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大婚夜
公元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
天还没亮，整个宫城就像被人从沉睡中猛然摇醒，四处都是人声和脚步声，灯笼火把把夜色烫出一个个窟窿。太监们弓着腰，在长长的甬道上来回奔跑，衣料摩擦出沙沙的声响。宫女们捧着铜盆、手炉、食盒，脚步细碎而急促。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吹得那些新挂上的红绸灯笼打着旋儿。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可几百个人的呼吸和动作加在一起，嗡嗡的，像一大群蜜蜂被关在罐子里。
婉容坐在坤宁宫东暖阁的炕沿上，凤冠压得她脖颈生疼。这顶凤冠是内务府新制的，上头镶了九只金凤，每一只嘴里都衔着一颗东珠。珠子不大，但在一屋子的红烛光里泛着沉甸甸的光泽。她觉得自己的脑袋像被人按进了一口铜钟里，四面八方都是闷闷的回响。
“皇后娘娘，该用合卺酒了。”一个老嬷嬷凑上来，声音恭恭敬敬的，脸上的褶子挤出一朵花来。
婉容点了点头。她看着面前那张紫檀木桌上摆着的两盏金杯，杯身上刻着龙凤呈祥的花纹。酒是琥珀色的，映着烛火，杯底沉着几粒枸杞和红枣。
她端起自己那一杯，等了等。
外面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小太监在门口探了探脑袋，被老嬷嬷一把推了出去。隔了一会儿，那老嬷嬷回来，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像一张干透的纸。
婉容端着酒杯的手没有抖。她只是慢慢地把酒杯举到唇边，抿了一小口。酒是甜的，甜得发腻，滑进喉咙的时候却烫得像一根针。
“都退下吧。”她说。
老嬷嬷张了张嘴。婉容没有看她，只是把那金杯轻轻地放在桌上，杯底磕在紫檀木上，发出一声很轻的响。
“我说，退下。”
门合上了。一屋子的红烛还在烧着，烛泪一滴一滴淌下来，在铜烛台上凝成一小堆一小堆的蜡油。婉容坐着没动，盯着面前那杯没有被人碰过的酒。酒面上映着她的脸，凤冠的影子倒在水里，一晃一晃的。
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窗边。窗上糊着新纸，她用手指捅了一个洞，冷风立刻灌进来。外面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子那头是一道高高的红墙。墙根下蹲着一个人，缩成一团，像是守夜的小太监。他大概听到了窗纸破开的声响，抬起头来。隔着老远，婉容看见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惊惶。
她缩回了手。
那一夜，她躺在铺着百子千孙被的炕上，一直没有合眼。凤冠取下来了，放在枕边，九只金凤在烛光里像九只死去的鸟。她能听见远处传来隐约的锣鼓声和唱戏的腔调。梅兰芳还在宫里唱着《霸王别姬》，唱到虞姬自刎那一段，满堂的叫好声穿过几重宫墙，传到这里，已经变得模糊而古怪，像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
大约是后半夜了，她听见坤宁宫外面有人在走动。脚步声很轻，但宫里的夜太静了，什么声音都藏不住。那脚步在她门外停了一会儿。她屏住呼吸，心跳得厉害，砰砰砰的，顶得胸腔发疼。
然后脚步又走远了。
她听见养心殿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笑声，是溥仪的，还有一个太监尖细的嗓音。他们在玩什么，大概又是那些瓶瓶罐罐和铜件儿。溥仪喜欢那些东西，一玩就能玩到天亮。
婉容把被子拉上来，蒙住了自己的脸。
她想起三个月前，父亲荣源把她叫到书房里说话的样子。父亲那天很激动，脸涨得通红，两手不停地搓着膝盖，说：“容儿，你要当皇后了。咱们家，总算没有白等。”母亲坐在旁边，一直抹眼泪，什么话都没说。
那时候她还笑，说：“民国都这么多年了，皇上不过是个名头。”
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你不懂。你不懂。”
她是不太懂。但她知道，从她被圈选为皇后的那一天起，很多事情就由不得她了。她读过书，会英文，见过洋人，还在天津的洋人家里吃过西餐。她原以为自己是不一样的，和那些旧画本里的皇后不一样。
可这间屋子里的一切，和两百年前没什么区别。红烛，红被，红帐子，红色的窗纸，连幔帐的流苏都是红的。她穿过的凤袍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在一旁的架子上，绣了金线的龙凤在烛火里一闪一闪的。她觉得那些龙和凤的眼睛都在看着她。
天亮的时候，外面传来敲钟的声音。婉容从炕上坐起来，头很重，像灌了铅。一个宫女轻手轻脚地进来，端着热水和干净的手巾，不敢抬头看她。
“什么时辰了？”
“回娘娘，卯时刚过。”
婉容把脚放到地上，鞋是冷的。她站起来的瞬间，一阵眩晕袭来，扶住炕沿稳了稳才站住。
“昨儿晚上，皇上去了养心殿？”她问，声音很平。
宫女的手明显顿了一下，水盆里的水晃了晃。
“回娘娘，是……是去了养心殿。”
婉容没有再问。她走到梳妆台前坐下来，镜子里是一张苍白而年轻的脸，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嘴唇干裂。她拿起梳子，一下一下地梳头。头发很长，从头顶一直垂到腰下，是乌黑发亮的颜色。她梳了很久，每一梳都梳到底，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外面，新的一天已经开始喧闹了。太监们在打扫昨晚的爆竹皮和瓜子壳，扫帚唰唰地响。有人在喊，该去向太妃请安了。
婉容放下梳子。
她穿上那件大红绣金的凤袍，重新戴上凤冠。这一次她没有觉得沉。
文绣在长春宫的偏殿里坐了一整夜。
她是前天进宫的。轿子从东华门抬进来的时候，她掀开帘角往外看了一眼。门洞又深又暗，两边的墙砖上长满了青苔，湿漉漉的，有一股霉味儿。后来她才知道，这道门被宫里的老人叫做“鬼门”。她是妃子，按祖制，妃子走的是东华门。
长春宫比她想的小得多。正殿是敬懿皇贵太妃住着，她住在偏殿。屋子里的家具都是旧的，桌子角上磕掉了一块漆，露出发灰的木头。床上铺的是半新不旧的绸子被面，摸上去凉飕飕的。她的嫁妆箱子整整齐齐码在墙根底下，一共十六抬，比婉容的少了好几倍。
她记得进宫那天，溥仪来看过她一次。她按照嬷嬷教的，跪在地上行三拜九叩的大礼，额头碰到冰凉的金砖地面，磕得有点疼。她跪了很久，膝盖麻了，手臂也酸了。等她抬起头的时候，溥仪已经站起来了。
“下去歇息吧。”他说。
就这一句话。
文绣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背影已经出了门。她看见他的后脑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辫子已经剪了，是短短的西洋式分头。那背影很瘦，肩膀窄窄的，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快，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他。
她躺在那张半旧的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坤宁宫那边很热闹，有唱戏的声音，有笑声，有爆竹声。她知道，溥仪在那一边。
长春宫这边什么都没有。敬懿太妃早就歇下了，整个院子静得能听见廊下风铃的叮当声。风铃是旧的，铜皮上生了绿锈，响声闷闷的，不太清脆。
文绣把一只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一个小布包。布包里是一本《古文观止》，书页都翻毛了。在进宫的轿子里，她一直摸着这本书，手指头在熟悉的字句上划过来划过去。那是她还在家里的时候，跟着先生念过的书。书页上有些字被水渍洇花了，那是有一年下雨，屋子漏了，水从房顶滴下来，正好滴在书页上。
她翻了个身，把布包贴在胸口。
外面有脚步声。一个太监在门口低声说：“淑妃娘娘，该歇了。明天皇后入宫，娘娘要……”
太监没有把话说完。
文绣知道他要说什么。按规矩，皇后进宫，妃子要在坤宁宫前跪接凤舆。她闭上眼，把头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新的，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儿。
第二天，皇后入宫。文绣穿好了衣裳，走到坤宁宫前等着。院子里站满了太监和宫女，个个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她站在人群后面，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绣了兰花的缎鞋。鞋尖上沾了一点泥，那是来的路上踩到的。
她等了很久。后来有人来传话，说皇上免了她的跪接。传话的太监说这话的时候，看她的眼神有点怪。文绣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回到长春宫，她坐到窗前，把《古文观止》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到折角的那一页。那一页上写着《前赤壁赋》，她小声念了几句，念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时候，声音忽然哽了一下。
她合上书，抬头看窗外。
窗外的天是灰的，院墙很高，遮住了远处的天空。一只麻雀落在墙头上，歪着脑袋看了她一眼，扑棱棱飞走了。
溥仪其实并不像别人以为的那样高兴。
大婚这些天，他每天都像在唱一出自己不想唱又不得不唱完的戏。穿什么衣裳，行什么礼，说什么话，全有太监和礼部的人给他安排好了。连脸上的笑也是排练过的。他觉得自己像个纸扎的人，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提着，抬手，弯腰，微笑。
大婚那天晚上，他确实去了养心殿。
坤宁宫里的一切让他喘不上气。那片铺天盖地的红色，红色的幔帐，红色的被子，红色的蜡烛，连婉容身上的衣袍都是红的。他不讨厌红色，可他受不了那种被红色包裹的感觉。那感觉让他想起小时候生病发烧，被太医用厚棉被捂着，浑身燥热，怎么蹬都蹬不开。
他更受不了的是婉容看他的眼神。
那眼神里有一种他无法回应、也不想回应的东西。那是……期待。
他跑出坤宁宫的时候，脚步快得连身后跟着的小太监都撵不上。到了养心殿，他在那间熟悉的屋子里转了好几圈，然后一屁股坐到炕上，叫人把那些瓶瓶罐罐搬出来，一个一个地擦。他的手指头摩挲着那些瓷器光滑的釉面，心里才慢慢安定下来。
“万岁爷，夜深了，该安歇了。”太监小声提醒。
“不急。”他说，手里还攥着一只青花小瓶，翻来覆去地看。
太监退到一边，不敢再催。
溥仪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那幅字，是他让人裱上去的，写着“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名单”。他每次看到那幅字，心里就会涌起一阵说不清楚的滋味。他不是不想当皇帝。他太想了。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大婚了，按规矩，他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可以亲政了。可大清早没了。他现在坐的这把椅子，不过是一把被人搬空了戏台子上的椅子。
他把青花小瓶放下，靠在被垛上，闭着眼。外面的唱戏声还在响着，模模糊糊的，像做梦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睁开眼，对太监说：“去，看看皇后歇了没有。”
太监去了，很快回来，说：“回万岁爷，皇后娘娘屋里灯还亮着。”
溥仪沉默了一会儿。“算了，”他说，“让她歇吧。”
他翻身朝里，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
后来，文绣在宫里待了两年，溥仪给她请了英文老师，也请了先生来讲四书五经。她每天读书、写字、绣花，日子过得像一杯没有滋味的白水。婉容有时候会来找她，两个人一起在御花园里散步，或者在西暖阁里喝下午茶。婉容教她吃西餐，教她用刀叉，给她看从宫外带来的画报。那些画报上印着穿旗袍的女人和穿西装的男人，还有汽车、洋房、电影院。
文绣看着那些画报，总觉得那些人和她隔着一层玻璃。
有一回，婉容问她：“文绣，你想没想过，要是当初你没进宫，现在会怎么样？”
文绣想了想，说：“可能在家里做针线活儿吧。或者嫁个普通人，每天买菜做饭。”
婉容笑了一下，那笑很淡：“那你后悔吗？”
文绣没有回答。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有时候会想起进宫前，住在大翔凤胡同的那个晚上。那是她进宫的前一夜，借住在爷爷的老宅里。宅子很旧了，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她坐在树下，看着天上的星星，觉得星星离她很远。
她并不怕进宫。她只是不知道等着她的是什么。
后来，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进了紫禁城。溥仪和婉容、文绣被赶出宫，住进了醇亲王府。再后来，他们去了天津，住进了张园。在天津的日子和在宫里不一样，溥仪可以出门了，可以逛百货公司，可以坐汽车，可以去跳舞溜冰。可他带着婉容去，不带着文绣。文绣住在楼下大厅南边的一间屋子里，每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睡觉。
文绣的生日没有人记得。婉容的生日，她送了宴席一桌、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她的生日那天，她坐在屋里等了一整天，没有等到一个人来。
1931年秋天，文绣离开张园，再也没有回去。
她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除了那本《古文观止》。书已经很旧了，书脊用棉线重新缝过。她把它塞进随身的小包里，坐上了去往北京城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看着窗外。天津的街道和楼房在窗户里慢慢退去，然后是田野，是村庄，是秋天的庄稼地。庄稼已经收过了，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茬子，一垄一垄的，伸向天边。
文绣靠在座椅上，把书从包里拿出来，翻开。书页在手指间轻轻翻动，她看着那些熟悉的字句，眼睛却有些模糊了。
她把书合上，闭上眼。
后来，文绣在北京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教国文。她改了名字，叫傅玉芳。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她从前是皇妃。她的学生们只知道，傅老师教书很认真，字写得漂亮，有时候会在课堂上念一些老文章，念到好句子的时候，她的声音会轻轻颤一下。
她再也没有见过溥仪。
婉容后来跟着溥仪去了东北。在长春，她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她抽上了鸦片，和溥仪的侍卫有了关系，还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孩子是被填进锅炉里烧化的。
婉容不知道这件事。她至死都以为，她的哥哥在外面替她养着那个孩子，每个月从她手里拿走一笔养育费。
1946年，婉容死在了吉林延吉的一间小屋子里。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有人说她死的时候骨瘦如柴，牙齿都掉光了，头发乱糟糟地堆在枕头上。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坐在木板床上，很久没有说话。
他想起大婚那天晚上的坤宁宫。红烛，红帐子，红色的凤袍。婉容坐在炕沿上，凤冠压得她脖颈生疼。他看了她一眼，就再也没看第二眼。
那个时候，他们都只有十七岁。
后来，溥仪被特赦后，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前半生》。在书里，他把那场大婚称作“小朝廷的最后一出戏”。戏散了，台上的人各奔东西，有的死了，有的活着，有的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他写书的时候，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院子不大，但有一棵枣树，秋天的时候会结满红红的枣子。他有时候坐在树下晒太阳，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会眯着眼，半睡半醒。
恍惚间，他好像听见远处有人在唱戏，唱的还是那出《霸王别姬》，唱到虞姬自刎那一段，满堂的喝彩声穿过几十年的光阴，模模糊糊地传过来。
他睁开眼，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枣树上落着一只麻雀，歪着脑袋看着他。
麻雀扑棱棱飞走了，他眯着眼看了看它的背影，那是一只灰扑扑的麻雀，肚皮上脏兮兮的，和宫里的那些锦鸡画眉不是一路货色。
院子里的枣树是几年前他亲手栽的。栽的时候还是棵细苗，如今已经长到屋檐高了。春天的时候开一树碎碎的小白花，引来一窝蜜蜂，嗡嗡嗡的在枝叶间钻来钻去。他看那些蜜蜂看了很久，看它们钻进花心里，毛茸茸的腿上裹着金黄色的粉，飞走的时候沉甸甸的。
那时候他刚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坐了十年牢，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坐公交车了。有人教他，买票要排队，上车要投币，下车要往后门走。他学得很慢，售票员不耐烦地朝他翻白眼。后来他学会了，常常坐三站地去西单，再坐三站地回来。什么也不买，就看看人。
西单的人多，满街都是蓝灰的衣裳。骑自行车的，推板车的，挎着菜篮子的，领着孩子的。他坐在公交车上，隔着车窗看那些人，觉得热闹。那种热闹和宫里的热闹不一样。宫里的热闹是唱戏的热闹，戏散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街上这些人是活着的，明天还在，后天还在。
后来街道办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在北京植物园卖门票。每天八点上班，五点下班，中间有一个小时吃饭。他开始很不习惯，因为在那里没有人对他下跪。来买票的人递给他毛把钱，有时候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起初他觉得屈辱，手指头捏着那张薄薄的钞票，捏得发白。一个月之后，他就不觉得了。
有一天，一个老头来买票，摸遍了全身口袋，还差两分钱。老头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要往回走。他叫住老头，从自己兜里掏出两分钱扔进钱箱，撕了张票递给老头。老头千恩万谢地进去了，他站在门口，看着老头的背影消失在花圃后面。那一刻他忽然想起文绣。
文绣走的那天，他不在家。后来他回来，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是几件旧衣裳和一把梳子。梳子是木头的，齿都断了两根。除此之外，她什么都没带走。
他记得有一年冬天，在天津张园。文绣屋里生了炉子，可烟囱堵了，满屋子的煤烟散不出去。文绣开了窗透气，冷风灌进来，她就抱着被子坐在床上，鼻尖冻得通红。他路过她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文绣抬起头，看见了他，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他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文绣屋里一直没有生火。第二天一早，她咳嗽着出来，眼睛熬得通红。他坐在楼下吃早饭，听见她的咳嗽声，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婉容坐在他对面，看了他一眼。
“皇上，”婉容说，“文绣屋里的烟囱该修了。”
他嗯了一声，没再说别的。
烟囱最终也没修。过了几天，文绣找了个会修炉子的太监，自己花钱修好了。太监说，淑妃娘娘给了他一元钱，还谢了他一句。那个谢字说得很轻，像是不好意思。
他放下筷子，推开碗，站起来走了。那天外面下了雪，天津的街道上白茫茫一片。他坐在汽车里，看着雪花一片一片打在车窗上，化成一滴一滴的水珠。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一道一道的，像什么人在哭。
那时候他不明白。现在他坐在北京的四合院里，眯着眼看枣树上新结的青枣，忽然就明白了。可明白得太晚了。
文绣走的那天，是个秋天的早晨。她在桌子上留了一封信，信上写着：“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他后来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封信已经被他的随侍们传看过好几遍了。信纸被翻得起了毛边，上面还有几个鞋印子。
他把信收起来，锁进了抽屉里。后来去了东北，那封信不知道丢在了哪里。
在长春的那些年，他做了康德皇帝。日本人让他穿龙袍，他就穿龙袍；让他祭天，他就祭天。婉容跟在身边，脸上越来越瘦，颧骨越来越高，眼睛也越来越空。她开始抽大烟，抽得很凶。有时候他半夜起来，听见她在隔壁房间里咳嗽，一声接着一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有一次他推门进去，看见婉容蜷在榻上，烟灯亮着，照着她苍白的脸。她看见他进来，笑了一下。那笑在烟灯的光里，像是一张纸被火苗舔着了，慢慢地卷起来，变成灰。
“你来干什么？”她问。
他没说话，站在门口。
“我知道了，”婉容说，声音很平，“你从来不进我的屋。今儿进来，是可怜我？”
他转身要走。婉容在后面笑起来，那笑声尖尖的，像是砸碎了一只瓷碗。
“溥仪，”她叫他的名字，“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那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也是最后一次。
后来婉容死了的消息传来，他正在抚顺的菜地里拔草。管教干部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这个消息。他蹲在地里没有起来，手里的草攥得紧紧的，指甲掐进草茎里，绿色的汁液沾了一手。
那天晚上他躺在通铺上，盯着天花板。旁边的犯人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又沉沉睡去。他听着那个人的呼噜声，想起大婚那天的坤宁宫。红烛，红帐子，红色的凤袍。婉容坐在炕沿上，凤冠压得她脖颈生疼。他看了她一眼，就再也没看第二眼。
那时候他们都只有十七岁。
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跑出坤宁宫呢？如果他进去了，掀了盖头，和她一起喝了合卺酒呢？他们会怎么样？也许婉容不会抽大烟，不会和侍卫私通，不会生那个孩子，不会疯。也许他们会有自己的孩子，有几个孩子，在宫里跑着闹着，把那些瓶瓶罐罐撞翻一地。
可他没有。他跑了。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粗布的，里面装着荞麦壳，硌脸。他想起在宫里的时候，枕头是绸面的，里面装着晒干的茉莉花。翻个身就有一股香气钻出来。
那香气早散了。散了几十年了。
第二天他照常出工，拔草，浇水，摘豆角。豆角架搭得高，他得踮着脚才能够着。有一根豆角长得特别长，翠绿翠绿的，坠在藤上。他伸手去够，忽然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前栽去。旁边的狱友扶了他一把。
“老溥，小心点。”
他站稳了，说了声谢谢。那个人松开手，继续干活去了。
老溥。他们都这么叫他。他刚开始不习惯，后来也就应了。老溥就老溥吧，反正溥仪也好，康德也好，宣统也好，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他就是一个在菜地里拔草的老头，穿着灰布衣裳，手上沾着泥。
有一天傍晚，他收工回来，在管理所的大门口看见一只麻雀。那麻雀站在门槛上，歪着脑袋看他。他蹲下来，它也不飞。他伸出手指头，它跳到他手指头上，爪子轻轻地抓着他的皮肤，痒痒的。
他想起小时候在宫里，太监们给他养了一只黄雀。那黄雀会叼小旗子，会翻跟头，会跟着哨子唱歌。他喜欢得不行，连睡觉都要把笼子挂在床边。后来黄雀死了，他哭了一天一夜，谁劝都不听。太监们没办法，又给他弄来一只，可那只不会叼旗子，也不会翻跟头，见了人就缩在笼子角落里发抖。他把它放了。
那只黄雀飞走的时候，在院子上空绕了三圈，然后往南飞去了。他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直到那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天边。
现在他手指头上的这只麻雀，大概就是那只黄雀吧。飞了几十年，终于飞回来了。
他把手一抬，麻雀扑棱棱飞走了，落在院子里的枣树上，歪着脑袋看着他。
他笑了一下。那笑很淡，嘴角往上牵了牵，又放下来。
后来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架葡萄。夏天的时候，葡萄藤爬满了架子，叶子密密匝匝的，遮出一大片阴凉。他搬了一把藤椅放在葡萄架下，下午的时候坐在那里看报。报上说的都是国家大事，他看不太懂，就翻到副刊看。副刊上有时候登些小文章，写花写草写猫写狗，他看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副刊上登了一篇写紫禁城的文章，他看了很久。文章里写坤宁宫，写东暖阁，写那张紫檀木桌，写桌上的合卺酒。作者写得很生动，像亲眼见过似的。他看完把那页报纸折起来，夹在书里。
那本书是他在旧书摊上买的，叫《清宫词》。书很旧了，封皮都掉了，他用牛皮纸重新包了一下，拿毛笔在封皮上写了三个字：清宫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他练了几年毛笔字，总也写不好。
他翻开书，翻到折角的那一页，那一页上写着：
“坤宁宫里夜烧香，红烛双流泪两行。妃子不知皇帝恨，隔墙犹自唤端阳。”
他合上书，抬头看葡萄架。葡萄叶在风里轻轻地翻着，露出背面灰白色的叶脉，一明一暗的。有一只青虫趴在叶子上，慢慢地蠕动。
他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御花园里，婉容坐在亭子里吃葡萄。她吃葡萄不吐皮，嚼一嚼就咽了，嘴唇上沾着葡萄汁，紫红紫红的。文绣坐在她对面，小心翼翼地把皮剥掉，把籽挑出来，放在手心里，一颗一颗地吃。
她们说着话，声音低低的，听不清楚。他站在亭子外面，看着她们。阳光透过藤萝架洒下来，在她们身上落了一地碎碎的光斑。
那个下午，阳光很好。
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阳光。
文绣到北京的那年冬天特别冷。
火车进站的时候，天刚擦黑。前门车站的灯昏昏黄黄的，照得站台上的人影都拖得老长。她提着一个小皮箱走出站口，冷风迎面灌过来，呛得她咳了两声。北京城还是老样子，灰扑扑的城墙，灰扑扑的屋顶，灰扑扑的人。她站在站前广场上愣了一会儿，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后来她在西城租了一间屋子，在东绒线胡同里。房东是个旗人老太太，男人早死了，守着几间祖上传下来的瓦房收租过活。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打量她，目光从她头上看到脚上。
“一个人？”
“一个人。”
“做什么的？”
“教书。”
老太太哼了一声，不问了。文绣交了三个月的房钱，把皮箱往屋里一放。屋子很小，一张床占了大半，剩下的地方刚好放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窗外是个窄窄的天井，对面住着拉洋车的老李一家。老李有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还在怀里抱着。每天早上天不亮，老李出门拉车，他老婆就在天井里生炉子，浓烟滚滚的，满院子都是烟。
文绣第一天早晨被烟呛醒，咳着从床上坐起来。她披上棉袄走到窗前，看见天井里那个妇人蹲在地上，用一把破蒲扇扇炉子。妇人抬起头，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笑。
“吵着您了吧？”妇人说，声音很大，像是不习惯小声说话，“这炉子不好使，赶明儿我早点起来。”
“没事。”文绣说。
她本想退回去，可妇人的目光热烘烘的，让她迈不开步子。妇人问她吃了没有，她摇了摇头。妇人就从屋里端出一碗粥来，粥是棒子面熬的，里面卧着几片红薯，热气腾腾的。
“您尝尝，我熬得多。”
文绣接过来，碗边有点烫手。她捧着碗站在天井里，呼噜呼噜地喝。粥很甜，红薯软烂，咽下去的时候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她喝完了，把碗还给妇人，说了声谢谢。
妇人接过碗，朝她笑。那笑很自然，嘴角弯弯的，眼角挤出几道鱼尾纹。文绣忽然想起婉容。婉容也爱笑，可她的笑是给外人看的，像戏台上的笑，好看但假。这个妇人不一样，她的笑是从心底里冒出来的。
从那天起，文绣每天早上都能喝到一碗热粥。她给钱，妇人不收，推来推去，最后文绣折了中，每个月给老李家买两袋棒子面。老李知道了，专门跑来给她道谢，两只手在衣襟上蹭来蹭去，嘴里说着“您太客气了”，脖子都红了。
文绣在一所小学找到了工作。学校在绒线胡同西口，两排平房，一个小操场。操场是土的，下雨天一脚泥，晴天风一刮，满天都是土。教室里的桌椅都是拼凑的，高的高矮的矮，坐在前排的学生写字时要弓着腰，坐在后排的要伸长了脖子。黑板已经磨得发白了，写上去的字不太看得清。
文绣教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国文。三年级的孩子还好，四年级的就淘气了。有个叫赵铁柱的男孩，上课总爱接话茬。她念“床前明月光”，他在下面接“地上鞋两双”。全班哄堂大笑。文绣气得脸发白，让他站起来。他站起来了，可嘴角还挂着笑。
“赵铁柱，你跟我到办公室来。”
赵铁柱跟在她后面，踢踢踏踏的，一点也不怕。办公室里，文绣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他站得歪歪扭扭的，一只脚在地上画圈。
“你刚才念的，是从哪里学来的？”
“胡同口王大爷说的。”
“王大爷是谁？”
“修鞋的。”
文绣沉默了一会儿。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一支铅笔，放在桌上。
“你把李白的《静夜思》抄十遍。”
赵铁柱的眼睛瞪圆了：“十遍？”
“十遍。抄不完不许回家。”
赵铁柱嘴一撇，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文绣没有心软，翻开作业本开始批改。赵铁柱磨蹭了半天，终于拿起铅笔，一笔一划地抄起来。他写字很慢，一个字要写好几秒钟，写出来的字东倒西歪的，像被风吹过的麦子。
文绣批完了一摞本子，抬头看赵铁柱。他还在写，眼泪从脸颊上滑下来，滴在本子上，把铅笔字洇开了一小团。他用袖子一抹，继续写。
她走过去，站在他身后看。他写的字虽然丑，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铅笔芯断了两次。她拿起桌上的削笔刀，帮他把铅笔削好，放回他手边。
赵铁柱抬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怨气，有委屈，还有一点别的什么。他低下头继续写。
天快黑的时候，赵铁柱终于写完了。他把本子交给她，手背上全是铅笔灰，黑乎乎的。文绣接过来看了看，十遍《静夜思》，一遍不少。她把本子还给他。
“明天上课还接话吗？”
赵铁柱摇摇头。
“那你回家去吧，路上小心。”
赵铁柱抓起书包，飞也似的跑了。跑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一溜烟跑了。
第二天上课，赵铁柱果然不接话了。可下课之后，他跑到讲台前面来，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她。纸包是用旧报纸包的，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块冰糖，大块的，有小拇指那么大，粘在一起。
“我妈让我带给您的。”赵铁柱说，脸红了。
文绣拿起一块冰糖放进嘴里。很甜，甜得舌头发麻。
后来她慢慢知道了每个学生的事。赵铁柱的爹在铁路上做工，一年回来两趟，他妈给人洗衣服，冬天手裂得全是口子。坐在第一排的小女孩叫周小芳，她奶奶生病了，她每天放学要回去熬药。还有刘大柱，他爹抽大烟，把家里东西都卖光了，他妈带着他和妹妹住在娘家，靠糊火柴盒过日子。
文绣开始给学生们补课。下课之后，她让那些家里没人管的孩子留在教室里写作业。煤球她自己出钱买，炉子她自己生。孩子们围在炉子边上，脸烤得红扑扑的，写字的时候鼻子尖上挂着清鼻涕。她一个个地教，教完这个教那个。天黑了，她把孩子们送回家，看着他们进了院子才往回走。
路上没有路灯，她摸着黑走，脚下踩着冻硬的土路，咯吱咯吱响。天上的星星又密又亮，比宫里的星星亮多了。宫里的灯太多，把星星都比下去了。
有一天傍晚，她送完学生往回走，走到绒线胡同口，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站在路灯底下，穿着一身灰布棉袍，头上戴着顶旧毡帽，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可她知道那是谁。
溥仪也看见了她。他抬起头来，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他老了很多，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颧骨突出来，下巴上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他站在路灯下，手揣在袖子里，像胡同口那些蹲墙根晒太阳的老头一样。
两个人隔着几步远站着。
文绣手里还攥着一截粉笔，是上课的时候用剩的，她习惯性地揣在兜里。粉笔末沾了满手，白的。
“我调到植物园了，”溥仪说，“听说你在附近教书。”
文绣没有说话。
“我……就是来看看。”
风从胡同口吹过来，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打着旋儿。文绣缩了缩脖子，把围巾紧了紧。
“天冷，”她说，“你回去吧。”
溥仪点了点头。他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
“你过得好不好？”
文绣看着他佝偻的背影，那件灰布棉袍在他身上晃晃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她想起天津张园那个冬天的早晨，文绣屋里烟囱堵了，满屋子的烟。她开了窗，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冻得鼻尖通红。他路过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那一眼太快了，快得来不及有任何表情。
“挺好的。”她说。
溥仪站了一会儿，没有回头。然后他抬起脚，慢慢地往前走，一步，两步，三步。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在冻土路面上，一直伸到她脚边。
文绣低头看着那个影子。影子在地上晃了晃，越来越淡，最后和夜色融在一起，看不见了。
她抬起头，胡同里空荡荡的。路灯还在亮着，昏黄的光罩着那一小块地方。旁边墙根下蹲着一只猫，黑猫，黄眼睛。它看了她一眼，弓起背，跳上墙头，不见了。
文绣站在原地，手心里的粉笔攥得发烫。她张开手，粉笔断成两截，白色的粉末从指缝里漏下去，被风卷走了。
她转过身，往家的方向走去。天彻底黑了，东绒线胡同里一盏路灯也没有。她摸着墙根往前走，手指头划过砖缝，粗糙的触感从指尖传来。对面传来老李家孩子的笑声，还有老李老婆扯着嗓子喊吃饭的声音。那声音又亮又脆，像一口铁锅被敲响。
文绣加快了脚步。她推开院门的时候，老李家的厨房灯还亮着，窗纸上映着妇人的身影，弯着腰在灶台前忙活。那影子投在窗纸上，又大又暖。
她回到自己屋里，点了灯，坐在桌前。桌上摊着学生们的作业本，她翻开一本，是赵铁柱的。字还是丑，但比昨天好了一些。最后一行写着：“老师，我长大要当火车司机。”
文绣拿起红笔，在那个“火车司机”旁边画了一个圈，又写了一个“好”字。
炉子里的火已经快灭了，她添了几块煤球，用火钩子捅了捅。火苗慢慢蹿上来，映得满屋子都是橘红色的光。她把手伸到炉子上面烤了烤，手指头暖过来了。
窗外的风还在刮着，呜呜的，把窗纸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着，白汽一缕一缕地往上冒。
文绣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她想起很多年前在宫里，有一回下大雪，她和婉容在御花园里堆雪人。雪人堆了一半，溥仪来了。他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把雪人的脑袋打掉了。婉容叫了一声，捡起雪球朝他扔过去。他躲开了，哈哈大笑。
那是她印象里，唯一一次看见溥仪笑出声来。
后来雪人没有堆成。婉容生了气，回坤宁宫了。她一个人站在雪地里，看着那个没有脑袋的雪人。雪还在下，一片一片落在雪人身上，慢慢地把它盖住。第二天再去看，已经分不清哪里是雪人，哪里是雪地了。
炉子上的水壶尖叫起来，白汽冲得壶盖啪啪响。文绣睁开眼，把水壶从炉子上提下来，倒了一杯热水。水太烫，她捧着杯子，等它凉。
杯口的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她眼前打着旋儿。透过那层薄薄的水汽，她看见桌上的作业本，看见窗台上的粉笔盒，看见墙上贴着的一张课程表。一切都是旧的，暗的，不起眼的。可她看着这些，心里慢慢地安定下来。
水凉了一些，她喝了一口。窗外的风还在刮，可屋里是暖的。
后来赵铁柱的作文越写越好，有一篇还被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墙上。题目叫《我的老师》，里面写着：“傅老师的字很好看，她教我们念书，还给我们生炉子。她一个人住，没有孩子。可她对我们很好，像妈妈一样。”
文绣看见那篇作文的时候，赵铁柱正趴在桌上写生字，后脑勺对着她。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后脑勺上有一撮翘起来，怎么压都压不下去。她看着那个后脑勺，看了很久。
下课之后，她把赵铁柱叫过来，给了他一块糖。糖是从前门大街买的，水果糖，橘子味的。
赵铁柱接过糖，剥了纸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出一个包。他仰起脸看着她，眼睛亮亮的。
“傅老师，你为什么不结婚？”
文绣愣了一下。她蹲下来，和赵铁柱平视。
“谁跟你说老师一定要结婚？”
赵铁柱歪着脑袋想了想：“我妈说的。我妈说，傅老师人好，就是命不好，一个人孤零零的。”
文绣笑了一下，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头发很硬，扎手。
“你回去跟你妈说，傅老师不孤零零的。傅老师有你们呢。”
赵铁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出去玩了。院子里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还有踢毽子的啪啪声。文绣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那些孩子跑来跑去，身上的棉袄都磨得发亮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可眼睛都是亮的。
她忽然想起坤宁宫东暖阁里的那面镜子。镜子里是一张苍白而年轻的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那时候她十七岁，穿着大红绣金的凤袍，凤冠压得脖颈生疼。
那面镜子早碎了。碎了几十年了。
文绣转过身，回到教室里，拿起黑板擦擦黑板。粉笔灰扬起来，在阳光里飘着，一粒一粒的，像雪。
溥仪回到植物园宿舍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住的是一间小屋子，在植物园后面的家属区里，一排平房最东头那间。屋子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桌上摆着一摞书，几本植物图鉴，还有一本翻旧了的《我的前半生》。那是他自己写的书，出版社寄来的样书，他翻了几次就不翻了。
他坐到床上，把毡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帽子是旧的，帽檐上磨出了毛边。他用手指头摩挲着那些毛边，想起文绣刚才的样子。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棉袍，头发在脑后绾了一个髻，用一根木簪子别着。那木簪子他认得，是宫里带出来的，簪头上雕了一朵很小的梅花，年头久了，花瓣磨得只剩一个轮廓。
她还戴着那根簪子。
他想起在宫里的时候，文绣过生日，他让太监送了一对玉簪过去。文绣接了，跪在地上磕头谢恩，额头碰到地砖上，磕出一声闷响。后来他发现那对玉簪还在匣子里搁着，用一块红绸子包着，绸子上落了灰。他问文绣为什么不戴，文绣说太贵重了，怕磕坏了。他说玉簪就是戴的，不戴放着干什么。文绣应了一声是，可后来他还是没见她戴过。
现在她头上那根木簪子，大概是后来自己买的。也许是从哪个小摊上买的，几个铜板一根的那种。便宜，不怕磕。
他把帽子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一片苗圃，苗圃里育着松树苗和柏树苗，小苗只有手指头高，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插在土里。月光照下来，那些小苗的影子短短的，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
他想起文绣刚才说的三个字：“挺好的。”
那三个字说得很轻，声音散在风里，可他听得清清楚楚。她说那三个字的时候，没有看他。她在看路灯旁边的墙，墙上爬着一片干枯的藤萝，叶子都掉光了，只剩褐色的茎干紧紧扒着砖缝。
他当时想说什么。想问她怎么个好法，想问她一个人怎么过的，想问她冷不冷饿不饿。可他什么都没问出来。他的舌头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上颚和舌头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膜。他只能点点头，转过身，往前走。走了三步停下来，问了一句“你过得好不好”。问完就后悔了。他有什么资格问。
她回答他的时候，声音还是平的，和说“天冷”的时候一样。可他在那平里头听出了一些东西。那是她故意压平的，像用熨斗把一块起了皱的布一点点烫平。布还是那块布，可上面的褶子被他看不见的手一道一道地抚过了。
他站了很久。然后他抬起脚往前走，一步，两步，三步。他数着步子，好像数着就能把这条路走短一点。走到胡同口拐弯的地方，他差点撞上一辆自行车。骑车的小伙子骂了一声，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远了。
他拐过弯，慢慢地往车站走。路上经过一家包子铺，铺子快关门了，伙计正在收门口的蒸笼。蒸笼摞得老高，冒着白汽。他停下来看了看，从兜里摸出几张毛票，买了一个肉包子。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油从包子皮里渗出来，沾了一手。
他边走边吃，烫得直呵气。走到车站，正好来了一辆公交车。他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上人不多，有个抱孩子的妇女坐在前面，孩子睡着了，脑袋耷拉在她肩膀上。后面有两个学生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时不时笑一声。
他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街景。路灯一盏一盏往后掠，照在车窗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可他知道那是一张老人的脸。头发花白了，牙也掉了几颗，嘴角往下耷拉着，眼皮松松地垂着。
他闭上眼，包子还攥在手里，剩下半个，已经凉了。
后来他下了车，走回植物园。传达室的老李头正趴在桌上打瞌睡，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看见是他，嘟囔了一句：“老溥，回来啦。”
“回来了。”
他穿过植物园的小路，往宿舍走。路两边种着法桐，叶子已经落光了，枝条在路灯下投出黑乎乎的影子。他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脚底下是水泥方砖，一块一块的，走几步就有一块松动了，踩上去咯吱一声。
回到屋里，他没有开灯。借着窗外的月光，他把那半个包子放在桌上，脱了鞋，躺到床上。床板很硬，垫了一床旧褥子，褥子里的棉花早就滚成了疙瘩，硌得慌。他翻了个身，脸朝着墙。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他在植物园门口拍的，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工作人员”的牌子，手里拿着一个修剪花枝的剪子。照片是园里的宣传干事拍的，说要贴在宣传栏里。他嫌难看，想摘下来，后来忘了。
他看着那张照片，看着照片里那个穿白大褂的老头。老头的嘴抿着，眼睛看着镜头，眼神里什么都没有。
他闭上眼，想起今天晚上路灯底下，文绣手里攥着的那截粉笔。白色的粉末沾了满手，在路灯下看得分明。那双手他认得，从前在宫里的时候，文绣的手白白净净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现在那双手粗了，指节变大了，指甲剪得很短，虎口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是冬天冻的。
那双手从前握过凤冠，握过玉簪，握过绣花针。现在握着粉笔，握着红笔，握着炉钩子。
他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壳的，一动就沙沙响。那声音细碎细碎的，像什么东西在轻轻地裂开。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起来上班。在门口碰见老李头，老李头问他昨天去哪儿了，他说去城里看了一个朋友。老李头哦了一声，没再问。
他走到温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温室里很暖和，潮湿的空气里带着泥土和腐叶的气味。他蹲在地上给兰花换盆，手指头插进松软的植料里，摸到兰花肉质肥厚的根。那些根白生生的，脆生生的，一掰就断。
他换了一盆又一盆，动作很慢，很仔细。旁边的小学徒问他：“溥师傅，您昨天进城，是不是看亲戚去了？”
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算是吧。”他说。
小学徒不问了，低头继续干活。
温室的天窗上凝着一层水汽，外面的太阳照进来，在水汽上晕开一片模糊的黄光。他抬起头，透过那层水汽看太阳，太阳只有一团光，看不清轮廓。
他低下头，继续给兰花分株。
那天下午，他收到一封信，是从长春寄来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是毛笔写的。他拆开来看，是伪满时期一个旧人寄来的，信上说某某某死了，某某某还活着，某某某在劳改农场。信的最后写了一句：“皇上保重。”
他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压在那本《我的前半生》下面。
然后他拿起剪子，去院子里剪枯枝。院子里有一排月季，入冬前要剪到只留三五根主枝。他蹲在地上，一根一根地剪。月季的枝条上有刺，扎了他的手指头。一滴血珠冒出来，他把它在裤腿上蹭掉了，继续剪。
剪完月季，天也黑了。他站起来，膝盖咯吱响了一声。他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等那阵酸麻过去，慢慢地往屋里走。
路灯亮起来了，照着他的影子。那影子在水泥地上拖着，又长又瘦，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他想起很多年前，在紫禁城里，他也是这样一个人走在长长的甬道上。那时候身后跟着一大群太监和侍卫，脚步声齐刷刷的，可他觉得还是一个人。甬道又深又长，两边的红墙高得望不到头。他走啊走啊，永远走不到头。
现在这条路短多了。从月季花圃到宿舍，不到一百步。他数着步子走，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到了门口，他掏出钥匙开门。锁有点锈了，拧了两下才拧开。
他推门进去，关上门，把灯拉着。
屋里还是他走时的样子。桌上的半个包子还在，硬邦邦的，咬一口能硌掉牙。他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倒了杯热水，坐在桌前。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亮。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块白。他坐在那块白光里，捧着搪瓷杯，杯子里的热气在他眼前缭绕着，模糊了他的视线。
他忽然想起文绣今天晚上说的“挺好的”。那三个字在月光里飘着，轻飘飘的，像一片羽毛，落不到实处。
他端着杯子，坐了很久。水凉透了，他也没有喝。
那以后，溥仪每个礼拜都会进城一趟。
他没有再去绒线胡同。他去了别的地方。有时候去西单商场，在旧书摊上翻翻书。有时候去中山公园，坐在长廊里看老头们下棋。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坐公交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再坐回来。售票员都认识他了，每次见他上车就点个头，也不问他去哪儿。
可每个礼拜里，总有一个下午，他会绕到绒线胡同西口的那所小学门口。他不进去，就站在马路对面，隔着一条街看那两扇木门。门是朱红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灰白的木茬子。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绒线胡同小学”，字是白底黑字的，笔画很粗。
放学的时候，孩子们从门里涌出来，背着各色各样的书包，有布的，有皮的，有藤编的。他们在门口闹一阵，分成几路往不同的方向走。赵铁柱总是跑得最快的那个，书包带子拖在身后，像一条尾巴。他跑到街角，停下来，回头喊：“傅老师再见！”
溥仪顺着他的目光往校门口看。文绣站在门里，手里抱着一摞本子，朝赵铁柱点点头。她没有看见马路对面的他。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她的目光从赵铁柱身上收回来，就转身进去了。
溥仪站在马路对面，手揣在袖子里。街上的行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老头。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扇朱红木门重新合上，门轴发出一声吱呀的响。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有一回，他在校门口多站了一会儿。那天下着小雨，他撑着一把旧油纸伞，伞面上补了两个补丁。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把街面淋得油亮。孩子们都走完了，校门口安静下来。文绣最后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布包，另一只手锁门。她锁好门，转过身，在雨里站了一会儿。
她没有撑伞。雨丝落在她头发上，凝成细细的水珠，在光里亮着。她抬起头，好像是看了看天，又好像在看远处什么别的东西。
溥仪攥着伞柄的手紧了紧。他想走过去，把伞递给她。可他迈不开步子。他的脚像钉在地上一样，鞋底黏着湿漉漉的泥土，沉甸甸的。
文绣低下头，把布包往怀里抱了抱，迈开步子走了。她走的方向是东边，往东绒线胡同去。溥仪看着她走远，看着她拐进胡同口，背影被灰色的砖墙吞没。
雨还在下。他撑着伞站在街对面，雨水顺着伞骨滴下来，一滴一滴落在他脚边，溅起小小的水花。
后来他站累了，就靠着墙，蹲了下来。伞歪在一边，雨水淋湿了他半边肩膀。他把伞扶正了，可肩膀已经湿透了，凉意从衣料里渗进去，贴着皮肤。
他把伞收起来，抱在怀里，就这么坐在雨里。
那天晚上他回到植物园，发了烧。烧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没起来。同屋的人叫了大夫，大夫摸了摸他的额头，说受了风寒，开了几副药。他在床上躺了三天，烧才退下去。
病好的那天下午，他披着棉袄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晒太阳。太阳很好，照得人身上暖融融的。他眯着眼，看着院子里的枯枝。那些枝子上已经冒出了小小的芽苞，绿绿的，硬硬的，像一粒一粒的米。
老李头端着一碗热汤过来，递给他说：“老溥，你这身子骨不比从前了，得多注意。”
他接过汤碗，喝了一口。是鸡汤，上面漂着油花和几片葱花。他喝完了，把碗还给老李头。
“谢了。”他说。
老李头接过碗，在他旁边坐下。“老溥，”他说，“你从前是做什么的？”
溥仪愣了一下。
“我从前……”他想了想，“我从前是个看大门的。”
“看大门的？”老李头笑了，“那你现在还是看大门的，看植物园的大门。这一辈子没换过行当。”
溥仪也笑了。“是没换过。”他说。
老李头拍着膝盖站起来，说该去做饭了，问他要不要搭伙。他说不用，自己还能动弹。老李头走了，他一个人坐在板凳上，看着日头一点一点往西挪。
日头挪过枣树顶，挪过屋檐角，挪到院子那头去了。院子的东墙根下蹲着一只猫，黄白花的，懒洋洋地舔着爪子。他看着那只猫，看了很久。
天快黑的时候，他回屋点了灯。桌上摊着一本信纸，是他准备写点什么用的。来植物园之后，他偶尔写点东西，记记花木的时令，记记天气冷暖，不写别的。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天冷了，多加衣。
然后他把那张纸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炉子里。火苗舔着纸团，纸团慢慢展开，上面的字在火光里一亮，又暗下去，最后变成一小撮灰，飘在炉膛里。
他重新拿起笔，在信纸上写：绒线胡同的锅炉房已经生火了，每天早晨能听见运煤的车子从街上轧过去。小学校的窗户上糊了新纸，大概是怕孩子们冻着。赵铁柱这次的作文写了他妈妈，写得很好，我看了很高兴。我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
他写完，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那张信纸折起来，夹进了书里。那本书还是《清宫词》，夹过报纸的那一本。他把书合上，放回桌上，熄了灯。
黑暗中，他躺在床上。炉子里的火已经压住了，屋里渐渐冷下来。他裹紧被子，听着窗外的风。风里有煤烟味儿，是各家各户生炉子飘出来的。那味道呛人，可呛里带着一点暖意，像是有一大群人正在附近生火做饭，过着日子。
他翻了个身，想起文绣说“挺好的”那三个字。那声音在黑暗里响着，清清楚楚的，像是她站在他床边说的。
他闭上眼。明天早上，他还得去温室。那一批新来的兰花苗要上盆，不能耽误。
后来，学校里放寒假了。溥仪再走到那扇朱红木门前，门关着，上面挂了一把大锁。门口一个人也没有，连麻雀都不见一只。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路上经过邮局，他进去买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天安门的画，红墙黄瓦，前面有一排松树。他站在柜台前，借了支笔，在背面写了一行字：新年好。落款写了一个“溥”字。地址填的是绒线胡同小学。
他把明信片投进邮筒，听见它在里头落下去，磕在筒底，咚的一声闷响。
出了邮局，天已经擦黑了。路灯刚亮，昏黄的光洒在雪地上。雪是前几天下的，还没化干净，一堆一堆地堆在马路牙子旁边，脏兮兮的，和土混在一起，变成灰黑色的泥。
他踩着泥泞往车站走。走到半路，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邮局的方向。邮局的门脸不大，灰扑扑的，夹在一家理发店和一家裁缝铺中间。门楣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北京邮政”。
他看了两眼，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车来了，他上了车。车上人很多，挤得前胸贴后背。他站在门口，手抓着吊环，身体随着车子晃来晃去。旁边一个年轻人给他让了座，他谢了一声，坐下了。座位是硬塑料的，凉冰冰的，隔着棉裤也能感觉到那股凉意。
他把手揣进袖子里，看着窗外。街灯一盏一盏往后掠，橱窗里的灯光暖融融的，照出里头花花绿绿的货品。有人提着大包小包从店里出来，脸上带着笑。
他看着那些笑，觉得离自己很远。可那远里头，又有一点近。那一点近，他说不清楚。大概就像是冬天里从别人家窗户透出来的暖气，你站在外面，知道那不是你的，可你也知道，那暖是实的，是真的。
车到站了，他下了车，走回植物园。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亮，照得满地的雪泛着青白色的光。他踩着雪往宿舍走，脚下的雪咯吱咯吱响着。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身后那一串脚印，又看了看天上那轮月亮。
然后他推门进去了。
寒假里，溥仪生了一场病。
起初只是咳嗽，他没当回事，去医务室拿了两片甘草片含着，照常上班。后来咳得厉害了，胸口闷得喘不上气，晚上躺下就听见自己喉咙里像拉风箱似的，嘶啦嘶啦地响。同屋的人被他咳醒了，起来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摆摆手说不碍事。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咳出的痰里带了血丝，这才有些慌。
医务室的大夫听了听他的肺，脸色变了，让他赶紧去城里的大医院。他坐公交车去了协和，排了半天队，做了透视，最后大夫告诉他，是肺结核，得住院。
“住院？”他问，“得住多久？”
“先住着看，至少一个月。”
他想了想，说：“那我回去收拾收拾。”
大夫看了他一眼，说：“你这病不能拖，今天就办住院。”
他躺在协和的病房里，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水渍，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他盯着那道水渍看，从左看到右，从右看到左，看得久了，那道水渍开始变化，变成了一条真正的河，河水翻滚着，浑浊的，带着泥沙，往一个方向涌。他闭上眼，河不见了。
隔壁床住着一个老头，七十多岁了，也是肺病。老头的儿子每天来送饭，用保温桶装着，打开来是热腾腾的米饭和炒菜。老头吃不动，吃几口就搁下筷子，他儿子就坐在床边，把他剩下的饭扒拉干净。
那儿子四十来岁，是个工人，手上全是茧子。有一回他给老头擦嘴，老头不乐意，把他的手推开。他也不恼，嘿嘿笑了两声，说：“爸，您跟我客气什么。”
溥仪看着他们，想起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给谁擦过嘴，也从来没有谁给他擦过嘴。小时候有太监伺候，长大了有宫女伺候，到了抚顺，一切自己来。那时候他觉得苦，现在想起来，自己来也好，自己来才知道饭是怎么熟的，衣裳是怎么洗的。
住到第七天，护士来给他打针。针是青霉素，油状的，扎在屁股上又酸又胀。他咬着牙，脸上没什么表情。护士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扎完针问他：“大爷，您家里人怎么不来看您？”
他愣了一下，说：“没通知。”
“那您把家里人地址给我，我帮您写信通知。”
他想了想，摇了摇头。
护士走了，他躺在床上。隔壁床的老头睡着了，呼吸声又粗又重，像风箱漏了气。窗外有太阳，隔着玻璃照进来，落在地板上，暖融融的。他忽然想起文绣。
他想，要是文绣知道了，会不会来看他？
应该不会。她没有这个义务。他们分开三十年了，三十年里各自活着，谁也没欠谁的。她好不容易过上了安稳日子，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学生，有了自己的一间小屋。她不需要他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带着那些旧年月的气息，带着那些说不清的牵绊。
他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墙上贴着白瓷砖，冷冰冰的，反着光。他在那层反光里看见自己的脸，模糊的一团，像一块被揉皱了又摊开的纸。
出院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街道上有人放炮仗，噼里啪啦的，碎红纸落了一地。他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医院开的药，慢慢地往车站走。身体还很虚，走几步就出一头汗，腿发软，踩在地上像踩着棉花。
走到公交站，他靠着站牌歇了一会儿。对面是一家糕点铺子，门口摆着案子，上头码着一排排的糕点，桃酥、蜜三刀、绿豆糕，用油纸包着，贴着红标签。有人排队买点心，队伍不长，都是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攥着副食本，一边排队一边聊天。
他看着那些人，忽然也想买点什么。他摸了摸兜，掏出几张毛票，走过去排在队尾。排到他了，他看了看那些点心，最后买了一斤桃酥。售货员用纸袋装了递给他，他接过来，桃酥还是温的，隔着纸袋烫手。
他提着桃酥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开了，他扭头看着窗外，街边的铺子一家一家往后退。开到绒线胡同那一站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没有下车。
车继续往前开。他把桃酥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那个纸袋。纸袋上印着红色的字：北京糕点厂。他把纸袋的口折了折，折整齐了，放在旁边空着的座位上。
回到植物园，他推开宿舍的门，屋里冷冰冰的。他走的时候忘了关窗，窗台上落了一层灰。他把网兜放在桌上，把窗户关上，把桃酥放在桌上。然后他坐了一会儿，起身去锅炉房打了一壶热水，灌进暖瓶里。又去食堂买了一碗粥和一个馒头。粥是小米粥，黄澄澄的，上面漂着几粒米油。他把粥喝了，馒头掰开泡在剩下的粥里，吃完了。
天黑了，他点了灯，坐在桌前。桌上的桃酥还在纸袋里，鼓鼓囊囊的一包。他把纸袋打开，拿出一块桃酥，咬了一口。桃酥很酥，咬下去碎屑直掉，他用手接着，碎屑落在手心里，金黄色的，像细沙。
他一边吃桃酥，一边想起从前的事。想起在宫里的时候，御膳房做的点心有几十种，名字都起得花团锦簇的，可他不爱吃，嫌太甜太腻。他爱吃的是太监从宫外偷偷给他带进来的烧饼夹肉，刚出炉的，芝麻香混着肉香，咬一口油汪汪的。那时候他坐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吃烧饼，旁边放着一碗杏仁茶。太监站在一边看着，怕有人来。
后来出了宫，住在天津，他吃过很多好东西，西餐大菜，山珍海味，可都没有那个烧饼夹肉的味道了。再后来到了抚顺，就更不用提了，能吃饱就不错。现在他坐在这间小屋里，手里拿着一块普普通通的桃酥，一口一口地吃着，忽然觉得这就是顶好的东西了。
吃完桃酥，他拍了拍手上的渣子，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月亮又升起来了，又圆又亮，照在院子里。院子里那棵枣树的枝丫在月光里投下黑乎乎的影子，落在地上，纹丝不动。
他站了一会儿，回到床上躺下。枕头底下压着那本《清宫词》，他抽出来，翻到折角的那一页。那一页上写的是乾隆年间的事，写一个宫女老了被放出宫去，回到家乡，发现爹娘都不在了，屋子也塌了，只剩下一口井还在。她在井边站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走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他把那页翻过去，看着后面的字。后面写着：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他合上书，把书放回枕头底下。闭上眼，屋里很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远处村庄的爆竹声，闷闷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他睡着了。
开春之后，溥仪的身体慢慢缓过来了。
咳嗽还是有的，但不像先前那样要命地咳。每天早上起来，他端着搪瓷杯蹲在门口漱口，喉咙里咕噜咕噜响一阵，吐出一口痰，看一眼，白的，没有血丝。他就放心了。
植物园里的活计渐渐忙起来。苗圃要翻地，花房要育苗，果树要剪枝。他跟着大伙一块干活，干一会儿歇一会儿，不像从前那样逞强了。园里的年轻人都知道他刚病过一场，不让他使大劲，他就蹲在地上拔草，或者提着水壶浇水。水壶是洋铁皮的，嘴儿长长的，提着走起来水在壶里晃荡，发出空咚空咚的响声。
有一天下午，他正在给新移栽的月季浇水，门房老李头远远地喊他：“老溥，有人找你。”
他把水壶放下，拍了拍手上的泥，往门口走。走到大门口，看见传达室窗户边上站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灰裤子，脚上一双黑布鞋。头发在脑后绾着，用一根木簪子别着。手里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两包点心，一包是桃酥，一包是绿豆糕。
文绣。
她站在传达室门口，侧对着他。老李头在窗户里面朝她努了努嘴，意思是人来了。文绣转过身，看见了他。
两个人隔着几步远站着。传达室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荫很大，把两个人罩在一团凉快的影子里。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一地碎金似的。
“你瘦了。”文绣说。
她这句话说得平平的，没有什么语气。可溥仪听出来了，她在说他瘦了，而不是问他为什么瘦了。她不问原因，只是告诉他，她看出来了。
“前一阵子闹了点毛病，好了。”他说。
文绣点了点头。她把网兜往前递了递。他接过来，网兜的绳子勒着手指头，不重。
“听人说你住院了，”文绣说，“我寻思来看看你。没别的，就是看看。”
他攥着网兜，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说谢谢，可那两个字太轻了，说出来反倒显得生分。他嗯了一声，把网兜换到另一只手上。
“你坐。”他指了指传达室门口的长椅。长椅是木头板的，漆都掉了，露着灰白的木纹。文绣看了一眼，走过去坐下了。她坐得很直，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交叉着。他也坐下了，坐在长椅的另一头，中间隔了差不多一个人的空。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传达室里老李头在翻报纸，哗啦哗啦的，偶尔从窗户里往外瞟一眼。院子那头传来园丁们说话的声音，还有铁锹铲土的摩擦声。老槐树上有一只知了在叫，嘶啦嘶啦的，叫一阵停一阵。
“你现在教几年级？”他问。
“三年级和四年级。”文绣说，“一共五十六个学生。”
“累不累？”
“还行。就是改本子费工夫，有时候改到半夜。”
她说完这句就不说了。他也想不出别的话来问。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太阳从树影里移走了，落在文绣脚边，照着她那双黑布鞋。鞋面是自己纳的，千层底，针脚很密，一行一行的，整整齐齐。
“赵铁柱还在你班上吗？”他问。
文绣脸上动了一下，嘴角弯了弯。“在。淘气着呢。前一阵子在课堂上放了一个屁，自己不好意思了，趴在桌上装哭，把全班都逗笑了。”
溥仪也笑了。那笑很轻，从鼻腔里哼出来的，可嘴角是往上弯的。他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
“这些孩子，”文绣说，声音里多了一点什么，“虽然皮，可心眼都好。赵铁柱上个月捡了一毛钱，交给了警察，人家给他写了个表扬信。他把那封信叠得方方正正的揣在兜里，见人就掏出来给人看。”
她说着，语气平缓，像是在讲一件寻常的事。可溥仪听出来了，她讲这些的时候，是真的高兴。她的眼睛里有光，那光从瞳仁深处透出来，淡淡的，暖的，像是冬天从窗缝里透进来的日头。
他看着她。他不敢多看，看一眼就把目光移开，去看树，看天，看地上爬的蚂蚁。然后又忍不住看回来。
文绣老了。眼角有皱纹，颧骨上有些斑，嘴唇不像年轻时那样饱满。可她的眼睛没有变。那双眼睛看他的时候，还是和从前一样，不卑不亢的，不亲不疏的。只是从前里面有一层雾，现在那层雾散了。
“你一个人，”文绣说，“得学会照顾自己。”
溥仪点了点头。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网兜，桃酥和绿豆糕，都用油纸包着，外面扎了细麻绳。他忽然想起那年过年他给她寄的明信片，上面写了三个字：新年好。她收到了没有？他不敢问。
“你寄的明信片我收到了。”文绣说。
他抬起头。
“门房转给我的。我搁在抽屉里了。”文绣看着他，顿了顿，又说，“我看了，字写得比从前好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那三个字太潦草了，配不上她收到的任何一张。可他说不出来。他只能攥着网兜，手指头把麻绳勒出两道印子。
太阳偏西了。文绣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她站在那里，比从前矮了一些，肩膀窄窄的，衣裳松松地罩着身子。
“我该走了，”她说，“回去还得改本子。”
他站起来。“我送你到门口。”
两个人沿着植物园的那条碎石路往外走。路两边种着一排矮柏，修得整整齐齐的，像两排沉默的绿墙。走到一半，文绣放慢了脚步，看了看路边的花圃。花圃里种着大片的二月兰，开得正盛，紫花花的一片，密密匝匝的，在风里轻轻点头。
“这花开得真好。”她说。
“嗯。”他说，“二月兰，好活，撒了种就不用管。”
文绣蹲下来，伸手摸了摸一朵花。花瓣薄薄的，紫得发蓝，上面沾了一点水珠，是早上浇花时溅上去的。她摸了摸，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
“走了。”她说。
走到大门口，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得像眨了一下眼。可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像是把一辈子要说的话都压进去了，压成薄薄的一片，飞快地投过来。
然后她转过身，沿着马路走了。步子不快，一步一步的，走得稳稳的。风把她的衣角吹起来，灰蓝色的布在风里飘了一下，又落回去。
溥仪站在植物园门口，看着她走远。她走到公交站，站在那里等车。远远的，他看见她把手揣进袖子里，缩了缩脖子。车来了，她上了车，消失在车门后面。
车开走了，扬起一阵轻尘。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手里的网兜沉甸甸的，桃酥和绿豆糕挤在一起，油纸窸窸窣窣地响。
那天晚上，他坐在桌前，把网兜打开，把两包点心拿出来，放在桌上。桃酥和绿豆糕，两包并排放着，油纸上渗出了油印子，深一块浅一块的。
他拿起一块绿豆糕，咬了一口。豆沙馅的，甜而不腻，很细，应该是前门大街那家老字号买的。他慢慢吃着，忽然想起一件事。
从前在宫里的时候，有一回他赏了文绣一盒绿豆糕。那是御膳房新做的，装在描金漆盒里，好看得很。文绣跪着接了，谢了恩，把盒子捧回去了。后来他听太监说，那盒绿豆糕文绣没舍得吃，放在屋里搁了三天，长了毛，才叫人扔了。
那时候他不懂。绿豆糕就是吃的，放坏了扔掉再赏一盒就是了。可现在他懂了。有些东西舍不得吃，不是因为它有多金贵，是因为它只来这一回。
他把剩下的半块绿豆糕放在桌上，用油纸重新包好，扎上麻绳。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月亮又圆了，照得满地清辉。院子里那棵枣树长出了新叶，一簇一簇的，在月光里泛着银白的边缘。
他站在窗前，望着那棵枣树。树上有只夜鸟，咕咕咕地叫了几声，声音圆润低沉，在夜里飘着，飘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他闭上眼，深呼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的气味，有新叶的气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从屋里飘出来的绿豆糕的甜香。
那年夏天，植物园里来了一批新工人，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分到各个组里跟着老师傅学。溥仪被分了一个徒弟，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姓周，叫周明生。小周个子不高，脸圆圆的，眼睛很亮，见人就笑。第一天来，他背着铺盖卷站在宿舍门口，看见溥仪出来，赶紧鞠了个躬。
“溥师傅，您好。”
溥仪被他这一躬弄得愣了一下。这些年没人给他鞠躬了，乍一看见，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摆摆手，说：“别鞠了，这儿不兴这个。”
小周直起身，挠了挠后脑勺，嘿嘿笑了两声。
小周跟着溥仪学养花。头几天他什么都不会，浇水浇多了，把一盆君子兰的根泡烂了；拔草拔错了，把刚出苗的虞美人当野草薅了。溥仪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一句重话也没说。小周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溥师傅，我是不是太笨了？”
溥仪蹲在地上，把薅错的苗捡起来看了看，说：“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我当年学这个，比你还笨。”
小周瞪大了眼睛：“溥师傅，您当年是跟谁学的？”
溥仪沉默了一下。“跟一个老师傅，”他说，“在东北。”
他想起抚顺菜地里的那个老农。那老头姓孙，是管理所从附近村里雇来的，教犯人种菜。老孙头脾气倔，谁不好好干活他就骂，骂得很难听。可他对溥仪还行，大概是觉得这个瘦老头笨手笨脚的，骂也没用，不如好好教。有一回溥仪把韭菜当成野草锄了，老孙头气得直跺脚，骂他“你这双手是写字的手，不是刨土的手”。溥仪蹲在地里，把锄掉的韭菜一根一根捡起来，摆在垄上。老孙头看着看着，不骂了，蹲下来和他一起捡。
那天晚上，老孙头给他端了一碗饺子。白菜猪肉的，皮薄馅大，是管理所食堂包的。溥仪接过碗，老孙头说：“吃吧，吃饱了明天接着干。”
他吃了。那碗饺子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小周不知道这些。他只觉得溥师傅是个脾气好的老头，话不多，可教东西很耐心。溥仪教他认花苗，讲习性，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剪枝。小周拿个小本子记，记得密密麻麻的。有时候他问溥仪：“溥师傅，您怎么懂这么多？”
溥仪说：“养久了就懂了。花跟人一样，你天天看着它，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慢慢就看出来了。”
小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后来有一天，小周从家里带了一饭盒饺子来，猪肉白菜的，和他妈一起包的。他打开饭盒，让溥仪尝尝。溥仪夹了一个，咬了一口，停住了。小周紧张地看着他：“溥师傅，不好吃吗？”
溥仪慢慢嚼着，摇了摇头。“好吃，”他说，“和我从前吃过的一个味儿。”
他吃了半饭盒，剩下的让小周带回去。小周不肯，说专门给他带的。溥仪说：“我吃不了这么多，你拿回去晚上热热吃。”小周这才收了。
那天下午，溥仪坐在苗圃边上歇着，小周在旁边给花浇水。太阳照在苗圃上，新出的花苗绿油油的，一片一片铺开来，像绿绒毯子。小周提着水壶，水从壶嘴里均匀地洒出来，落在苗上，叶子被水一打，颤颤巍巍的，亮晶晶的。
溥仪看着小周浇水的样子，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他想起的是婉容。那是在天津张园的时候，有一回婉容在院子里摆弄一盆栀子花。那盆花是她从街上买回来的，花了五块钱。她蹲在花盆前面，拿小铲子松土，松着松着发现土里有虫子，吓得叫了一声，把铲子都扔了。他当时正从屋里出来，听见叫声走过去看。婉容指着花盆说：“有虫！这么大一条！”他低头看了看，是一条蚯蚓。他把蚯蚓挑出来，放在手心里，拿给婉容看。婉容往后缩了一步，说快扔了扔了。他把蚯蚓扔进旁边的花圃里，拍了拍手。
婉容看着他说：“你倒是不怕。”
他说：“蚯蚓有什么好怕的，松土用的。”
婉容没说话，蹲回去继续松土。后来那盆栀子花开了，白花花的，满院子都是香味。婉容剪了两朵，拿线穿了，挂在床头。他在她屋里坐了一会儿，那香味浓得让他头晕。他起身走了，婉容没有留他。
那盆栀子花后来死了。不知是水浇多了还是浇少了，叶子一片一片地黄，最后只剩下光杆。婉容叫人把它搬出去扔了，没有再买新的。
他当时不在意。现在他坐在这里，看着小周浇花，忽然想起那盆栀子花的样子。白白的花瓣，黄黄的花蕊，香味浓得呛人。婉容蹲在花盆前面的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
他想，如果那时候他多坐一会儿呢？如果他把那盆花搬到自己屋里养呢？如果婉容剪花的时候他帮她穿线呢？
可那些如果都没有发生。他起身走了，那盆花死了，婉容也死了。
小周浇完水，提着空壶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溥师傅，”他说，“您发什么呆呢？”
溥仪回过神来，看了看小周。小周的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圆圆的，红扑扑的，额头上有一层细汗。他想起婉容十七岁的样子，坐在坤宁宫的炕沿上，凤冠压得她脖颈生疼。那时候她也有一张圆圆的、带着孩子气的脸。
“没什么，”他说，“想起一盆花。”
“什么花？”
“栀子花。”
小周哦了一声，说：“栀子花不好养，我姑家养过一盆，怎么都养不好，后来不养了。”
溥仪点了点头。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吧，”他说，“该吃午饭了。”
两个人往食堂走。小周走在他旁边，步子轻快，嘴里哼着一支歌，调子很新，他没听过。食堂里飘出饭菜的香味，是炖白菜和蒸馒头。排队的人很多，闹哄哄的，铁饭盒叮叮当当响。
溥仪站在队伍里，手里攥着饭票。前面的小周回头跟他说话，他嗯嗯啊啊地应着。阳光从食堂的窗户照进来，照在每个人的身上，暖融融的。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坐在桌前，把那本《清宫词》拿出来。他没有翻开，只是摸着牛皮纸的封皮。封皮已经磨得起毛了，边角卷了起来。他用手指头把那卷边一下一下地抹平，抹了又卷，卷了又抹。
桌上放着小周送他的一个玻璃瓶，瓶里插着两枝月季，是大红色的，开得正盛。那是小周今天从花圃里剪的，说是长得太好了，不剪可惜了。他把瓶子放在窗前，月光照进来，花瓣上泛着一层银白色的边。
他看着那两朵月季，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笔，在《清宫词》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写得很小，歪歪扭扭的。
“花和人一样，养着养着，就懂事了。”
他写完，合上书，把书放回枕头底下。熄了灯，躺在床上。窗外有虫子在叫，唧唧的，一声接一声，叫得很有规律。他听着那虫鸣，慢慢地合上眼。
明天早上，他还得去苗圃。小周说他想学嫁接，想把月季接到蔷薇根上。他答应了，说明天教他。得早点睡，养足精神。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虫鸣还在响着，唧唧，唧唧，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那声音穿过几十年的光阴，穿过了紫禁城的红墙，穿过了天津的张园，穿过了长春的伪满皇宫，穿过了抚顺的菜地，最后落在这间小屋里，落在这张硬板床上，落在他的耳边。
小周谈对象了。
姑娘是植物园食堂的，姓林，叫林秀芝，比小周大两岁，个子不高，圆脸，扎两条辫子，做饭的手艺很好。小周每天去食堂打饭，一来二去就看上了。有一回他端着饭碗回来，脸红红的，跟溥仪说：“溥师傅，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溥仪看他那样，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
“说吧。”
“我想跟林秀芝处对象，您说行不行？”
溥仪放下筷子，看着小周。小周的脸更红了，耳朵尖也红了，两只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不敢看他。
“你自己看上的，问我干什么？”
小周抬起头，眼睛亮亮的：“您是过来人，您给把把关。”
过来人。溥仪听见这三个字，嘴里嚼着的白菜梗停了一下。他把白菜咽下去，想了想，说：“那姑娘我见过，看着是个本分的。你要是喜欢，就好好处。别三心二意的，别今天喜欢明天不喜欢，那不行。”
小周使劲点头：“溥师傅您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就是看上她了，想跟她过一辈子。”
过一辈子。溥仪听见这四个字，没有接话。他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水是温的，带着搪瓷的铁味儿。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小周那句话。过一辈子。他和婉容也曾经要过一辈子的。大婚那天，媒人嘴里说的都是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可后来呢，后来他们连话都不说了。婉容在东北抽大烟的时候，他在隔壁屋里听她咳嗽，一声接一声的，可他没有推门进去。她死的时候，他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一辈子。多轻巧的三个字。
他又想起文绣。文绣走的时候留下那封信，信上写“事帝九年，未蒙一幸”。那九年里，文绣每天晚上一个人睡在长春宫的偏殿里，听着外面的风铃响。她等了他九年。他一次都没有去过。
他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墙上的白灰有些剥落了，露出底下的黄泥。他用手指头在墙上划了一下，指甲缝里嵌进一点白灰。他把白灰搓掉，把手缩回被子里。
后来小周真和林秀芝处上了。两个人下了班就在园子里溜达，沿着苗圃边走边说话。有一回溥仪从温室出来，远远看见他们站在银杏树下。小周不知说了什么，林秀芝抬手打了他胳膊一下，小周就笑，笑得眼睛都没了。林秀芝也笑，脸红扑扑的，辫梢上扎了两根红头绳，在风里一摆一摆的。
溥仪站在温室门口看了一会儿。太阳快要落了，银杏树的金叶子被夕阳照得通亮，一片一片在风里翻着，像满树的小扇子。小周和林秀芝站在那团金光里，一个穿蓝布褂子，一个穿碎花衬衫，靠得不远不近的，中间隔着半尺来宽。可他看着，觉得那半尺来宽的地方，比什么都好看。
他转过身，走回温室里。温室里蒸腾腾的热气扑上来，兰花的幽香混着腐殖土的气味。他蹲下来，把一盆新移栽的墨兰搬到架子上。根还没有扎稳，得搁在阴凉处缓苗。他用手指头把盆边的土压实了，又拿喷壶细细地喷了一层水。
喷完水，他站起来，两手撑着腰，慢慢直起身子。温室的天窗上凝着水汽，外面的天已经暗下来了。他收拾好东西，关好门，往宿舍走。
走到半路，小周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拿着一个饭盒。
“溥师傅，秀芝包的饺子，让我给您带一盒。”
溥仪接过饭盒。饭盒是铝的，还热着，烫手心。他掀开盖子看了一眼，是白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一个个圆鼓鼓地挤在里头。
“替我谢谢她。”他说。
小周说：“她说了，改天请您去家里吃饭。她妈做饭也好吃。”
溥仪笑了一下，说：“好。”
他提着饭盒回到宿舍，没有马上吃。他把饭盒放在桌上，坐下来看着。饭盒很新，铝皮锃亮，盖上刻着两只鸳鸯。大概是他们俩一块去买的，买的时候你推我让的，这个说你来挑，那个说你看上的就行。
他想起自己和婉容大婚的时候，内务府也备了一对鸳鸯。金的，錾花的，小巧玲珑。合卺酒喝完了，那对鸳鸯就收进了库房，后来去了天津，再后来就不见了。他从来没有在意过那对鸳鸯的去向。
他打开饭盒，夹了一个饺子吃了。饺子很好吃，皮筋道，馅儿鲜，白菜剁得细细的，和肉馅搅在一起，咬一口汤汁就出来了。他一口气吃了半盒，剩下的留着明天早上热热再吃。
吃完饺子，他洗了饭盒，用干布擦干净，摆在桌上。月光照进来，照着那只饭盒，铝皮上反射着一团银白色的光。他看了一会儿，把饭盒收进抽屉里。
第二天上班，他把饭盒带给小周，说：“还给你，替我谢谢秀芝，饺子好吃。”
小周接过饭盒，笑嘻嘻的：“溥师傅，您觉得秀芝怎么样？”
溥仪蹲在地上分花苗，头也没抬。“好。”
“怎么个好？”
溥仪停下手里的活，想了想。“她包的饺子，是认真包的。”
小周愣了一下，大概没听懂这话的意思。他挠了挠头，说：“她做什么都认真。昨天给我缝了个扣子，缝得可结实了。”
溥仪没有再说什么。他低下头继续分苗，把小苗一棵一棵地从育苗盘里起出来，抖掉根上的土，码在一边。小周蹲在旁边学，也拿起一棵苗，笨手笨脚地抖土。两个人蹲了一排，一个老的，一个少的，安安静静地干着活。
日头慢慢升高了，照得苗圃里暖烘烘的。远处银杏树下，林秀芝提着一个大水壶走过来，是来给小周送水的。她走到跟前，叫了声溥师傅，把一碗水递给他。水是绿豆汤，凉丝丝的，放了糖。
溥仪接过来喝了。绿豆汤从喉咙里滑下去，清甜清甜的。他把碗还给林秀芝，说了声谢谢。林秀芝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她蹲到小周旁边，看小周分苗。小周分错了，把一棵长得壮的和一棵长得弱的搁反了。林秀芝伸手给他纠正过来，嘴里说：“你看，这棵叶子宽的是强的，那棵叶子窄的是弱的，你怎么反着放？”
小周被她说得脸一红，嘟囔着：“我看错了嘛。”
林秀芝拿胳膊肘杵了他一下，下手不重，可小周夸张地哎哟了一声。林秀芝又捶了他一下，这回真用力了。小周不叫了，嘿嘿笑着把苗重新摆好。
溥仪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继续分自己的苗，手指头在泥土里拨拉着，一棵一棵的，不急不慢的。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他满是泥的双手上，照在他面前那一排整整齐齐的花苗上。
他想起很多年前紫禁城里的春天。御花园里的牡丹开了，太监们搭着梯子上去剪花，剪下来的花插在瓶里，送到各宫里去。婉容挑了一枝姚黄，插在坤宁宫的青瓷瓶里，叫他去看。他去了，看了一眼，说好看。婉容说，你仔细看看，这花瓣有几十层呢，每一层的颜色都不一样。他就凑近看了看。婉容站在旁边，身上穿着一件鹅黄的春衫，头发上别了一朵小小的玉兰。她说，这牡丹跟人一样，越好看的越娇气，一天浇三次水还嫌不够。他说，那就不养了，养点好活的。婉容没有接话，过了半天才说，好活的不好看，好看的就难养。
那时候他没有听懂。现在他蹲在苗圃里，手里分着花苗，忽然就听懂了。可听懂的时候，说这话的人已经不在了。
中午收工的时候，小周和林秀芝一块走了。两个人往食堂去，走在前头的溥仪回头看了一眼。小周手里提着水壶，林秀芝走在他左边，两个人的影子在地上挨得很近，近得几乎要叠在一起。
溥仪转过头，继续往前走。脚下的土路被太阳晒得发烫，路边的草丛里有虫子在叫。他走得很慢，可步子很稳，一步接着一步。
回到宿舍，他洗了手，坐在桌前。窗外传来食堂开饭的钟声，铛铛铛地响着。他站起来，拿起饭盒和饭票，推开门，往食堂走去。
秋天来了，植物园里的树叶开始变色，银杏黄了，枫叶红了，法桐的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落在路上，踩上去沙沙响。溥仪每天早上扫院子，扫帚划过地面，把落叶拢成一堆一堆的。小周在旁边帮忙，用簸箕把叶子铲起来倒进筐里，筐满了就抬到堆肥坑去。
小周和林秀芝定在了十月一号结婚。日子是小周自己挑的，说国庆节喜庆。溥仪问他家里准备了什么，小周说准备了两床新被子，一对枕套，还有搪瓷盆和暖瓶。林秀芝家里陪送了一个木头箱子，是樟木的，打开来有一股香气，能防虫。
“房子呢？”溥仪问。
“园里给腾了一间，在食堂后头，原先放杂物的，收拾出来了。”小周说，“不大，可够住了。”
溥仪点了点头。他想起自己大婚的时候，内务府花了四十万大洋，光喜宴就摆了三天。可那间坤宁宫东暖阁，他连一夜都没有在里面睡过。
婚礼前一天晚上，溥仪坐在桌前，把抽屉打开，从最里面摸出一个布包。布包是蓝布的，洗得发白了。他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对银镯子。镯子很素，没有任何花纹，只是磨得光光的，泛着温润的银光。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他母亲走得早，他记不清她的模样了，只记得她手腕上总戴着这对镯子。后来他出宫的时候，什么也没带，这对镯子不知怎么混在几件旧衣裳里带出来了。他一直收着，没有戴过，也没有给人看过。
他把镯子放在手心里，掂了掂。银是沉的，凉凉的，贴着掌心。他想，明天小周结婚，他该送点什么。钱他不多，东西他也没有。想来想去，只有这对镯子。
第二天一早，他换了件干净衣裳，蓝布褂子，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他把那对镯子用红纸包了，揣在怀里，往食堂后面那间小屋走。
小屋门前贴了大红喜字，窗户上贴了窗花，是林秀芝自己剪的，一对鸳鸯，两朵荷花。门口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摆着糖果和瓜子，用红纸垫着。屋里屋外都是人，有食堂的，有苗圃的，有温室的，热热闹闹地挤了一屋子。小周穿着一身新做的蓝制服，胸前别了一朵纸红花，脸比花还红。林秀芝穿了一件红底碎花的罩衫，辫子盘起来了，插了一朵绒花，羞答答地坐在床边。
溥仪进去的时候，小周赶紧迎上来。“溥师傅，您来了。”
溥仪点了点头。他从怀里掏出那个红纸包，递过去。“没什么好东西，”他说，“你收着。”
小周接过去，打开来看了一眼，愣住了。他抬头看着溥仪，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你母亲的东西？”小周问。
溥仪摇了摇头。“我母亲的。”
小周手捧着那对银镯子，沉甸甸的，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旁边的林秀芝走过来，看了看镯子，又看了看溥仪。她伸手把镯子拿起来，套在自己手腕上。镯子有点大，在她细胳膊上晃荡。
“谢谢溥师傅。”她说，声音很轻，眼睛却亮亮的。
溥仪摆了摆手，找了个角落坐下。婚礼开始了，有人喊“一鞠躬”，小周和林秀芝就鞠一躬。“二鞠躬”，又鞠一躬。溥仪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两个年轻人弯腰，直起，再弯腰。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们身上，照在林秀芝手腕上那对银镯子上。镯子一晃，就有一道光从银面上跳出来，落在墙上，落在人脸上，落在那对红纸剪的鸳鸯上。
他想起自己的大婚。那天他也鞠了很多躬，在太和殿，在乾清宫，在坤宁宫。每鞠一躬，旁边就有人喊一声“跪”，他就跪下去，磕头，站起来。膝盖磕在砖地上，磕得发麻。婉容坐在轿子里，他看不见她。轿帘垂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后来轿子进了坤宁宫，他被引到东暖阁，看见她坐在炕沿上，凤冠压得她脖颈生疼。那是他第一次看清她的脸。圆圆的，白白的，嘴唇抿着，眼睛低垂着，手搁在膝盖上，攥着衣角。
他看了她一眼。然后他跑了。
“溥师傅，吃糖。”
溥仪回过神来。林秀芝端着一把糖果站在他面前，红纸包的，水果糖。他拿了一块，剥开纸放进嘴里。橘子味的，酸甜酸甜的。
“好吃。”他说。
林秀芝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她手腕上的银镯子还在晃着，和旁边小周的手腕偶尔碰在一起，碰出很轻的一声响。
婚礼散了之后，溥仪一个人走回宿舍。下午的太阳还很高，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他走得很慢，脚下的落叶被踩得咯吱咯吱响。走到银杏树下的时候，他停下来，抬头看了看树。银杏叶子已经黄透了，一片一片的，在风里翻着，像满树挂着碎金子。有几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儿，慢慢地飘到他脚边。
他弯腰捡起一片。叶子很薄，像一把小扇子，叶脉清晰分明。他把叶子举起来对着太阳看，阳光透过叶肉，把那些叶脉照得透亮，一根一根的，像什么人的掌纹。
他把叶子揣进兜里，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他坐在桌前，把那片银杏叶夹进了《清宫词》里。叶子夹在书页中间，压得平平整整的。他合上书，摸了摸牛皮纸的封皮。封皮更旧了，边角又卷了起来。他用手指头把卷边抹平，一下一下的，很慢。
窗外刮起了风，把落叶吹得满院子跑。远处传来食堂的钟声，铛铛铛的，是开晚饭了。他没有动，坐在那里听着钟声一下一下地响完。
后来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风在刮着，呜呜的。他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立刻钻进来，带着泥土和落叶的气味。他深吸了一口气，把窗户关上。
他回到床上躺下，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枕头底下压着那本《清宫词》，他伸手摸了摸，摸到书脊的棱角。他摸着那个棱角，忽然想起文绣。文绣走的那天，在桌上留了一封信。信上写“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那封信他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觉得心口被什么东西堵着。后来他去了东北，那封信就丢了。可那些字他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字都不差。
孤衾独抱。他那时不知道这四个字有多重。现在他知道了。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还是荞麦壳的，一动就沙沙响。他听着那沙沙声，慢慢地，觉得眼皮沉了。
窗外还在刮风，可他已经听不太清了。他迷迷糊糊地想，明天要早起，苗圃里还有一批苗要移栽。小周大概会晚来一会儿，刚结婚的人，迟一点也正常。他得帮小周把苗先起了，等他来了再一起栽。
他想着这些，慢慢地睡着了。
冬天又来了。
植物园里没了春夏的繁盛，也没了秋天的斑斓，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和灰蒙蒙的天。温室里倒是暖的，兰花照常开着，水仙也养了几盆，春节前后开花。溥仪每天照常上班，照常干活，照常吃饭睡觉。日子过得像一杯温水，不烫不凉，喝下去没什么滋味，可离不了。
小周结婚之后，人胖了一圈，脸更圆了，气色也好。林秀芝每天中午给他送饭，用那个印着鸳鸯的铝饭盒，两个人蹲在食堂后头的台阶上吃。溥仪有时候路过，看见他们凑在一起吃饭盒里的菜，小周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林秀芝，林秀芝又夹回来。推来推去，最后一人一半。
他走过去的时候，小周叫住他：“溥师傅，尝尝秀芝腌的萝卜。”
他停下来，夹了一筷子。萝卜是酸甜口的，脆生生的，很爽口。他说好吃，林秀芝就笑，说缸里还腌着，改天给他送一罐。
腊月里的一天，小周找溥仪请假，说要回趟河北老家。溥仪问他什么事，他挠了半天脑袋，脸憋得通红，最后说秀芝有了。
溥仪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
“好，”他说，“你回去吧，路上小心。这边的活我替你看着。”
小周千恩万谢地走了，第二天带着林秀芝坐火车回了河北。溥仪一个人管着苗圃和温室，每天多干两个钟头，累是累点，可心里踏实。晚上回到宿舍，烧一壶热水，烫烫脚，然后坐在桌前看一会儿书，或者写几个字。
他写字还是歪歪扭扭的，没有什么长进。可他喜欢写。写什么呢，有时候抄一段《清宫词》里的句子，有时候写几句白天干了什么。有一回他写了一行字：“今日给水仙换水，蒜头大了些许，看来过年能开花。”写完看了看，觉得像个过日子的人写的。他把那张纸夹在书里，和银杏叶、明信片放在一起。
过了腊月二十，小周回来了。他整个人都变了，走路带风，见人就笑。林秀芝跟在他旁边，脸红扑扑的，比从前圆了一些，肚子还看不出来，可她自己走路的姿势已经变了，两只手不自觉地护在小腹前面。
小周回来那天下午，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找溥仪。
“溥师傅，老家的鸡蛋，我妈让带的，您留着吃。”
溥仪接过来，鸡蛋个个都匀称，壳上沾着点草屑和泥。他问：“秀芝还好？”
“好着呢，能吃能睡的。”小周搓着手，笑得合不拢嘴，“我娘说了，明年夏天生，到时候请您去家里喝酒。”
溥仪点了点头。他把鸡蛋放在桌上，数了数，一共二十个。他拿了十个，剩下的十个推回给小周。
“我吃不了这么多，你拿回去给秀芝补补。”
小周不肯，又推回来。两个人推了几个来回，最后小周说：“那这样，溥师傅，您收下，等秀芝生了，您给孩子起个名儿。”
溥仪停住了。他看着小周那张年轻的脸，圆圆的，亮亮的，满心满眼都是欢喜。他想起自己十七岁那年，大婚的那天，他站在坤宁宫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婉容坐在炕沿上，凤冠压得她脖颈生疼。
“好。”他说，“我起。”
小周走了之后，他坐在桌前，把那十个鸡蛋一个一个码好，放进一个纸盒里。纸盒是买鞋时留下的，他舍不得扔，搁在床底下。他把鸡蛋码进去，盖上盖子，放在阴凉的角落里。
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腊月的天黑得早，下午五点多就擦黑了，到了七八点，外面就静得像半夜。他点了灯，炉子里的火压了煤，烧得旺旺的，铁皮烟筒被烧得发红。屋里暖融融的，和外面隔成了两个世界。
他坐在炉子边上，烤着手。手背上裂了几道口子，是冬天干活冻的，一烤火就痒痒。他挠了挠，挠完了又烤。
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响着。水开了，他提起来灌进暖瓶里。灌完了，他把壶放回去，又添了块煤。火苗从煤块缝里蹿出来，蓝幽幽的，跳着。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宫里过冬。养心殿里烧着地炕，地面是热的，光脚踩上去暖烘烘的。屋里摆着炭盆，烧的是银霜炭，没有烟，只一股淡淡的松木香。太监怕他冷，给他裹了一层又一层，他热得受不了，偷偷把外袍脱了藏在床底下。后来被发现了，嬷嬷训了他一顿，又把袍子给他套上。
那时候他嫌热。现在他坐在这间小屋里，炉子烧得再旺，也只有巴掌大一块暖。可他坐在这里，觉得比养心殿踏实。这间屋子是他自己的，炉子是他自己生的，煤是他自己添的，水是他自己烧的。喝进嘴里的每一口热水，都是自己挣来的。
他端着杯子，喝了一口。烫，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他把杯子捧在手心里，看着炉火。火苗在炉膛里跳着舞，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晃来晃去的。
他想，等小周的孩子出生了，他得起个什么名字呢。男孩的话，叫志远吧。志存高远，好。女孩的话，叫什么呢……他想了半天，想起一句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叫子衿，好听，也雅致。可转念又一想，小周两口子都是实在人，孩子名字太文绉绉的，不合适。还是简单点好。男孩叫小满，女孩叫小雪。小满好，麦子灌浆的时候，丰收在望，实在。小雪也好，冬天生的，干干净净的，落地就是新的。
他想着想着，嘴角弯了弯。炉子里的火渐渐矮下去，煤烧透了，变成一层灰白的炭壳。他拿火钩子捅了捅，火又窜起来，把新添的煤引着了。
窗外传来一阵风声，呜咽着从屋檐下刮过去。他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和屋里的暖气一撞，在窗口凝成一小团白雾。他赶紧关上，白雾散了。
他脱了衣裳钻进被窝。被子是旧的，棉花硬邦邦的，可盖在身上压得实在。他把被子裹紧了，只露出一个脑袋。枕头底下压着那本《清宫词》，他摸了摸书脊，摸到那个熟悉的棱角。他摸着摸着，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他想，等开春了，他得去一趟绒线胡同。不是去找文绣，就是去看看那所学校。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看一会儿。看看那扇朱红木门，看看门楣上那块匾，看看孩子们从门里涌出来的样子。他不需要让她知道。他只需要知道她还在那里，还在那间教室里，给孩子们念“床前明月光”，给赵铁柱那样的孩子改本子，生炉子，削铅笔。只需要知道她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每天早上能喝上一碗热粥，晚上有一盏灯为她亮着。
那样，他就可以安心地回来，继续养他的花，过他的冬天。
他闭上眼，被子裹得紧紧的。炉子里的火慢慢熄了，屋里渐渐凉下来，可被窝里是暖的。他蜷着身子，像一只老猫蜷在角落里。
开春之后，溥仪果然去了一趟绒线胡同。
他挑了一个礼拜三的下午，学校有课，文绣一定在。他坐公交车到西四，下来走了一段路，拐进绒线胡同。胡同里安安静静的，两边是灰墙灰瓦的老房子，墙根底下蹲着几个老头在下棋。他走过去的时候，一个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棋。
他走到学校对面，站在一棵槐树底下。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挡不住什么，他就靠着树干站着。校门关着，里头传来琅琅的读书声，脆生生的，听不太清念的是什么。他闭着眼听了一会儿，分辨出是《木兰辞》，念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时候，声音整齐得很，像是全班一起念的。
他睁开眼，看着那扇朱红木门。门还是老样子，漆掉了大半，木茬子露在外面，灰白色的，像老人手上的骨头。门楣上那块匾还在，白底黑字，字是颜体，写得很端正。
他站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下课铃响了，孩子们从教室里涌出来，在操场上跑着闹着。他看见几个孩子在跳皮筋，嘴里念着“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还有一个男孩在追另一个男孩，追到了，两个人滚在地上，滚了一身土。有个女老师从教室出来喊了一声，两个男孩赶紧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装着没事人似的走开了。
他没有看见文绣。
后来上课铃响了，孩子们又涌回教室。操场上空了，只剩下一只麻雀在跳来跳去。他站了一会儿，从槐树底下走出来，沿着胡同慢慢往回走。
走到胡同口，他停住了。
文绣正从对面走过来，手里提着一个布包，大概是去买东西了。她看见他，也停住了。
两个人隔着几步远站着。胡同口的风吹过来，把文绣额前的碎发吹起来，她抬手拢了拢，别到耳后。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银镯子，细细的，素面的。溥仪看见了那只镯子，认出来了。是他母亲的那对镯子，小周结婚的时候他送出去的那对。怎么到了文绣手上，他不知道。
文绣看见他在看镯子，低头也看了一眼。“小周媳妇给我的，”她说，“说是你送他们的。她说太贵重了，不敢留，让我替他们收着。”
溥仪没有说话。
“我本来想还给你，”文绣说，“可我不知道你住在哪儿。后来想想，还是收着吧。你母亲的东西，不能丢。”
她说完，把布包换了只手提着。那只戴着镯子的手垂下来，搭在身侧，镯子贴着皮肤，不晃了。
“你过得好不好？”文绣问。
这一次是她先问的。溥仪看着她，她也在看他。她的目光很平，不躲不闪的，像是看一个普通的熟人。可他看见她问这话的时候，手指头不自觉地攥了攥布包上的带子。
“好。”他说。
文绣点了点头。她往旁边让了一步，意思是让他先走。可他没有动。
“你呢？”他问。
“我也好。”文绣说，“学校给我加了课，这学期教五年级。赵铁柱还在我班上，升了一级，还是那么淘气。”
她说着，嘴角弯了弯。那笑很淡，可溥仪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在笑。
“那就好。”他说。
两个人又站了一会儿。胡同口人来人往的，有个骑自行车的从他们身边擦过去，车铃铛叮叮响了两声。文绣往后退了一步，让开路。
“你回去吧，”她说，“天快黑了。”
溥仪嗯了一声。他转过身，往公交站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听见后面文绣叫了一声：“溥仪。”
他停下来，回头。
文绣站在原地，那只戴着银镯子的手举起来，朝他摆了摆。手腕上的镯子在夕阳里闪了一下，亮亮的，像一滴水。
然后她转过身，往胡同里走了。布包在她身侧一晃一晃的，步子不快不慢，稳稳的。
溥仪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胡同深处。然后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公交站到了，他站在那里等车。车来了，他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
车开动了，绒线胡同从窗外掠过。他往胡同口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有一棵老槐树站在风里，枝头已经冒出了米粒大的芽苞。
他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了眼。车晃晃悠悠的，他的身体跟着晃。售票员过来卖票，他睁开眼买了票，又闭上了。
回到植物园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推开宿舍的门，屋里冷冰冰的。他生了炉子，烧了水，坐在桌前。桌上放着小周送来的那罐腌萝卜，他还没吃完，罐子里的萝卜泡在汤汁里，白生生的，切成了细条。
他拿筷子夹了一根吃了。酸甜的，脆生生的，还是那个味儿。他嚼着萝卜，忽然想起文绣手腕上那只银镯子。那镯子他母亲戴过，他母亲走的时候他还小，记不清她的模样了。只记得她手腕上那对镯子，在他眼前晃着，晃着晃着就不见了。
现在那对镯子又出现了，戴在文绣的手腕上。文绣说替他收着。收着就收着吧。那些东西他本来也留不住。坤宁宫留不住，养心殿留不住，紫禁城留不住，婉容留不住，文绣也留不住。他能留住的，只有这间小屋，这个炉子，这罐腌萝卜，和窗外那棵枣树。
他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窗前。月亮升起来了，照得院子里一片白。枣树的枝丫在月光里黑黢黢的，像一张素描画。他看着那棵树，看着看着，想起那年在御花园里堆的雪人。雪人没有脑袋，被雪盖住了。第二天再去看，分不清哪里是雪人，哪里是雪地。
他转过身，回到桌前，把灯灭了。黑暗中，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风从北边来，带着山里的凉气，从窗缝里钻进来，丝丝的。他把被子裹紧了，翻了个身，面朝着墙。
墙上什么也看不见，黑乎乎的。他睁着眼，在黑暗里看着。看着看着，困意上来了。他慢慢合上眼，呼吸变得又深又长。
窗外的月亮移过枣树顶，移过屋檐角，照在院子里。院子里那棵枣树的影子，也跟着月亮慢慢地挪。从东墙根挪到院子中间，又从院子中间挪到西墙根。挪着挪着，天就亮了。
那年夏天，林秀芝生了一个女儿。
小周跑来找溥仪的时候，满头大汗，嘴唇都在哆嗦。“溥师傅，生了，生了，是个闺女。”他一把抓住溥仪的胳膊，手劲儿大得吓人，“您给起个名儿。”
溥仪正蹲在苗圃里拔草，被他拽得差点栽了个跟头。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想了想。
“叫小满吧。”他说。
“小满？”小周挠了挠头，“什么意思？”
“小满的时候麦子灌浆，粒儿还没硬实，但已经能看见收成了。”溥仪说，“实在，有盼头。”
小周念了两遍“小满”，咧开嘴笑了。“好，就叫小满。溥师傅，您真有学问。”
溥仪摆了摆手。他蹲回去继续拔草，可手指头有点发颤。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养心殿里，他翻《诗经》打发日子，翻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那一页，看了半天也没看懂。那时候他什么都有，可什么都没抓住。现在他什么都没有，可“小满”这个名字，是他给这个世上新来的一个小人儿起的。实实在在的，有盼头的。
过了几天，小周带了红鸡蛋来，给园里每个工友都分了。溥仪分到两个，鸡蛋壳染得红彤彤的，握在手里热乎乎的。他舍不得吃，搁在桌上看了好几天。后来小周催他吃，说鸡蛋放不住，他才剥了壳吃了。蛋白嫩嫩的，蛋黄沙沙的，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的。
入秋的时候，溥仪的身体又不太好了。咳嗽断断续续的，夜里睡不踏实。他没当回事，照常上班。可有一天早上，他蹲在地上给兰花换盆，站起来的时候一阵头晕，眼前发黑，要不是旁边有架子扶着，差点栽下去。小周看见了，硬拉着他去了医务室。大夫量了血压，听了心肺，说你这身子得养，不能大意。
“那怎么办？”小周问。
“少干活，多歇着。”大夫说，“最好别一个人住了，身边得有人照应。”
溥仪没吭声。他回到宿舍，坐在床上，看着这间小屋。屋子不大，可收拾得挺齐整。桌上摆着书和搪瓷杯，墙角放着炉子，窗台上搁着那盆水仙。水仙是秋天养的，才冒了绿芽，细细的叶子从蒜头里钻出来，嫩生生的。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桌前，拉开抽屉，把那本《清宫词》拿出来。书已经很旧了，牛皮纸封皮磨得起了毛，边角都卷了。他翻开，一页一页地翻。翻到夹着银杏叶的那一页，叶子还在，压得平平整整的，颜色从金黄褪成了浅褐色，叶脉还是清清楚楚的。又翻到夹着明信片的那一页，明信片上的天安门还是老样子，红墙黄瓦，松树绿油油的。背面他写的字还在：新年好。落款是一个“溥”字。
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院子里的枣树已经落了叶，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天很高，很蓝，没有云。有几只麻雀从枝头上飞起来，落到屋檐上，又飞走了。
他在窗前站了很久。然后他回到床上躺下，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天花板上那道水渍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他盯着那道水渍看，看着看着，眼睛闭上了。
过了几天，小周来给他送饭，推开宿舍的门，看见他躺在床上，被子裹得整整齐齐的，像是睡着了。可小周叫了两声，他没应。小周走过去推了推他的肩膀，手底下冰凉。他愣了一下，然后看见溥仪的手搁在枕边，手底下压着那本《清宫词》。
书是合着的。翻开的那一页，是最后的一页。那一页上印着两行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小周不懂这两句是什么意思。他站在床边，看着溥师傅安安静静的脸。那张脸上没有痛苦，也没有遗憾，像是终于把一件想做的事做完了，可以歇着了。
他慢慢跪下来，给溥师傅磕了一个头。然后他站起来，红着眼圈走了出去。
消息传开之后，植物园里的人都来了。大家站在宿舍门口，小声说着话。有人叹气，有人抹眼泪。小周抱着他刚满月的闺女站在人群里，孩子被吵醒了，哇哇地哭。林秀芝哄着她，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第二天，街道办和植物园一起办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来的人不多，都是生前的同事和朋友。小周把溥仪的东西收拾了一下，衣裳叠好放进纸箱里，书和搪瓷杯用布包着。那本《清宫词》他留了下来，搁在自己家里。他不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也不知道里头那些字说的是什么。他只知道溥师傅走到哪儿都带着它，睡觉压在枕头底下，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他把它放在自己床头的柜子上，和秀芝的梳子、闺女的拨浪鼓摆在一起。
追悼会开完那天下午，小周一个人去了趟城里。他按溥师傅从前说过的地址，找到了绒线胡同小学。校门关着，里面在上课。他站在马路对面，等了一会儿。下课铃响了，孩子们涌出来，在操场上跑。他看见一个女老师从教室里出来，头发在脑后绾着，用一根木簪子别着。她手里抱着一摞本子，走到操场边上站着，看着孩子们跑。
小周穿过马路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您是傅老师吧？”
文绣看了看他，点了点头。
小周从兜里掏出那本《清宫词》，递过去。“溥师傅走了，”他说，“这个，我觉得应该给您。”
文绣低头看着那本书。牛皮纸的封皮，磨得起了毛，边角卷着。她认得那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包的，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的三个字：清宫词。
她伸手接过来。书不重，拿在手里轻轻的。她翻开，看见里头夹着的银杏叶和明信片，看见那一页上写的“新年好”。她又往后翻，翻到最后一页，看见那两行诗。她看着那两行诗，看了很久。
“谢谢。”她说。
小周搓了搓手，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文绣站在操场上，手里捧着那本书。孩子们在她身边跑来跑去，笑声脆生生的，洒了一地。她没有动，只是站在那里，把书合上，抱在怀里。
那天晚上，她回到东绒线胡同的屋子里，坐在桌前。桌上摊着学生们的作业本，她翻开一本，是赵铁柱的。字还是丑，歪歪扭扭的，可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最后一行写着：“老师，我长大要当火车司机，拉好多好多人。”
文绣拿起红笔，在那个“火车司机”旁边画了一个圈，又写了一个“好”字。她把这本放下，翻开下一本。改着改着，她停下来，看了看搁在桌角的那本《清宫词》。
窗外的风刮起来，把窗纸吹得鼓鼓的。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着。她站起来，把水壶提下来，倒了一杯热水。捧着杯子暖手的时候，她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银镯子。镯子还是光光的，素面的，在灯下泛着温润的银光。
她把杯子放下，坐回去，继续改本子。红笔在本子上沙沙地响着，一笔一划的，很稳。窗外的风还在刮，炉子里的火还在烧着。她的笔没有停。
文绣是第二天才知道的。
那天早上她照常去学校上课，走到绒线胡同口，碰见邮局的老张在开信箱。老张叫住她：“傅老师，有一封您的信。”她把信接过来，信封上贴着四分钱的邮票，寄信地址是植物园。她拆开来看，里面只有一张纸条，是钢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的：“傅老师，溥师傅昨天走了，走得安安静静的，没受罪。他从前的东西不多，都留给了我们。他要是还有什么话想跟您说，大概都在那本书里了。您多保重。周明生。”
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揣进兜里。然后继续往学校走。进了教室，孩子们已经坐好了，见她进来，班长喊了一声起立，孩子们齐刷刷站起来，喊“老师好”。她点了点头，说坐下。翻开课本，讲《静夜思》。她念一句“床前明月光”，让孩子们跟着念一句。孩子们念得拖声拉调的，有气无力。她念第二遍，声音提了提。孩子们跟着念第二遍，齐整了些。
那节课讲完了生字，讲完了诗意，让孩子们抄写。教室里安静下来，只有铅笔在纸上沙沙的响声。她坐在讲台后面，看着下面的孩子们。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些低着的后脑勺上，头发一根一根的，有黑有黄，有长有短。她看着看着，忽然想起那天在植物园门口，溥仪跟她说的那句话。他说：“赵铁柱还在你班上吗？”她当时回答了什么来着，她记不清了。好像是说还在，淘气着呢。
她低下头，把课本翻到下一页。下一页是《游子吟》，孟郊的。她提前备了课，本来打算明天讲的。可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字：游子吟。
第二天，小周又来了。这回他带了一个小布包来，说是收拾溥师傅东西的时候，在枕头底下找着的。文绣打开来看，布包里是一张明信片，天安门的画，背面写着“新年好”，落款一个“溥”字。还有一片银杏叶，夹在一张旧报纸里，压得平平整整的。明信片和银杏叶都夹在那本《清宫词》里，可小周说，那天书给她之后，他又回去收拾，在枕头底下摸到了这个布包，大概是从书里掉出来的。
文绣接过来，看了看那张明信片。她认得那字，歪歪扭扭的，和那本《清宫词》封皮上的字一模一样。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又翻过去。背面除了“新年好”三个字和那个“溥”字，还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像是后加上去的，笔迹更歪，写的是：“绒线胡同小学，傅玉芳收。”那是她的地址，他记得。
她把明信片收进布包里，和银杏叶放在一起。小周站了一会儿，问：“傅老师，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吗？”
文绣想了想，说：“没有了。谢谢你。”
小周走了。文绣坐在桌前，把那个小布包放在《清宫词》上面。书是牛皮纸封皮，布包是蓝布的，两样东西叠在一起，厚厚的一摞。她伸手摸了摸，摸到布包底下硬硬的书脊。
后来那些日子，她照常上课，照常改本子，照常生炉子。冬天又来了，东绒线胡同里的煤烟味儿又浓起来。她每天早上被老李家的炉子呛醒，披着棉袄去天井里洗脸。水是凉的，泼在脸上激灵一下，整个人就醒了。
她走进教室，孩子们已经在等她了。赵铁柱还是坐在最后一排，个子又蹿了一截，桌子已经不够他用了，两条长腿伸在过道里，老绊着过路的人。她走过去，用脚尖碰了碰他的鞋：“收回去。”赵铁柱嘿嘿笑着把腿缩回去，缩了一半又伸出来。她瞪了他一眼，他吐了吐舌头，彻底缩回去了。
那天上课上到一半，赵铁柱忽然举手。她叫他起来，他站起来，脸涨得红红的，半天没说话。
“什么事？”
“老师，”赵铁柱的声音闷闷的，“我爹说，明年不让我上学了，让我去铁路上学徒。”
教室里一下子静了。文绣看着他，他低着头，手指头抠着桌角，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为什么？”
“我爹说，念书没用，不如早点儿挣钱。”
文绣沉默了一会儿。她让赵铁柱坐下，然后接着上课。那节课她讲得比平时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像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这堂课里。下课之后，她把赵铁柱叫到办公室。
“你想不想上学？”
赵铁柱低着头，抠着手指头，不说话。
“想不想？”
他点了点头。
“那你爹那边，我去说。”
赵铁柱抬起头，眼睛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我爹脾气倔，老师您别去了。”
文绣没有听他的。那天放学之后，她按赵铁柱说的地址，找到了他家的住处。那是一条很窄的巷子，两边的墙都快挨到一起了。赵铁柱家在最里头一间，门板歪了，关不严，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她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喊进来。她推门进去，赵铁柱的爹正坐在桌前喝酒，桌上搁着一碟花生米，一碟咸菜。赵铁柱的妈蹲在地上择菜，看见她进来，赶紧站起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您是……”
“我是赵铁柱的老师，姓傅。”
赵铁柱的爹放下酒盅，眯着眼看她。他脸上有一道疤，从眉骨拉到颧骨，像是被什么砍的。
“老师来干啥？”
文绣在桌边坐下，把来意说了。赵铁柱的爹听了一半，摆摆手打断她：“老师，您甭说了。家里穷，供不起。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张嘴都要吃饭。他早点儿去学徒，家里少张嘴，还能贴补点儿。”
文绣看了看蹲在地上的赵铁柱的妈。妇人低着头择菜，手指头在菜叶上抖着。
“学费不用您出，”文绣说，“他的书和本子我来买。他中午在学校吃，我给他带饭。”
赵铁柱的爹冷笑了一声。“老师，您能管他一辈子？”
文绣没有接话。她站起来，从兜里掏出几张票子，放在桌上。“这是我这个月的薪水，不多，您先拿着。让孩子再念一年，一年之后，他要是真念不进去，您再让他去学徒，我绝不拦着。”
赵铁柱的爹看着桌上的钱，又看了看她。那张带着疤的脸上，表情变了几变。最后他把酒盅往桌上一墩，闷声说：“随你吧。”
文绣从赵铁柱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巷子窄，没有路灯，她摸着墙根往外走。走到巷口，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追上来。她回头，是赵铁柱。他跑到她面前，站住了，喘着粗气。
“老师，”他叫了一声，声音有点哑，“我……我一定好好念。”
文绣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头发硬邦邦的，扎手。
“回去吧，”她说，“外头冷。”
赵铁柱转身跑了。跑了几步又回头喊：“老师，您路上小心！”
她看着赵铁柱的身影消失在巷子深处，然后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胡同里很黑，可她认得路。哪边有台阶，哪边有电线杆，哪边墙根底下蹲着一只猫，她都记得。她走得不快，但一步都没有踩错。
走到家门口，老李家的灯还亮着。窗纸上映着妇人的影子，弯着腰在灶台前忙活。她推门进去，回到自己屋里，点了灯。桌上摊着明天的课要讲的东西，她坐下来，拿起笔，接着备课。炉子里的火快灭了，她添了两块煤，用火钩子捅了捅。火苗慢慢蹿上来，映得满屋橘红。
她伸出手在炉子上烤了烤，手指头暖过来了。然后她拿起笔，在备课本上写了一行字：明天讲《游子吟》，重点讲“慈母手中线”那四句。
写完，她放下笔，把《清宫词》从桌角拿过来，翻开。书页在指尖下沙沙地响着。她翻到夹着银杏叶的那一页，看了看那片叶子。叶子还是褐色的，叶脉清清楚楚的。她又往后翻，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两行诗。
她合上书，把它放回桌角，和那个蓝布小包挨在一起。然后她站起来，灭了灯，躺到床上。
窗外，风从北边刮过来，把窗纸吹得鼓鼓的。她裹紧了被子，翻了个身。黑暗中，她摸了摸手腕上的银镯子。镯子贴着皮肤，温温的，像是被人攥了太久，沾上了体温。
她摸着那只镯子，慢慢地合上眼。
明天还得早起。赵铁柱的饭盒里得装点有油水的菜，他正在长身体，光吃白菜帮子不行。后街的肉铺逢一三五有特价的猪皮，可以去买点儿，熬成皮冻，切碎了拌在饭里。
她想着这些，呼吸慢慢地沉了。窗外的风还在刮着，呜呜的，从屋檐下过去，从枣树梢上过去，从绒线胡同的这头刮到那头。刮着刮着，天就快亮了。
赵铁柱没有去学徒。
他念完了五年级，又念了六年级。小学毕业那天，他拿着成绩单跑到办公室找文绣，成绩单上国文那一栏写着“优”，算数写着“良”。他站在文绣面前，把成绩单举得高高的，像举着一面小旗子。
“老师，我毕业了。”
文绣接过来看了看，点了点头。“考中学的事，你爹怎么说？”
赵铁柱咧开嘴笑了。“我爹说，随你。他不管了。”
文绣也笑了。她带着赵铁柱去报了中学，考上了。开学那天，赵铁柱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来给她看，褂子是他妈连夜赶出来的，袖口上还留着粉笔画的线。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扭来扭去的不自在。
“老师，您看行吗？”
文绣走过去，帮他把领子翻好，把肩头的线头揪掉。“行，”她说，“好好念。”
赵铁柱用力点头。临走的时候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给她，然后转身跑了。文绣低头看，是一个铅笔盒，铁皮的，上面印着天安门的画。盒子里搁着一支新铅笔，削得尖尖的。
她把铅笔盒收下了，放在抽屉里。那支铅笔她舍不得用，搁在铅笔盒里放着。后来赵铁柱上了中学，隔三差五地来看她，有时候带几个烧饼，有时候带一兜枣。她问他学习怎么样，他说还行，国文还是最好。
赵铁柱上到初二那年，文绣的身体开始不太行了。先是胃疼，吃不下东西，后来去医院查，大夫说胃上长了东西，得做手术。她住了一个月的院，手术做完了，人瘦了一大圈。出院之后，她回到东绒线胡同，老李家的妇人给她端了一碗鸡汤来，里面放了红枣和枸杞。她喝了，觉得身上暖了些。
学校让她在家休养，功课由别的老师代着。可她闲不住，每天还是去学校，哪怕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改改本子。改着改着，胃疼起来，她就用手按着，等那阵疼过去了，接着改。
那年冬天，赵铁柱来看她，带了一兜橘子。他坐在她对面，个子已经比她高了，肩膀也宽了，嘴唇上冒出一层细细的胡茬。他看着她瘦削的脸，看了半天，忽然说：“老师，您别硬撑着。身子要紧。”
文绣摆了摆手。“不碍事。”
赵铁柱没再说什么。他坐了一会儿，帮她把炉子捅开，添了煤。又去天井里提了一壶水来，灌进暖瓶里。做完这些，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
“老师，我走了。过两天再来看您。”
文绣点了点头。赵铁柱走后，她一个人坐在屋里，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着。她站起来走到桌前，拉开抽屉，把那个铁皮铅笔盒拿出来。盒子上天安门的画已经有点褪色了，边角也磕掉了几块漆。她打开盒子，那支铅笔还在里头，还是当年削好的样子，没有用过。
她把盒子盖上，放回抽屉。
转过年的春天，文绣的病情又重了。这回她没有去医院，只叫了隔壁的老李帮忙请了个大夫。大夫来看了看，开了几副药，私下里对老李摇摇头。老李出来的时候眼圈红红的，他老婆问怎么了，他摆了摆手，没说话。
那几天，文绣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那间小屋的天花板是纸糊的，顶棚上有一道水渍，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河。她看着那条河，想起很多事。想起进宫那天轿子从东华门抬进去，门洞又深又暗，两边的墙砖上长满了青苔。想起坤宁宫东暖阁里的红烛，红帐子，红色的凤袍。想起婉容在御花园里教她吃西餐，教她用刀叉。想起在天津张园，她屋里的烟囱堵了，满屋子都是烟。想起离开那天，她收拾了几件旧衣裳，把那本《古文观止》塞进随身的小包里。想起火车窗外的田野，庄稼收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茬子。想起绒线胡同小学门口那两扇朱红木门，想起赵铁柱接话茬，想起周小芳的奶奶熬药，想起刘大柱糊火柴盒。想起每天早上天井里那碗热粥，想起老李家的炉子，想起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
她想起溥仪。想起那个下着小雨的下午，他撑着伞站在马路对面，雨水淋湿了他半边肩膀。想起植物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想起他攥着网兜的样子，想起他说“你过得好不好”的时候，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
她还想起他最后给她写的那几个字。新年好。歪歪扭扭的，毛笔写的。她看了很久，把它夹在书里。
她侧过头，看着桌上那本《清宫词》。书还是老样子，牛皮纸封皮，磨得起了毛。她伸手摸了摸，够不着。她把手缩回来，放在被子上。
窗外有太阳，隔着窗纸照进来，落在被子上，暖融融的。窗外的枣树上有一只麻雀在叫，唧唧的，叫一阵停一阵。她听着那麻雀的叫声，觉得困了。
她闭上眼。麻雀还在叫，叫得很轻，很远。她听着听着，呼吸慢慢浅了。那只麻雀又叫了一声，然后扑棱棱飞走了。
桌上放着那本《清宫词》，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书页吹得动了一下。书翻开的那一页，是夹着银杏叶的那一页。叶子褐色的，叶脉清清楚楚的。风又吹了一下，书页翻过去，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印着两行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风停了，书页慢慢地落回去，盖住了那两行字。
老李家的妇人中午来送饭，推开文绣的屋门，看见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睡着了。妇人叫了两声，文绣没有应。妇人走过去，摸了摸她的手，凉了。妇人愣了一会儿，然后把碗放在桌上，慢慢地退出去，关上了门。
她站在天井里，对着正在院子里劈柴的老李说：“他爹，傅老师走了。”
老李放下斧头，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
消息传到学校，孩子们都哭了。赵铁柱那时候已经上了高中，听到消息赶过来，站在文绣的屋门口，没有进去。他靠墙站着，肩膀一耸一耸的，嘴唇咬得发白。过了很久，他转过身走了。走到胡同口，停了一下，蹲在墙根底下，把脸埋进胳膊里。
后来收拾文绣的东西，除了几件旧衣裳、几本书、那个铁皮铅笔盒和那本《清宫词》，什么都没有。书里夹着明信片、银杏叶，还有一张旧报纸。报纸上有一篇写紫禁城的文章，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了，折痕处眼看就要断开。有人把那篇文章展开看了看，写的是坤宁宫，写的是东暖阁，写的是那张紫檀木桌和桌上的合卺酒。文章末尾写了一句：那个晚上，坤宁宫的灯亮了一夜。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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