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渤海湾海河出海口的长芦盐场，在一百年前的北洋岁月里，是北方一座不停“产出银元”的金库，更是北洋政府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石。
北洋时期天津汉沽长芦盐场
那时候田赋被各省扣住、关税大量拿去赔赔款，北京的历任北洋大总统和国会经常愁得发不出公务员工资、欠军队军饷。
长芦的白盐一出滩，换来的盐税，好几次帮摇摇欲坠的北洋中央续上了命。只不过这座金库，从来不是完完整整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长芦盐场到底在哪，又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会好奇：晒盐的地方，为啥叫“长芦”？难道这里盛产芦苇？还真猜对了！
早在唐宋，渤海湾这一带滩涂长满长长的芦苇，官府设置“长芦盐院”管理煮盐事务，名字就这么叫响了。后来盐务机关搬去天津，“长芦”这个老招牌却一直保留，它并不是某一块小小的滩地，而是一大片盐区的总称。
北洋时期的长芦盐区，地盘相当可观：从今天天津塘沽、汉沽一路向东，到河北黄骅、乐亭、滦南的海岸。鼎盛期有丰财（塘沽）、芦台（汉沽）、大清河、严镇、海丰等一大批盐场；后来经过裁并，主力就剩下塘沽丰财、汉沽芦台、乐亭大清河这三大巨头。
清末长芦盐场，工人在引海水入盐田晒粗盐
早在元代这里已经是北方产盐重镇；明清两代长芦就是供应京畿的“御用盐仓”。不过清代前期产量还比不上风光无限的两淮盐区。
一直等到铁路、海运慢慢发展，局势悄悄变了：两淮老盐滩海岸淤浅，产量一年不如一年；而渤海湾这一大片坡度平缓的泥质海滩，晴天多、蒸发猛，特别适合日光晒盐。曾经的“配角”长芦，一步步走上历史舞台的C位。
有个小冷知识：大家熟悉的塘沽，当年大半土地就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池；火车一出天津，老远就能看见盐堆像小小的雪山，当地人开玩笑：别的地方种庄稼，咱们这里“种白银”。
巅峰时刻：年产几百万担白盐，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时间来到1915‑1922这几年，可以说是长芦盐场的“黄金八年”。国内北方暂时没打大乱仗，滩田经过整修，盐工队伍稳定，加上天津作为大港口，运盐的火车、海船络绎不绝。
这里先说一个当年的计量单位：1司马担≈0.0605吨，也就是121市斤。
鼎盛阶段长芦盐区，每年产量稳定在750万‑820万司马担，换算过来大约45万‑50万吨，最高的1921年甚至冲到1000万担，差不多60万吨！
那时候全国全部盐区加在一起，年产大约4800‑5000万担。长芦一个盐区，就稳稳占掉全国盐总产量的20%。
论江湖地位：当时能压过长芦的也就只有整个两淮盐区加起来；有时候两淮闹水灾、滩田受损，长芦还能短暂坐上全国产量头把交椅。
民国时期，长芦盐场是北方第一，全国第二大盐场
它的销区更是让人眼红：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一大片北方大地，几百万人吃盐都指望长芦；盐从塘沽上船，走海路可以去山东、上海；走铁路顺着京山线运往华北内地。别的盐场再好，也很难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运输条件。
当然风光背后也有辛苦：鼎盛时长芦固定滩工、灶户有两万四五千人；每到收盐旺季，还会临时拉来上万短工。大太阳底下蹲在盐池里干活，汗水混着卤水，收入却少得可怜；大把的银子，大多跟晒盐的普通人没啥关系。
一担盐层层加价！巨大盐税成北洋的“救命钱”
很多朋友不理解：民国时期盐出场很便宜，老百姓买到手却很贵，其实中间最大一块就是盐税。咱们拿银元来算账，一看就懂。
北洋鼎盛那几年：盐刚从滩池出来，灶户卖给盐商的出场价，1司马担才0.5‑0.6银元。盐商一转手，加上运输、引票成本；再叠加上政府收的盐税，到内地市场卖到5‑7银元一担，远的销岸甚至八九银元。
北洋时期的盐引，官盐盐商的特权
这里面分量最重的就是盐税：长芦地区每担盐要收2.7‑3.1银元的盐税。简单算一笔大账：一年800万担左右的产量，全年应征盐税可以达到到2400万银元上下，好年头最高冲到过3000万银元！
3000万银元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精锐北洋陆军师一年军费也就一百万银元。这笔钱如果能全归中央，够养二十几个主力师,中央兵力可以扩充一倍！
可现实很骨感：别忘了1913年袁世凯和西方列强签过2.4亿银元的《善后大借款》，盐税是借款抵押品。税款一收上来，先由外国银行团把外债本息划走；剩下那一部分，业内叫“盐余”，北洋中央才能拿来用。
1913年，为了镇压南方革命党，袁世凯向列强签下了砍头息高达60%的2.4亿银元善后大借款
就算这样，长芦每年能给到北京中央手里的盐余，多数年份只有800‑1300万银元。千万别觉得这个数字不大，你得知道北洋政府有多“穷”。
北洋中央的尴尬：能抓在手里的财源少得可怜
说起古代朝廷财政，大家第一想到田赋。但到了北洋时代，这套玩法已经玩不转了。
各省军阀手握地盘，田赋、厘金这些收入，基本就是“自己收、自己花”，愿意给北京交多少全看心情，经常一分钱不上缴。
再看关税：海关总税务司长期由外国人主导；很大一部分关税收入，有条约规定必须拿去赔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留给中央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这么一圈数下来，北洋中央真正能够名义上控制的大额财源，主要就剩下盐税！ 盐税常年占北洋中央可支配财政收入的23%‑28%，堪称“第二国库”。
而全国盐税里面，长芦又贡献超过一半,这是由于江淮、东北和南方的盐场都由独立或半独立的地方军阀控制,北洋政府能征收的盐税非常有限,而长芦盐场由于地处直隶,在北洋中央政府眼皮子底下,能最大程度征收盐税。
毫不夸张地说：有好几次北京政府欠薪欠饷，全靠长芦刚到账的一批盐余救急。当时有报纸调侃：大总统不怕议员吵架，就怕长芦稽核分所那边“盐余批不下来”。
长芦盐场晒盐的“八帆立式风车”
但这里还有两层枷锁：一是有外国盐务稽核所，没有中外负责人一起签字，税款不能随便提；二是国内还有一批世袭的“长芦专商”，牢牢把住运销渠道，每年从盐的买卖当中赚走几百万银元。
等于说这座“白色金库”，北洋中央只能分到其中一块，剩下的被外债、外国机构、老牌盐商分走。想把全部好处拿过来？根本做不到。
大势崩塌：军阀伸手、洋人卡脖子，长芦慢慢失控
好日子总是不长。1922年之后，军阀混战越来越厉害，北京中央权威一天不如一天，长芦的好日子到头了。
直隶、河南一带的军阀看得很明白：天津存放盐款的外国银行里面的钱拿不到，但堆在塘沽、汉沽盐坨里的盐、地方盐务局收到的税款可以动手！就时不时派兵过去“临时借提盐款”，说是借，基本等于有去无回。
外国稽核所也经常以“要保证还债”为由，压缩拨给北京政府的盐余数额。两头挤压之下，北洋中央能拿到手的长芦盐余一年比一年少，有时候一年只剩下三四百万银元。
人心乱了，生产自然受影响：盐滩没人好好维护、盐工逃亡、私盐遍地，长芦年产量从最高60万吨一路掉到不足30万吨。曾经源源不断输送银元的白色金库，光芒渐渐暗淡。
等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时代画上句号。国民政府逐步收回盐务主权，改组盐务稽核机构；长芦的引岸专商制度后来也被废除，结束了盐商几百年世袭垄断的特权。
当然这条路并不平坦：抗战爆发之后，华北沦陷，长芦各大盐场落入日军手中；日本人拼命拉高产量，把大量海盐运往本土和伪满，又一次把这座盐场变成掠夺资源的工具。
历经沧桑：昔日北洋金库，今天依然闪闪发光
1949年之后，国家把长芦一带大大小小盐场统一接收、规划，成立长芦盐区。昔日分散的老滩田经过改造，机械化慢慢取代过去靠人力收盐的老办法；很长一段时间里，长芦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海盐生产基地。
最近几十年时代又变了：城市扩张、湿地保护、产业转型，塘沽很多老盐田已经变成城区、湿地公园；但汉沽、黄骅、沧州一带还有大片长芦所属现代化盐田。
解放后的长芦盐场盐田
大名鼎鼎的“长芦盐”依然是北方海盐的代表；除了老百姓吃的食用盐，还供给盐化工产业。当年那些盐坨、旧仓库、盐务公署旧址，不少已经变成历史遗迹，静静诉说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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