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5月，四川大渡河南岸，石达开面对陡涨的河水和对岸逐渐逼近的清军，手中还有数万兵马，却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渡河的时间。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战败，而是一连串选择叠加后的崩塌。石达开曾纵横西南，部众也有过安宁河伏击清军的胜利，可到了紫打地，兵力、粮道、向导和各路援军，几乎同时出了问题。
石达开离开天京，源于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力裂痕。1857年，洪秀全重新调整中枢权力，翼王虽有威望，却难以继续掌握全局。石达开自安庆出走，带走大批将士，从此不再以天京为根基，而是开始寻找一块能够独立立足的地方。
这条路走得极远。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直到云南、贵州和四川，石达开部队辗转多年，行军范围横跨西南多地。可队伍没有稳定的粮源与根据地，越走越像一支不断迁徙的军队。
有意思的是，石达开并非没有战略眼光。他很清楚，若不能占据四川，部众迟早会陷入困境。四川地形险要，物产丰厚，又有山川作为屏障，正适合建立长期据点。因此，他曾多次谋划入川，目标始终指向成都。
1862年秋，石达开再次部署入川。他把兵力分成三路：赖裕新从云南方向推进，李福猷由贵州进入，自己率中军从叙府以南策应。这个计划看起来声势很大，实际却存在明显隐患——各军相距太远，山路阻隔，彼此难以及时呼应。
战事开始后，石达开一度进展顺利，也曾在横江镇遭到清军伏击，损失不轻。赖裕新一路推进较快，使石达开重新看到希望。1863年4月，他率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南部。可是三路兵马从此失去联络，原本的合击计划，逐渐变成各自为战。
5月3日，石达开在安宁河附近设伏，击败由宁远赶来的清军。这场胜利来得很及时，军中士气明显回升。有人甚至认为，成都已经不再遥远。
但通向成都的道路，并不只有地图上的距离。大路虽然平缓，却绕行较远；冕宁至紫打地的路线更近，却山势险峻，河流密布。石达开选择后者，或许是想抢在清军完成布防之前，迅速渡过大渡河。
5月中旬，石达开抵达紫打地，也就是今天四川石棉一带的安顺场附近。此时，他并不知道赖裕新已经在越隽一带战死，自己实际上失去了重要的侧翼力量。更严重的是，通往成都的另一条路线已被清军和地方势力牢牢牵制。
当地土司王应元等人，起初接受了石达开的财物与承诺，表示愿意提供便利。可四川总督骆秉章很快展开招抚和利诱，土司态度随之改变。石达开抵达后，渡船被撤，沿岸道路也受到阻拦，原本以为可以借道通过，结果变成处处受制。
当时清军尚未完全赶到，若能立即扎筏抢渡，石达开仍有机会争取主动。遗憾的是，队伍没有马上行动。相关记载还提到，石达开妾室在此时产下一子，孩子取名石定忠。军中因此有所停顿，渡河计划也被推迟。
“水势两三日便会退去。”当地向导的这句话，影响了石达开的判断。
几天之后，大渡河水势不但没有迅速恢复平缓，反而因连日降雨更加湍急。清军趁机赶到北岸，架炮设防。石达开再想强行渡河，面对的已经不是空旷河岸，而是河水、枪炮和严密防线。
5月17日以后，太平军多次组织抢渡。有人试图利用木筏，有人寻找铁索桥和浅滩，但不是船筏被冲散，就是在接近对岸时遭到火力压制。南岸部队人多，却无法展开；清军兵力未必占绝对优势，却掌握了渡口和地形。
围困持续到6月，石部伤亡不断增加，粮草也被清军焚毁。几万人的队伍挤在狭窄地带，既无法向前，也难以退回。军中开始出现饥饿、疾病和逃亡，昔日的机动作战能力被一点点磨掉。
石达开并不是没有尝试突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每一次进攻都像是在用残存兵力换取短暂喘息。大渡河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选择，真正困住这支队伍的，是失去联络的各路人马、被切断的粮道，以及对地方势力判断失误后的连锁反应。
有人劝他突围，也有人主张分散渡河。石达开明白，若自己独自逃走，部众很可能遭到追杀；若继续硬拼，剩下的人同样难有生路。这个决定极其残酷，却牵涉数千将士的性命。
1863年6月下旬，石达开接受清军提出的条件，携幼子石定忠及部将前往谈判。清军随后对太平军余部进行处置，曾被允许暂时留在大树堡的精锐，大多未能生还。石达开被押往成都，骆秉章负责审讯和处置。
关于他在成都受刑的具体日期，不同史料记载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石达开最终于1863年在成都被处死，年仅32岁。那个曾经统领千军、令湘军忌惮的翼王，人生最后的战场，不在城池之间，而在一条无法渡过的大河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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