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对手给出的评价,才最能看清一个人的底色。在当年台湾保密局的侦办人员里面,李资生算是专门负责这类重大案件的老手,经手过不少被捕的地下工作人员,习惯了各式各样的应对方式。但在吴石这里,以往那套审讯办法全都不好用。后来他在香港《新闻天地》刊发的《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里,写下那句原话,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那段时间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拿到不少核心材料。淮海战役之前,他安排吴仲禧进入徐州剿总的机要部门,看到当面的兵力部署。渡江战役之前,他送出长江沿线的布防信息,部队番号、兵力配置都写得很细。到1949年夏天,上面一纸调令,要他去台湾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心里清楚,那个时候去台湾风险极大,岛上已经开始收紧管控,白色恐怖越来越重。但考虑到岛上的防务情报对后续解放很关键,他没有推辞,动身前往台北。一同赴台的还有他的副官聂曦,之后朱枫作为华东局的特派员,也来到台湾,专门负责和他对接情报传递。
监狱里的条件很差,审讯过程当中,吴石遭受酷刑,一只眼睛失明。和他关在一起的狱友刘建修后来留下口述,提到每次吴石被提审回来,状态都很差,身上有明显的伤,腿肿得厉害,很长时间没法正常活动。在没有提审的时候,吴石大多安安静静坐在牢房光线好的位置看书,手边就是几本史书,不怎么主动说话,也不会情绪失控大喊大叫。李资生见得多了,很多被捕的人,要么扛不住刑讯很快开口,要么情绪崩溃胡乱攀咬,要么一味硬扛,什么都不说。吴石不一样,他承认属于自己的部分,守住别人的部分,分寸卡得很清楚,审讯人员抓不到漏洞去突破。这也是李资生觉得侦讯艰难最主要的原因。
很多人后来了解吴石,大多只知道他是潜伏在敌人高层的将军,知道密使一号这个代号。可很少有人从对手的记录里面去看这段审讯。李资生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未必完全理解吴石为什么愿意放弃地位、家庭,冒着杀身之祸做这件事。吴石不是中共党员,他选择这条路,是出于对国家统一的期盼,不愿意看到国土长久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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