几个我党同志，根据刘阿二事前布置，故意顶撞营长，想扩大事态。敌营长下令抓了几个人。随即有人叛变，敌人连忙派兵搜捕。刘阿二开始没有被抓住，他转移到西门外迎龙桥瑰的棚户区，隐蔽在黄包车工人住的草棚内，结果还是被敌人侦查到了。
三月十三日，《中报》登出了刘阿二等七名共党因“煽惑兵士叛乱而被捕”，并押送“苏州团部讯办”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营长梁载荣具文请求将有关人犯“就地正法，以遏乱萌”的报道。
我立即转移了住地，并通过关系探听刘阿二等同志的情况，准备设法营救。据驻军中党小组内未被发觉的同志报告，敌人抓到刘阿二后，即连夜严刑拷问。但，不管敌人用什么酷刑，他总是一口咬定自己是“做小生意，卖香烟瓜子的”。敌人无法，才将他解往六十一师师部，继续多次刑讯逼供，他仍不变口供。敌人查不到任何证据，只好移送法院。后来听说他被判了五、六年徒刑。有人说刘阿二叛变了。我也听说过那样的话，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不实之词。
刘阿二被捕后，因刘知道我的住址，为防止意外，我不能再返住地，后也没有听说敌人到我住处搜查过。敌人到处抓人，空气特别紧张，我如照旧办法活动，容易被捕，决定埋伏更深一点，活动方法更隐蔽一点，即去找黄包车党小组组长老黄同志，商量解决我的住宿问题。老黄是苏北逃荒过来的，已在无锡拉车七、八年，地形人头都很熟悉)我找到他，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愣了一下，说:“暂时在我家隐蔽几天再说。”他家住在通惠桥北运河岸边，离桥瑰仅三、四百米。那里全是棚户。他家五口人:夫妻俩、一个老母亲、两个孩子，挤在一间低矮潮湿的小草房里。当晚我就在他家房门口一小块地方睡下了，实在不好意思。住房问题，又成了我的迫切要解决的严重间题。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有这种紧张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传单、标语随便乱来，敌人能让我们这样搞下去吗?他们非下决心把这种隐患消除掉，这是斗争规律，我们只想到自己如何去做，一心想把敌人搞得很恐慌，而不想到敌人如何对付你，这是最愚蠢的想法。没有老婆租不到房子，我只好移到倪阿来家暂住。这是秘密工作所不允许的。我犯了错误了，就此种下了祸根。
刘阿二被捕，对我们是一个打击。尽管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厉害，但是，五一大罢工的任务逼得很近，省委又不断的催促，我们不得不还是在深夜出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甚至还在大白天到郊区工厂区举行飞行集会。这又进一步把敌人和自己搞得很紧张，五一的任务怎能去完成?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作用。我们这样蛮干，等于告诉敌人，共产党活动还很厉害，必须加紧搜捕，这就给党组织带来了更严重的破坏。每次行动，都有一些组织遭到破坏。街上到处是缉捕和警察，各厂的厂警对厂内外的工人监视特别严密。对城区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监视更加严密。有一次北塘小学有两位教师同志深夜在巷子里贴标语，躲在巷角的密探跟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将这所小学紧紧包围进行搜查，警察把昨夜贴标语的两位教师抓去，另两位教师被迫转移到乡下。这学校的组织就此垮掉。
敌人用严刑追查他们的上级领导人。审讯到第三天，供出在无锡的领导人叫顾雅思，敌人误听为顾阿四。再追查我的住址，他实在不知道，不久敌人将这二人枪杀了。当时只要你一供认是共产党，很少不被枪决的。
又一次，荣巷的工商中学教师在朱祥巷一带电线杆上贴了“打倒蒋介石!”等几张标语，敌人追查，几个教师同志不得不逃走，工商中学的组织就此垮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
敌人到处抓人，市面上人心惶惶。茶楼酒肆中，经常有人谈论顾阿四是什么样子，王阿弟又是什么样子。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越传越离奇。我为了隐蔽更深一点，活动更方便一点，便通过黄包车党小组老黄的关系，托人租了一辆黄包车，交了十块钱押金，每日交租金一元，余下归自己。我实在没有拉过黄包车，全靠老黄教我，年轻人一教就会，每夭也可拉到一两块钱。当时无锡一地就有黄包车近三于辆，拉车工人有五、六千人之多。我按照车佚打扮，戴上一顶破毡帽，脸上涂点灰污，很象一个车佚。有一天，我拉着一位老太太，刚进通惠桥附近的一条巷子，谁知道巷子里正突然进行搜查，警察将巷子的两头堵了起来。
“一个也不准出去!”警察朝行人厉声吃喝着。
我把车拉到巷子尽头，索性就在警察旁边停下车来，向车上一靠，随即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着火，抽起来，看着巷内的动静，内心有点紧张，表面上却很平静。警察看我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又看了看车上坐的老太，确认我是刚进巷子的，未问什么，搜查完毕，就放我过去了。据说，那次也抓走了两个嫌疑分子。
自从刘阿二被捕后，我派在南门坐机关的小黑皮也被捕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事。小黑皮是无锡C. Y.的负责人之一，个子不太高，黝黑的皮肤，长得不漂亮:我想新搞个联络点，决定派他去住在那里。单身汉租不到房子，我叫徐荣生(即徐志良)替小黑皮找个假老婆。徐荣生一直搞C. Y.工作的。他说有一位女同志南通人，学生出身，在南通蹲不住了，转移到无锡，由他介绍到丝厂当剥茧工的，人还老实，年龄也相当，比较合适，但她已有对象，需要做做思想工作。我们与女同志说妥，要她住几天机关就离开。她总算勉强同意了。我们就在南门外租了一间房子，叫他们搬进去。哪知搬进去的头天夜里，就生出了麻烦。一张铺，两个人。女孩子不肯与小黑皮一起睡铺上，小黑皮硬要她一起睡。她不愿，纠缠了一整夜。第二天，女孩子哭到我这里，我批评了小黑皮，他当面承认错误，回去还是照旧犯，那姑娘哭闹起来。房东老太就透过门缝偷看，很怀疑他两人的关系。第三天，姑娘又来找我，对我打个招呼，走了。房东老太怕连坐，泄露疑点，结果被侦缉队发觉，派人来一查，小黑皮又无正当职业，当即带了去。两杠子一压，就招供了。追查领导关系，他供出了我的一个化名。联络点被破坏，小黑皮被送到县政府，判了徒刑。当时，由于“假夫妻”而出事的实例不止一、两次，这办法实在要不得。我认为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笨事。
倪阿来说:“你先暂时住我家里，再慢慢想办法。你看怎样?”
我说:“对外怎样说法呢?”
“算是我翻砂厂里临时雇的一个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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