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4日，北京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等人围绕出兵朝鲜展开讨论。屋里的气氛很沉重，没有人把这看成一次普通的军事调动，因为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是要不要同世界上装备最强的军队正面交手。
朝鲜战局的变化，来得比许多人预想得更快。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宣布出兵，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对中国而言，战火已经不只是半岛内部的冲突，美国军事力量同时逼近台湾和东北，安全压力骤然增加。
7月7日，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这个决定看似是边境防御，实际已经包含了应对战争扩大的准备。最初被毛泽东考虑的主将，正是粟裕。
粟裕当时43岁，正处于军事生涯的高峰。解放战争中，他指挥华东野战军连续进行大兵团作战，孟良崮、豫东、淮海等战役，都留下了鲜明印记。毛泽东称赞他“淮海战役立了第一功”，并非泛泛之谈，而是对其判断战场、调动兵力能力的肯定。
有意思的是，粟裕并不是不愿意接受任务。接到电报后，他一面准备工作，一面如实报告病情。早年负伤留下的弹片，加上长期紧张作战，使他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征。头晕发作时，连转动视线都十分困难，吃饭时还要把饭菜排成一条直线。
毛泽东仍希望他到北京任职，并把时间推迟到8月上旬。电报中说得很明确：身体好转，就承担工作；身体不好，就继续休养。这种安排既体现了信任，也说明中央当时确实把粟裕视为最合适的人选。
然而，粟裕的病情没有按照计划恢复。青岛休养期间，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文件和书籍已经难以阅读，每天只能看一会儿报纸。对一个习惯在地图和电报中判断战局的将领来说，这种状态显然无法支撑高强度指挥。
东北边防军的指挥因此出现调整。高岗负责东北边防军的领导工作，第十三兵团承担具体备战，第四十二军等部队陆续集结。后来部队规模不断扩大，东北方向逐渐形成了一支能够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力量。
粟裕无法出任，并不意味着中央放弃了原来的部署。林彪也曾被列入考虑范围。林彪在平型关战斗后负伤，伤势长期影响身体，1950年又处于休养状态。更重要的是，在出兵问题上，他倾向于谨慎行事，主张加强东北防御，避免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同美国军队交战。
林彪在会议上说，中国刚刚结束长期战争，国内建设尚未展开，军队装备也远不如美国。如果贸然出兵，一旦不能挡住对手，战火可能直接烧到东北。这个判断有现实依据，不能简单归结为畏战。
陈毅则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得知朝鲜局势恶化后，他曾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愿意带兵出征。陈毅长期担任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主要领导，既有军事经历，也有政治工作经验，主动请缨体现了军人的担当。
但是否愿意出战，只是选将的一项条件。毛泽东考虑的是整个战场的需要。陈毅后来担任上海市主要领导，承担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等重任；刘伯承也正在筹办军事学院。培养军队干部，同样是新中国无法推迟的大事，因此二人都没有成为最终人选。
10月1日，朝鲜方面向中国求援。此时，朝鲜人民军已经遭受严重挫折，韩国军队和美军先后向三八线以北推进。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战争性质进一步变化。周恩来通过印度方面向美国传递态度，明确表示，若战火继续逼近中国边境，中国不会坐视不理。
10月4日，彭德怀从西北赶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他没有急着发言，只是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林彪发言时，分析了美国的海空优势、工业能力和战略纵深，认为中国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参战。会场上，不少人也有类似担忧。
彭德怀沉默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散会后对他说：“老彭，你今天怎么一言不发？”彭德怀没有马上回答。第二天，两人在菊香书屋见面，毛泽东再次询问他的意见。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照我的意见，一个字，打！”
这不是一句冲动的话。彭德怀清楚中国军队装备落后，也知道美国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工业基础。他的判断是，如果等美军抵达鸭绿江边，中国将面对更被动的局面。彭德怀后来讲得很直白：与其将来被迫应战，不如趁敌人立足未稳时主动出击。
毛泽东问他：“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以为已经决定让林彪出征，便反问了一句。毛泽东说明林彪身体状况不适合承担这一任务，又问：“这个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有没有准备？”
彭德怀回答：“我服从任命。”
10月5日，中央正式决定由彭德怀统率入朝部队。10月8日，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夜，志愿军部队开始渡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战场。
这个人选的确定，并不是谁主动、谁勇敢那么简单。粟裕受病情所限，林彪身体和判断各有现实因素，陈毅虽主动请战，却有其他重要任务，刘伯承则肩负建军育才的职责。彭德怀最终被推到前线，是因为他既敢于承担最困难的任务，也能在巨大风险面前保持清醒判断。那场决定，改变了朝鲜战局，也把新中国的国防安全推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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