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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只有在中国朝廷里，阉人是被叫作“宦官”的。
因为他们的确是一种官儿：底层的小宦官暂且不说，但凡混出点名堂，就有官职，有品级；在有些朝廷，比如南北朝，宦官还可以封王。一个挨了刀的人，照样能穿上袍服，站在朝班里。
这在别的国家，是想都想不出来的事。
到明朝，因为宦官的衙门是十三监，所以这些人又被称为“太监”。太监可了不得，不仅把持朝政，把持着东厂这个皇帝的特务机关，还负责监视一切官员。宫里的奴仆，成了宫外的老爷。一个伺候人的差事，能养成这样一股势力，也是独一份。
宦官的机构，到清代是最萎缩的。因为满人家奴组成的内务府，把多数宫廷事务包办了，这是满人的传统。太监只负责伺候人——伺候皇帝、太后、皇后和嫔妃，各级王府里也有太监。尽管如此，清代的太监，依然有品级，有官衔。名分这东西，只要沾上，就不肯轻易放下。
那些在太后皇帝身边伺候、而且得宠的太监，朝臣里明白事儿的，也照样得巴结。别的不说，靠他们，至少可以打探宫里的动静，知道皇帝或者太后对某件事的看法。上朝说话，心里也就有了底儿。
所以太监的位置，一半在宫里，一半在外头；两头都通，才是真本事。
可有意思的是，从来没有人认为，太监的存在是个问题。甚至洋人打进来、朝廷已经开始搞洋务以后，也没有人触碰这件事。好像地上有太监，就跟天上有太阳一样，理所当然。一件事成了习惯，就没人再问它对不对了，这就是习惯的厉害。要改，得等到外头有人来敲门。
庚子之后，朝廷下决心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学名叫新政。所谓新政的“新”，其实就是西方的样子，近一点的还有日本这个榜样。可没有皇帝的西方国家，和有皇帝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都没有太监。这场学习运动折腾一阵儿之后，居然碰到这个问题了。改革的难处，往往不在该学的学不来，而在不该留的丢不掉。
你要学西方，学得像，那宫里这批人怎么办？这是谁也没想过的事。学洋务的时候，买船买炮都好办；真学到这一步，才发现绊脚的地方在这儿。原来最难学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把洋人的物件买回来容易，把宫里的人安排走难。前者花钱就行，后者谁都不肯答应。
宫里的人当然不乐意。没了太监，宫里的苦活谁来干呢？头一个，马桶就没有人倒了；冬天烧煤，搬煤倒炉渣什么的，也没人干了。这些活又脏又累，总得有人伸手。可是除了太监，谁愿意进宫干这个？
宫里是个什么地方，外头的人未必肯进。
要是请外面的人来干呢？那么宫里还能保持纯洁干净吗？嫔妃和宫女如果出事怎么办？这些顾虑听着琐碎，可在宫里头，桩桩件件都是天大的事。说来说去，宫里第一要紧的，是清清白白、安安全全；体面这东西，比活计更要紧。
更有意思的是，直隶靠近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老百姓也非常生气。因为这种出产太监的地方，是好些贫民的一个活路；如果把这个路给断了，他们不高兴。改革改到这一步，连最没得到好处的人，也站出来不答应。断人活路，比什么都招人恨。
据说，光绪皇帝曾经奉西太后之命，跟袁世凯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越讨论，感到问题越是棘手，最后就只能先搁下了。为什么棘手？因为面上的账好算，底下的账难算。有些事不是想不明白，是想明白了，也办不了。光绪和袁世凯都是聪明人，讨论来讨论去，也讨论不出办法。
如果不先把皇帝的多妻制革掉，宫里的太监问题，就没法解决。而皇帝有众多的配偶，涉及朝廷的礼仪和礼制，不好处理。这一环扣着一环，谁也解不开。动一头，另一头就疼；两头一起动，就全都疼。所以到最后，往往是谁都不动。搁下也不是解决，是把问题先存起来。
看起来那么不文明、那么丑陋的太监，原来涉及朝廷的核心利益，只好先放放再说。一个最该废的东西，反倒因为牵连太广，谁都动不得。越是不合理的东西，越可能扎得深；浅的好拔，扎深的，连土带根。何况这底下还压着多少人的日子。
后来大清翘了，民国优待清室，但有一条：现存的太监就那样了，不许再招新太监。然而小朝廷和一些王府并没有遵守规定，偷偷摸摸地，还是会招几个。有一本清末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的口述史，口述者就是民国才做的太监。嘴上说不许，手底下照做，这种事向来不少。
其实在中国，有朝廷，有皇帝，就会有太监。就算明里的太监被废了，暗里的太监还会冒出来。割与不割，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那把椅子还在，就总有人愿意挨这一刀。所以真正该废的，从来不是太监，是那把椅子；可椅子要怎么废，那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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