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湖北第五战区司令部，项乃光穿着八路军服装突然出现，向李宗仁表示，自己掌握中共在第五战区的组织情况，愿意提供全部情报。这个年轻人来得突然，话说得又满，李宗仁没有立刻相信。

项乃光出生于1915年，辽宁开原人。日本侵占东北后，他随家人离开故土，后来在北平求学。学生运动的冲击，使他逐渐接触进步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较强的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先后在北平南区、中原局联络系统任职，接触过不少重要信息。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叛变并非普通人员的临时倒戈。项乃光熟悉地下工作的联络方式，也知道第五战区部分组织的活动情况。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了他向国民党邀功的资本。

李宗仁曾让秘书尹冰彦试探他的动机。尹冰彦问：“既然在党内已有职务，为什么要离开？”项乃光回答得很快：“那里管得太严，个人没有发展。”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谈理想，实际却更多是为自己的选择寻找说辞。

项乃光提供的情报，很快引起国民党方面重视。相关人员遭到排查，一些联络渠道被破坏，部分隐蔽战线人员也因此暴露。后来，这起叛变被称为“小项事件”，影响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

蒋介石对项乃光颇为看重，戴笠也把他吸收到军统系统。项乃光被授予少将身份，并参与所谓特种政治人员的训练和情报工作。对一个刚刚叛变的人，军统既要使用，又不可能完全放心，派人同行监视，正说明这种信任始终带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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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项乃光被派往华中地区，重点活动于鄂西北一带。那里是他熟悉的区域，他利用过去掌握的情况，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拉拢部分人员充当耳目。对普通群众，他往往软硬兼施：先许以职位和利益，不成便以拘押相威胁。

这种做法造成的破坏很直接。地下组织被迫收缩，人员往来更加困难，许多群众不敢再公开接触进步力量。随后，他又被派往皖南等地，继续从事情报搜集和内部破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项乃光进入徐州行营系统。何基沣曾是他早期接触过的上级，后来身份暴露，项乃光的叛变是重要原因之一。两人再次碰面时，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何基沣也因此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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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项乃光被调到长春，负责军统在当地的情报事务。长春当时是东北战场的关键城市，国民党军政机关、情报机构和地方势力交错在一起。他到任后扩大侦察网络，还组织武装力量，试图在解放区制造破坏。

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人，也开始清理国民党内部的异己。所谓“特秘处”掌握了大量审查和抓捕权，一些军政人员被关押，地方社会也陷入紧张。权力一旦脱离约束，敌我界限便会被个人野心不断扩大。

1948年长春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后，项乃光的真实处境暴露出来。他曾在会议上主张突围，甚至拉拢人员分散行动。有人劝道：“城外防线严密，贸然出去只会增加伤亡。”项乃光却不愿接受，仍想着为自己寻找退路。

突围没有成功，他便改穿难民衣服，带着随从混出长春。曾经在城内大肆搜捕他人的人，到了危急关头，也只能躲进人群中逃命。这一细节，比许多口号更能说明他的选择：他把忠诚当作谋取地位的工具，却从未准备为所依附的政权承担代价。

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项乃光继续从事情报和统战方面的工作，往来于台湾、香港之间。早年叛变带来的地位，使他得以在岛内继续任职；而他对大陆方面的政策始终保持警惕，也说明这条路一旦走上，便很难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1992年，曾任国民党长春市市长的尚传道返回大陆。通过这层关系，项乃光转达了一个请求：“我想回长春看看。”长春方面表示可以接待。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成行，1993年便因病在台湾去世。那座他曾经竭力控制、最终又仓皇逃离的城市，终究只留在了他的晚年愿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