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初，北京，邓小平面对军委会议上的不同意见，没有急着拍板。叶剑英担心战争失控，粟裕则从作战角度提醒风险。此时的中国，刚走出长期动荡，军队多年没有经历大规模现代战争，边境问题却已逼到眼前。
事情的起点，不在某一次会议，而在中越关系持续恶化。1975年越南统一后，黎笋集团逐渐改变外交取向，开始明显靠拢苏联。中越边境冲突增多，越南境内针对华人的排斥和驱赶，也使两国关系迅速降温。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家园，边境地区不断传来村寨受袭、人员伤亡的消息。
更令北京警惕的是地区格局的变化。1978年11月3日，越南同苏联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同年12月25日，越军大举进入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越南由此成为苏联在东南亚的重要支点，中国南部安全环境骤然收紧。
越南的军事行动并不只发生在柬埔寨。广西、云南边境的摩擦逐步升级，边防部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中国而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邻国纠纷，而是边境安全、华侨安危以及苏联战略挤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
邓小平并非没有顾虑。1979年1月28日，他抵达美国访问，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谈。访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苏联扩张和越南地区行动，但美国没有作出军事支持的承诺。中国能够判断的，只是美国大概率不会直接介入，这与得到所谓“同意”完全是两回事。
真正艰难的判断，仍在国内。叶剑英熟悉军队建设，也了解现代战争的复杂性。他担心越南背后有苏联支持，一旦战事拖长，就可能演变成更大的地区冲突。山地丛林不利于大兵团展开，解放军长期缺乏实战检验，谁也不能轻视这些问题。
粟裕的顾虑同样集中在军事层面。开战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控制规模、结束战斗。越南军队经历过长期战争，基层作战经验丰富；中国军队虽然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但通信、协同、后勤等方面，未必经得起一场现代边境战争的全面检验。
有意思的是，关于陈云在关键时刻劝邓小平出兵的具体谈话，公开史料并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逐字记录。许多文章所说的“苏联顾不过来”以及“速战速决”等原话，更多来自后来的转述，不能当作已经确认的会议实录。不过，陈云确实是当时极受重视的领导人，他对政治、经济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判断，必然影响决策层的思考。
陈云可能发挥的作用，不在于替军事部门制定一份作战地图，而在于帮助决策者衡量代价。中国若长期退让，边境压力或许继续增加；若出兵，又必须设定明确目标，不能陷入占领和消耗。换句话说，战争若被认为无法回避，就必须把时间、范围和退出条件控制住。
这种思路与邓小平后来确定的行动方式基本一致。中国没有提出吞并越南，也没有把战争目标扩大到全面占领，而是集中打击越北边境的军事据点和交通节点，随后撤回国境线。决策中的核心，不只是“打不打”，还有“打到什么程度、何时收手”。
1979年2月17日，广西、云南方向的中国军队开始行动。广西方向由许世友指挥，云南方向由杨得志指挥。部队相继攻占同登、高平、老街等重要地区，并向纵深推进。战斗暴露出不少问题：有的部队协同不畅，通信效率不高，后勤运输也受到山地道路限制。
3月5日，中国宣布开始撤军。到3月16日，参战部队基本撤回中国境内。战争持续时间不长，却造成了双方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越南军队没有因此放弃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苏联也主要停留在外交和军事施压层面，没有直接出兵同中国作战。
这场战争的决策过程，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人的一句话。叶剑英和粟裕的担忧，代表了对军事风险的审慎判断；陈云所强调的全局权衡，则可能促使决策层看到，有限行动与长期战争并不是一回事。邓小平最终选择出兵，真正依靠的，是对边境局势、苏联反应、军队状态和国际环境的综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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