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北京，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薄一波谈到机构去留时，语气格外直接：“如果还有什么想法，趁早打消。”这句话听起来严厉，却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要把一个重要问题说透：中顾委究竟是长期存在的权力机构，还是完成使命后退出历史舞台的过渡安排？

要理解这场讨论，得从干部制度的变化说起。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既需要老同志把握方向，也需要更多年轻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倘若交接迟迟不能完成，经验固然能够保留，机构却可能失去活力。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中央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邓小平担任主任，陈云、薄一波等担任副主任，首批委员中有许多参加过革命和建设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经验丰富，熟悉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提供意见。

中顾委并不是另设一套领导班子。邓小平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它的定位是中央委员会的“助手和参谋”，不能代替新的领导机构作决定，更不能凭借资历发号施令。这个边界，决定了中顾委能否发挥作用，也决定了它不宜长期化。

当时，干部离休、退休制度还在逐步建立，许多老同志虽离开一线岗位，仍有能力和意愿继续工作。中顾委由此成为新旧交替之间的一座桥梁：老同志传授经验，年轻干部承担实际工作，权力交接不至于出现断层。

有意思的是，这一安排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制度探索意味。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之后连续出现领导人年事已高、接替困难的局面，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任职时间不长，便因病去世。中国没有照搬别国做法，而是试图通过制度安排，逐步解决干部队伍老化问题。

中顾委的作用，很快体现在干部更新上。党的十三大以后，中央领导机构的年龄结构明显改善，更多中青年干部走上重要岗位。老同志并非退出后就无所事事，他们参与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对重大政策提出意见，也在作风和纪律方面提醒年轻干部。

但制度能否正常运行，关键不只在设计，还在执行。薄一波在中顾委工作多年，对其中的长处和隐忧都看得很清楚。他发现，少数地方顾问机构没有完全摆正位置，个别人仍习惯于过问具体事务，甚至把过去的职务影响带到新的工作环境中。

1986年，地方顾问机构曾举行经验交流活动。薄一波在接触中发现，中央层面的做法与地方之间存在差异，于是提出“六要六不要”。要支持新班子工作，要关心下一代，要公正办事，要拾遗补缺，要加强学习，要作维护团结的表率；不要干扰新班子，不要违反政策，不要提出过分要求，也不要介入无原则纠纷。

这番话的分量很重。它实际上是在提醒老同志：顾问不是新的权力身份，资历也不能变成干预工作的依据。中顾委若要保持声誉，就必须把“参谋”二字落到实处，既发挥经验优势，又主动约束自身影响。

随着干部离休退休制度逐渐完善，中顾委最初承担的过渡任务已经接近完成。问题也随之出现：这样一个发挥过作用的机构，是否可以继续保留下来，成为常设机构？

一些人认为，中顾委既然有经验、有威望，继续存在并无坏处。邓小平的判断却十分明确。1989年9月，他谈到今后党代会时指出，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还是要实行退休制度。同年11月，他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以实际行动说明老同志也必须接受制度安排。

到了1992年，撤销中顾委的条件已经成熟。它若继续存在，名义上是顾问，实际上却可能形成另一层影响；新领导班子若经常面对上一代领导人的意见，也不利于独立负责。制度设计一旦完成历史任务，就应当及时退出，不能因为曾经有效，便把过渡办法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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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委员中的不同意见，薄一波并没有否定大家对党和国家的关心。他说，赞成保留或主张撤销，出发点都是为了大局，但中顾委既然是过渡机构，就不能留恋位置，更不能把个人感情置于制度需要之上。

“如果还有想法，趁早打消。”这句直话，真正针对的是权力观念，而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它把中顾委成员应有的自我约束讲得明明白白，也为会议形成共识扫清了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中顾委完成历史使命，不再设立。这个机构存在十年，时间并不算长，却承担了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任务。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留下多少会议记录，更在于让一批老同志以顾问身份完成交接，也让一批年轻干部在制度保障下走上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