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香港跑马地蓝塘道69号，杨应彬从美国访问归来，专程拜访张发奎夫人刘景容。谈到张发奎旧部的身份问题，他忽然问道：“当年，大王知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
刘景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换了个说法：“从政治思想倾向上看，他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人；至于有没有组织关系，他不愿深究。”
这句话，恰好点出了张发奎与共产党人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不是公开的政治同盟，也不是简单的上下级信任，而是在抗战环境中形成的一种彼此试探、彼此利用，又带着几分默契的相处方式。
张发奎早年与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来往甚密。周恩来、叶挺、叶剑英等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与他共事。大革命失败后，他没有对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展开大规模清洗，许多人得以离开军队，或转入其他地区继续工作。
1927年南昌起义前后，起义方面曾考虑争取张发奎。虽然最终双方没有走到一起，但起义军名义上的总指挥一度仍是张发奎。这样的历史关系，使他后来成为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重点关注的人物。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发奎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参加淞沪会战，负责东战场一线。部队扩编之后，他想设立政治部门，却没有得到蒋介石批准。于是，他转而请郭沫若协助，组建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
郭沫若、田汉从上海文化界推荐了四十余人。张发奎明知其中不少人立场偏左，仍然表示：“现在是共赴国难，我不怕。”战地服务队由此承担起军队政治教育和民众动员等工作，后来内部还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这个支部并非专门搜集情报的秘密机构。它更重要的任务，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框架内开展工作，尽量影响和团结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进步力量。成员既要遵守组织纪律，也要在公开岗位上完成本职工作。
1938年4月，周恩来、博古在武汉接见特支成员，强调张发奎所属司令部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据点，不能轻易放弃。杨应彬当时年纪很轻，却已经被安排进入这条特殊战线。
杨应彬1936年入党，抗战爆发后进入战地服务队。后来经张发奎推荐，他到贵州独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学习。审查期间，校方从信件中发现了带有进步色彩的文字，他一度面临危险。
左洪涛获悉情况后，设法请张发奎出面。张发奎以杨应彬成绩优异、表现可靠为由写信担保，军方因此没有继续追查。杨应彬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获得中正剑，随后被调回第四战区司令部工作。
有人曾当面提醒张发奎：“让杨应彬带兵，不怕出问题吗？”张发奎只是大笑：“他跟着我打过东战场，能有什么问题？”这句话既有长官对部下能力的信任，也带着一种不愿把事情挑明的意味。
1945年，杨应彬与郑黎亚结婚。郑黎亚同样是特支成员，两人的婚事并非临时安排，而是早有约定。张发奎出席婚礼时，故意问道：“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杨应彬没有承认，张发奎也没有追问。随后，他仍替新人讲话，实际上是向外界表明：这两个人是自己认可的部下。对当时的杨应彬夫妇而言，这种公开支持比一句明确表态更有用。
1947年，特支奉命撤离。杨应彬以请假为名准备离开，张发奎起初并不批准，后来才勉强放行。杨应彬一家抵达香港后，张发奎又以“籍假不归”为名发出通缉。
这道手续看似严厉，细节却耐人寻味。张发奎没有使用“共产党嫌疑”这样的罪名，否则杨应彬很可能被港英当局扣留并遣返。对一名身处国民党军系统的将领来说，这或许已经是他能留下的保护余地。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广东方面后来推动其骨灰归葬故乡，杨应彬、左洪涛等旧部也参与相关工作。至于张发奎究竟知道多少，刘景容那句“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人，但不愿深究”，大概就是这段历史最接近事实边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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