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只记住了吴石在马场町就义,却很少有人留意这条情报链条上剩下的人,在岛内抓捕风波传开之后,要面对什么样的局面。整个港台的联络网,因为一场叛变,一瞬间就到了崩溃的边缘,每一个留在线上的人,都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抉择。
吴石和何遂相交很早,两人都是福建同乡,早年一同经历护法运动,抗战时期又在第四战区共事,是几十年的老友。何遂是辛亥革命元老,在国民党上层人脉很深,虽然本人没有入党,但家里多名子女都是地下党员,这个家庭是当年上海局一条很重要的统战和情报渠道。1947年,是何遂看出吴石对国民党当局已经彻底失望,主动牵线,安排吴石和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见面,吴石就此接受组织安排,开始提供军事情报。那段时间吴石往返南京、上海,情报很多时候都是封好,写明由何遂收,再由副官聂曦送到何遂在上海俭德坊的住所,再由何家子女转交给组织。渡江战役前后,吴石送出的长江江防部署情报,对前线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8月,吴石接到组织安排赴台湾,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当时他其实有机会留在大陆,但是他考虑到台湾方向的情报缺口,还是决定动身入台。按照分工,港台之间的联络工作交由万景光负责,万景光是华东局对台工委驻香港的负责人,对外以商行老板作为掩护,香港就是吴石情报送回大陆的中转节点。吴石在台湾搜集到的台湾防御部署、海空军阵地、兵力编制等材料,缩印成胶卷或者写成密信,由信使带到香港交给万景光,再由万景光通过秘密渠道转送内地。一开始由聂曦往返港台送信,风险持续升高之后,组织决定派朱枫赴台,作为专门的交通员对接吴石。
何家这边的变故来得更早,何康的身份不慎登报暴露,一家人在台湾的安全风险急剧上升。组织很快下达指令,安排何遂一家尽快撤离台湾。吴石利用自己参谋次长的身份,帮忙协调机票,办妥离台手续,送何遂父女离开。1949年9月,何遂从台湾飞往香港,同年12月,何遂一行人就从香港回到了上海。这个时间点,距离后来吴石被捕还有好几个月。当时何遂只当是子女身份暴露,为一家人避险,并没有多想吴石在这件事里面的考量,吴石对外说自己身居要职,有身份掩护,暂时不会出事。
变故出在1950年年初,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第二次被捕之后选择叛变,交出了手里掌握的人员名单和联络信息。保密局顺着线索,一步步查到吴石这条线。3月,吴石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朱枫、陈宝仓、聂曦。审讯当中,敌人反复逼供,试图从吴石口中撬出更多联络关系,吴石始终守住底线,没有供出新的人员和联络方式,只是在私下留下遗书,交代家事,叮嘱子女守住本心。
吴石很清楚,何家是引荐他走上情报工作的关键一环,何家子女和地下组织联系紧密。只要何家留在台湾,一旦后续自己这边出问题,何家所有人都会被牵连进去。他借着何康身份暴露这件事,全力推动何遂一家先行离开台湾。很多话他不能明说,不能透露自己承担的情报任务,更不能讲清楚这条战线暗藏的巨大风险,任何一句多余的话,一旦泄露出去,整条情报网络都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只能借着帮老友避险的名义,安安稳稳把何遂一家送出险地。
万景光这边,在岛内抓捕持续发酵之后,已经在准备撤离。等到吴石牺牲的消息确认,风险进一步放大,万景光按照预定方案撤离香港,先转移到澳门短暂隐蔽,之后进入广州,安全回到内地,这条维系大陆和吴石之间最重要的中转通道,就此切断。
何遂在上海休养的那段日子,情绪一直很低落。他和吴石相交数十年,青年时期共经风雨,之后又是他牵线促成吴石和组织接上关系,很多内情只有他们两个人知晓。他后来和家里人说起这件事,心里一直放不下,他知道吴石原本也有脱身的机会,但是吴石选择留在台湾继续完成任务。聂曦跟随吴石多年,一直承担送信、掩护的工作,被捕之后同样坚贞不屈,最后和吴石一同赴死。
这条线上的人,分工不一样,面临的选择也不一样。万景光接到危险信号,执行撤离命令,保全自身,保住组织剩下的力量;吴石潜伏在敌人核心部门,暴露之后宁死不泄密,用生命守住其余同志的线索;何遂一家人提前脱离台湾,没有落入特务的罗网。在隐蔽战线当中,很多保护和安排,不会有直白的交代,只能藏在一件件看似平常的安排里面,彼此心照不宣。
相关档案慢慢解密之后,这段尘封的往事,才被更多普通人看见。时至今日,依旧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潜伏工作的底线就是提前疏散关联人员,这是隐蔽斗争最稳妥的做法;也有人感慨,身处随时会丢掉性命的险境,还能在有限的条件里,优先替老友一家安排退路,这样的心境,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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