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冬，成都城内，蜀汉后主刘禅面对魏军逼近，谯周劝其出降。有人主张死守，有人认为大势已去。谯周说：“与其让成都遭兵火，不如保全百姓。”这句话听来像是为蜀汉着想，却也暴露出一个现实：到了这个时候，许多益州士人已经不再把蜀汉视为自己的政权。
蜀汉灭亡，并不能只归咎于黄皓弄权、姜维北伐失利或朝廷人才凋零。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刘备集团始终没有完全融入益州。它在成都建立了国家，却没有真正解决外来集团与本地豪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公元214年，刘备攻取成都，取代刘璋成为益州之主。表面上看，这是刘备事业的一次重大飞跃；换个角度看，却是一个荆州军政集团进入益州、接管地方资源的过程。刘备手下将士多来自北方、荆州或其他地区，对于当地土地、官职和人口，他们是掌权者，也是外来者。
刘备麾下大致存在几股力量。最早跟随他的关羽、张飞、赵云等人，以军功立足，属于典型的武人集团；诸葛亮、庞统、蒋琬、费祎等人，则更多依靠士人身份和治理能力进入核心。除此之外，还有刘璋旧部、益州本地豪族，以及马超、魏延这类带着私人部曲归附的将领。
这些集团并非铁板一块。刘备入蜀后，确实采取了安抚政策。刘璋旧臣董和受到重用，李严、吴懿等人也被安排到重要位置。对益州本地人士，刘备同样有所任用。可以说，他并没有简单地把刘璋旧部全部清除，而是试图用官职和权力换取合作。
这种做法在刘备生前还能维持。夷陵之战爆发于221年，主战场在222年，刘备调动的将领中既有荆州旧部，也有益州人士。黄权负责江北防务，后来因道路阻断被迫降魏；马忠等人也在战事中发挥作用。各方能够共同出兵，说明蜀汉内部仍有共同利益，至少在刘备的个人威望下，矛盾没有公开撕裂。
但合作不等于认同。
刘备集团内部，武人与士人之间本就存在隔阂。关羽、张飞靠战场功劳起家，诸葛亮等人则掌握政务与谋划。刘备称诸葛亮为“如鱼得水”，这种亲密关系难免让旧日部将产生距离感。更关键的是，掌握军政大权的荆州集团，始终没有把益州豪族真正吸纳进权力核心。
益州本地大族并不天然拥护刘璋。刘璋统治软弱，无法有效控制地方，是刘备能够进入益州的重要条件。可这并不意味着益州人愿意长期接受另一个外来集团统治。他们希望的是本地士族拥有更大话语权，而不是从刘璋手中换到刘备手中。
诸葛亮执政时期，北伐还有一层现实作用。蜀汉疆域狭小，内部派系复杂，持续对外用兵既是复兴汉室的国策，也能把不同集团暂时拧在一起。军队需要粮秣，地方需要服从，朝廷的权威因此得以加强。可战争拖得越久，益州承担的徭役、征发和运输压力也越重。
诸葛亮死于234年后，蒋琬、费祎相继主持国政，北伐逐渐趋于谨慎。蒋琬在239年前后曾考虑由汉水、沔水方向进取上庸等地，却受到朝臣反对。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反对出兵，并不只是军事判断，也反映出益州士人不愿继续为荆州集团的战略目标承担代价。
费祎于253年遇刺身亡后，蜀汉政局进一步变化。姜维不断出兵，朝廷内部却缺乏足够的制衡力量。益州籍官员逐渐进入中枢，对战争的态度也更加冷淡。姜维看到的是北伐机会，地方士人看到的却是粮食、民力和家产被反复调动。
景耀元年前后，也就是258年，益州士人谯周撰写《仇国论》。文章借古论今，表达了对连年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忧虑。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言论并未给谯周带来严厉惩罚，说明蜀汉朝廷已经无法、也不愿再彻底压制益州本地士人的声音。
到了263年，魏军兵分数路伐蜀。钟会主攻汉中，邓艾则从阴平险道出兵，绕过蜀军主力，突然进入成都平原。姜维虽在剑阁挡住钟会，却来不及回援。邓艾抵达成都附近时，蜀汉朝廷面对的已不是一场普通边境失守，而是权力中心突然暴露在敌军面前。
刘禅问：“成都还能守吗？”谯周回答：“国势如此，不如保全宗庙与百姓。”这番劝降未必只是个人怯弱，也代表了部分益州士族的选择。他们不愿为一个由外来集团建立、长期让益州承担战争代价的政权死战。于是，成都在263年11月向邓艾军投降，蜀汉覆亡。
当然，不能说所有益州人都仇视刘备，更不能把蜀汉灭亡简单解释成“土著卖国”。蜀汉也有不少益州将领和官员为国效力，姜维麾下同样有本地兵将。问题在于，刘备建立的国家始终带有鲜明的荆州集团色彩，等到旧部凋零、北伐失去号召力，维系各方的纽带便逐渐断裂。
蜀汉亡后，司马昭为稳定益州，采取了分化和迁徙等办法，原有的外来军政力量被重新安排，益州本地势力获得了更大活动空间。谯周劝降的那一刻，未必意味着所有人都憎恨刘备，却清楚表明：一个不能让本地豪族产生归属感的政权，到了危急关头，很难指望他们替它承担灭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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