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福建永春,康明深从游击队营长的位置上被调任晋江军分区参谋。对组织而言,这是一次正常的整编安排;对这个曾经独自拉队伍、握兵权的人来说,却像是手中的刀突然被收走了。

康明深1909年出生于永春坑仔口玉西村。幼年家贫,后来被送作养子。十七八岁时,他投到涂友情门下,在地方武装中摸爬滚打,逐渐养成了把枪杆子视作立身根本的性格。

涂友情早年当过兵,后来在济阳一带聚众,1924年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康明深跟着他行动,在安溪民军冲突中表现凶狠,很快当上玉斗壮丁队长。权力来得越快,性情也越发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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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带队到达埔一带追击红二支队,却没有占到便宜。1936年前后,康明深又因杀害与自己不和的民军连长康明三,取代了对方的位置。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地位”和“兵力”格外执着。

抗日战争期间,经涂友情举荐,康明深前往贵州息烽的军统训练班受训,后来获得国民党少校军衔,并担任华安班第一教导营第一连少校副连长。抗战胜利后,他参与厦门接收工作,随后离开军职,回到永春。

回乡后,他办学校、建校舍,还试图借助旧日关系开发天湖山煤矿。计划因时局变化而搁浅。1948年,眼见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康明深接受中共方面争取,转入坑仔口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这段经历并非毫无成绩。他熟悉地方情况,也有带兵经验,先后担任游击大队长、营长。1949年10月,永春游击队与解放军主力会师整编,他没有继续担任作战部队主官,而是被安排到晋江军分区任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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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正出在这里。

康明深把参谋看成“没有实权的闲职”,认定组织是在削弱自己。他没有服从安排,报到后便收拾东西回家。有人劝他:“这是组织决定,不能由个人挑拣。”他没有听进去,反而把不满变成了重新寻找靠山的念头。

不久,旧相识康仲华登门。两人密谈之后,康明深再次被过去掌握武装的记忆牵动。随后,他联系了旧日地方武装人物苏玉英,又拉拢军统旧人刘子宽,试图在永春一带重组队伍。

刘子宽并不相信他,提出必须拿出“投名状”,声称要他杀害二十名干部,才肯接纳。康明深竟然答应下来。这个决定,意味着他已经从对职务的不满,滑向了公开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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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永春一区群团主席涂良愈正在家中处理事务,康明深带人突然闯入,将他绑到下洋涂山村后山。涂良愈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组织情况。康明深随后下令将他活埋。

杀害涂良愈后,康明深没有收手。当地一批枪支准备上缴组织时,他派人截夺,并封锁村庄出入口,切断电话线,占据制高点。村民想离开,也受到阻拦,整个村子陷入紧张。

为了压制消息,他又指使部下杀害邓联春等干部。1950年3月1日,担心事情败露,康明深再次下手,杀害五名干部后,带着抢来的武器逃入山林。前后遇害的干部达到十三人。

案件传开后,地方党组织立即将康明深列为重点追捕对象。他先逃往金门方向躲藏,过了两个月,又纠集五十多人返回山林。此后半年,他不断变换藏身处,对当地百姓实施威胁,试图依靠恐惧维持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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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11日,台湾方面召集永春周边八名匪首召开所谓“八县联防会议”,策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福建军区获悉后,决定趁会议人员集中之际实施突袭。晋江军分区命令二五九团担任主攻,二五三团负责掩护。

部队连夜出发,经过近一天一夜行军,抵达深山中的土楼。匪徒没有料到解放军行动如此迅速,武器库很快被控制,制高点和出入口也被封锁。多数匪徒放下武器,康明深与苏玉英却不在投降人员之中。

俘虏供出,两人从下水道逃走。追击部队沿通道搜索,随后又从村民处得知,逃匪曾杀害村民并抢走粮食。部队继续追赶,在山林中将苏玉英及数名匪徒击毙。

康明深则躲进草丛,仍持枪抵抗。追捕部队发现其踪迹后展开还击,他中弹倒地。至此,这名曾任游击队营长、晋江军分区参谋的人,在杀害十三名干部并组织武装叛乱后,死于福建山地的追捕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