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6年夏天，不列颠约克城，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病逝，陪在身边的儿子君士坦丁随即被军队拥立为“奥古斯都”。这个决定看似突然，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几乎同时震动了整个帝国。
在罗马，皇帝不是坐在宫殿里等着继承的职位。谁掌握军队，谁得到将领拥护，谁就可能披上紫袍。至于元老院、旧制度和宫廷礼仪，往往只是事后补上的合法说法。
戴克里先原本想用制度解决这个难题。
公元293年，他建立“四帝共治”体制：东西两位正皇帝称“奥古斯都”，各自配一位副皇帝，称“凯撒”。这样做的目的很实际，帝国疆域太大，一个人难以同时应付波斯、莱茵河和多瑙河方向的战事，副皇帝既能分担军务，也能提前培养接班人。
但这套制度有一个致命问题：皇位究竟由制度决定，还是由军队决定？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与西部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主动退位。戴克里先回到达尔马提亚的宫殿，种植卷心菜，过起了少见的退休生活。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设计的权力架构，只维持了一年便开始松动。
新任东部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希望扩大影响，把亲信塞维鲁推到西部担任凯撒。西部军政集团对此并不买账，尤其是意大利禁卫军，他们不愿接受一个来自帝国东部、缺乏声望的将领来统领自己。
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军队拥立君士坦丁。伽列里乌斯却只承认他为凯撒，等于告诉这位年轻将领：你可以带兵，但还不能与我平起平坐。
君士坦丁没有争辩太久，只回了一句：“既然军队已经作出选择，名分可以慢慢谈。”
这句话未必真有史料依据，却很符合当时的现实。军队拥护，便是最硬的本钱。
罗马城的禁卫军也在同一年拥立马克森提乌斯。此人是马克西米安之子，身上带着旧皇室的血统。马克西米安见儿子得势，重新出山，父子二人共同对抗塞维鲁。
塞维鲁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名义上拥有皇帝头衔，却缺少西部军队的信任。部队行至意大利后，大批士兵倒向马克西米安一方，塞维鲁兵败被俘，后来被处死。皇帝的紫袍没有给他带来安全，反而使他成为权力交易中最先被牺牲的人。
公元308年，局面更加混乱。伽列里乌斯任命李锡尼为西部奥古斯都，原有的矛盾并未因此消失。君士坦丁、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安、伽列里乌斯、李锡尼和马克西米努斯，都在不同地区拥有军队、官僚或政治支持。
严格说来，这六人并非都在同一座城市宣布自己是皇帝，也不是每个人都得到全帝国承认。但按当时的实际控制范围计算，罗马世界确实出现了六位彼此竞争的最高统治者。再加上非洲的地方割据者亚历山大，帝国一度接近“七王并立”。
有意思的是，皇帝越多，皇位反而越危险。每一位统治者都必须不断赏赐军队、维持边防、打击竞争者。军费越高，税收压力越大；税收越重，地方反抗越多；地方越不安，皇帝越要依赖军队。这个循环一旦启动，谁也很难主动停下来。
马克西米安在公元310年失败身亡，伽列里乌斯则于311年病逝。关于他的病情，后世记载充满宗教化和道德化色彩，具体症状难以完全确认。可以确定的是，他死后，帝国的竞争并没有结束，只是从多人混战逐渐收缩为君士坦丁、马克森提乌斯、李锡尼和马克西米努斯之间的较量。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从高卢南下，在米尔维安桥战役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在撤退时落入台伯河溺亡。此战之后，君士坦丁控制了罗马城和意大利大部，西部皇位终于出现了真正的强者。
另一边，李锡尼在东部击败马克西努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通过婚姻结盟，并共同承认各地信仰活动的合法权利，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米兰敕令》背景。两人暂时握手，并不代表矛盾消失，只是因为双方都需要时间整顿势力。
公元316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爆发战争。李锡尼失利后暂时求和，保住了东部统治。可到了324年，双方再次决战，君士坦丁先在哈德良堡取胜，随后又在赫勒斯滂海峡和克里索波利斯击败李锡尼。
李锡尼被俘后失去帝位，次年被处死。至此，从戴克里先退位开始的长期内战才真正落幕，罗马重新由一位皇帝统治。
戴克里先曾经试图让皇位变成一套可以交接的制度，结果却证明，制度若没有军队、财政和政治集团共同维护，仍然可能被一纸军令撕开。罗马人明知道皇帝常常死于政变、战败或宫廷清洗，却仍然争相靠近那张宝座，因为在那个时代，紫袍意味着财富、军权和生死裁决权。代价很大，诱惑也同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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