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6818字
阅读预计17分钟
作者|吴孟克
编辑| 黄耀萱
审核| 朱依林 单敏敏
编者按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是该国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之一。最近，笔者正在此处交流学习。这是一所特别的大学，它没有围墙——校门与街区融为一体，很难说从哪里开始，才真正进入了这所大学。但“围墙”只是消失了，政治并没有。2024年“七月起义”之后，达卡大学看起来正在经历一场“去政治化”，但政治并没有离开校园，它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重新进入了学生的日常生活。“七月起义”如何摧毁了达卡大学的旧宿舍政治秩序？旧秩序留下的权力真空，又是谁在填补？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一、没有画像的“政治中心”
达卡大学给人的第一印象其实很生活化。校园没有特别清楚的边界，和周围城市连在一起。笔者每天坐人力车（rickshaw）去学校时，沿途先经过卖水果蔬菜的街区，接着是宠物店街区、奖杯和广告牌的街区，最后到了达卡大学旁边的花市。很难说从哪里开始才真正进入了大学。笔者还去过一些较新建的私立大学，进门要过闸机，楼宇和草坪维护得更漂亮。
这反而更凸显了达卡大学的不同，它看起来更旧、更乱，也更像城市公共空间本身。达卡大学食堂里卖的主要是高性价比的大盘米饭：点一个鸡蛋，会给一颗鸡蛋外加一大盘浇咖喱汤的米饭；点一块Tandoori烤鸡，也不过是在这盘米饭旁边多一小块鸡腿。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真正让人意外的是，这所以校园政治著称的大学，日常看起来反而没有多少显性的党派政治元素。2026年8月5日，笔者与一名达卡大学学生在校园里漫步，当时正值2024年运动纪念活动，学校里却没有多少人。许多人说，因为这一天是公共假日，不少学生已经回家或者出去玩了。政治人物的画像已经大量消失——除了被丑化的前总理谢赫·哈西娜，长犄角的哈西娜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门廊上，也往往和印度元素一起出现。
校园里很少看到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NP）领导人的形象，更少看到伊斯兰大会党（BJI）领导人的形象。附近的壁画更愿意把2024年“七月起义”描绘为一场学生和普通人的运动，包括大量学生对抗军警的画面。后来，笔者又去了达卡大学学生会（DUCSU）纪念馆。那里几乎就是一面孟加拉国学生政治的“烈士墙”，2024年“七月起义”占据了超过1/4的墙面。
二、一台全国性的精英筛选机器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越了解达卡大学，就越难把其只看成一所大学。
它首先是一台全国性的精英筛选机器。2025—2026学年，仅文科、法律和社会科学一个招生单元，2934个名额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参加考试。一位毕业生告诉笔者，如今学生大量来自达卡以外，不少来自普通甚至贫穷的家庭；有学生说，自己1/10到1/5的朋友没有父母支持，需要打零工补贴家用。能考进这里，本身已意味着很强的学习能力和专注力。
这种筛选并未在入学后结束：孟加拉国现代职业职位高度依赖竞争性考试，达卡大学毕业生竞争力突出，政治学、公共管理等院系的校友名单里，政府秘书、部长、法官等反复出现，校友资料中总统、总理、首席大法官和大学校长也不鲜见；许多院长和校领导后来被任命为其他公立大学校长或国家教育机构领导，达卡大学因此成为孟加拉高等教育系统的职位分配枢纽之一。
这也解释了它为何受到远超普通大学的政治关注。这里聚集着一批经过激烈筛选的年轻人，其中一部分日后将进入官僚体系、商界、大学、司法系统和政党；教师也不断进入更大的教育和政策网络。与此同时，达卡大学反复出现在孟加拉国政治转折点上：从1952年语言运动、1960年代后期群众运动，到1971年独立战争，再到2024年“七月起义”。在这样的地方，学生政治很难只停留在学生内部。问题是，这种政治影响力究竟如何从几万名学生的日常生活里被生产出来？答案，要从宿舍说起。
三、宿舍：一张床位的权力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在笔者看来，达卡大学的“宿舍”（Hall）是理解学校政治的关键场所。
笔者后来陆续到访过达卡大学的几个宿舍。第一眼看过去，这些地方其实也没有多少政治感。许多宿舍的院子里花草收拾得很好，里面的学生现在住四人间，每个人有一个储物柜，空间还是相当拥挤。宿舍门口经常堆着鞋，房间、食堂、阅览室和楼下的小杂货摊挤在一起。学生可以买瓶装水、饼干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
每个宿舍都有自己的食堂，有学生告诉我，很多住宿舍的人每天花在吃饭上的钱不到100塔卡。这些宿舍很像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小社区。学生在这里睡觉、吃饭、读书，也在这里认识朋友、参加社团、处理学业任务以及各种日常。
事实上，达卡大学的宿舍并不是单纯的住宿场所。一名学生即使尚未获得床位，也会获得某一个宿舍的组织归属，这种宿舍身份会伴随其整个大学生涯，甚至出现在毕业证书上。每个宿舍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内部制度，行政上由舍监（Provost）领导，下设舍堂导师（House Tutor）、助理舍堂导师（Assistant House Tutor）等。宿舍还拥有自己的行政人员、保安、清洁工和维修人员。
例如，笔者调查过的“Zia Rahman”宿舍就有80余名编制人员，住宿约1200名师生。学生则通过选举组成宿舍学生会（Hall Union），负责组织辩论、讲座、阅览室、文学活动、戏剧、体育、宗教和社会服务等事务，舍监担任宿舍学生会主席，常务副主席由学生中选举产生。可以看出，宿舍从制度设计上就是一个把行政管理、学生自治和日常生活组装在一起的小型政治共同体。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笔者和学生谈起2024年“七月起义”前后的变化时，一个反复出现的印象是，他们大体喜欢现在的生活。一个“Surja Sen”宿舍的学生告诉我，他过去住过八人间，现在是四个人；更重要的是，以前学生经常必须参加政治活动，现在可以自己决定去不去。另一个学生告诉我，现在许多学生很怕旧秩序会回来，他们更希望维持目前这种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的校园生活。
这些普通学生的反应，直接指向了2024年“七月起义”之前更加压迫性的宿舍旧秩序。此前，各执政党普遍依赖有黑帮色彩的附属学生组织控制宿舍。政党学生组织在各个宿舍的干部实际上能够决定谁可以住进宿舍、谁能够获得床位，也可以直接对学生使用暴力。
笔者在访谈中听到的描述要具体得多。普通学生可能八个人甚至二十个人挤在一个房间，一些学生干部却可以住有空调和冰箱的单间。已经毕业的学生干部也会继续占据宿舍，以便维持对学生的控制。学生组织干部的职位本身可以用钱购买，掌握职位以后，又可以花钱从校外招募私人打手，其中一些人也会被安排住进宿舍。
新生进入宿舍后，则可能先被安排进拥挤的“Gono Room”。一个“Jassim Uddin”宿舍的学生告诉笔者，他曾被安置进一个巨大的“Gono Room”，里面同时住着200多人，头顶甚至没有电风扇。笔者后来看到这个房间时，它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安静的公共阅读室。晚上还有所谓的“guest room”活动，学生要在那里接受训话和纪律约束。学生们告诉我，不服从的人可能遭到辱骂和棍棒殴打，也可能失去床位，甚至连行李都会被直接扔到楼下。
在这套旧秩序中，执政党学生组织的宿舍领导层几乎架空了正式的宿舍行政架构。舍监体系的实际权力被大幅压缩，真正决定床位、日常资源分配和惩罚的，往往是执政党学生组织在各个宿舍的干部网络。他们向宿舍食堂和店铺收取“保护费”，学生组织领导人的推荐甚至会影响毕业生未来获得政府职位。一些宿舍干部还会把受其控制的学生转化成廉价的“政治劳动力”。例如，当外面的政治人物需要集会、迎接或者展示支持者时，他们可以通过宿舍干部迅速组织起一批学生，再从这种动员能力中换取政治和金钱利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24年“七月起义”的转折首先发生在宿舍里。7月16日至17日前后，普通学生开始把前政权附属学生干部赶出宿舍。17日，达卡大学19个宿舍中有17个已经被学生控制，不少宿舍的学生还要求舍监签署文件，宣布宿舍内禁止党派政治。可以看出，前人民联盟政权并不是在8月5日突然崩溃的，它最早的崩塌发生在达卡大学的宿舍里。
四、“不要宿舍政治”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2024年旧的宿舍秩序被“七月起义”摧毁以后，达卡大学宿舍政治最明显的变化，是“去政治化”逐渐成为普通学生共同接受的一条底线。学生们并不一定反对讨论政治，也不排斥DUCSU和宿舍学生会这样的学生自治机构，他们真正深恶痛绝的是政党组织重新进入宿舍，把床位、日常生活和政治参与重新绑在一起。
这就使现在作为执政党BNP学生组织的孟加拉民族学生党（JCD）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它当然拥有执政党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宿舍内的组织能力。
笔者在访谈中听到的评价相当尖锐：JCD长期离开校园基层，组织方式仍是陈旧的“首领+追随者”模式，派系斗争激烈，很多干部仍然习惯于按照过去执政党学生组织的逻辑思考问题——建立正式宿舍委员会，再依靠政党和行政力量扩大控制。结果是，2025年8月，JCD宣布在18个宿舍建立新的委员会，当天夜里多个宿舍的学生就走上校园，高喊“不要宿舍政治”（Hall Politics No More）。学生提出的要求也很直接：除选举产生的宿舍学生会外，任何政党学生组织都不应在宿舍建立组织。到2026年9月，“不要回到宿舍政治”依然是任何学生组织都必须面对的政治约束。
JCD更深的困难还在于，它已经很难再用旧秩序下的办法弥补基层组织不足。2024年“七月起义”以前，执政党学生组织可以通过控制床位、教师和行政支持，再辅以暴力，把组织能力强行制造出来。
但今天如果JCD重新走这条路，它首先面对的就是一批已经亲手赶走过前执政党学生组织的学生。2025年JCD刚宣布成立宿舍委员会，普通学生几小时内就再次跨宿舍动员，本身已经说明这种潜在反应。对2026年已经执政的BNP而言，如果自己的学生组织试图重新制造一套类似旧时代的宿舍控制机器，并因此再次激起大规模学生反抗，政治上显然得不偿失。
因此，JCD既很难仅靠选举迅速弥补基层组织不足，也很难再公开使用强制手段建立组织优势。它还没有找到一种真正适应“去政治化”环境的组织形式。
五、谁在“去政治化”的宿舍里
组织学生？
“去政治化”并没有让有组织的政治力量退出宿舍。真正适应这一环境的，恰恰是两股都能够以“非政治”面目活动的有组织力量。它们分别以“大学行政”和“普通学生社会”的面目出现。
（一）
第一股力量，是以舍监为中心的宿舍行政体系
它看起来最没有政治色彩：学生申请床位、调整住宿、处理食堂和公共空间问题，出现纠纷以后寻找老师解决，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大学行政。2024年以后，过去长期被学生干部控制的床位首先回到了宿舍行政体系手里，学校开始清退已经毕业的学生和校外人员，并由宿舍行政机构正式分配床位。从正式制度看，这套权力相当大。舍监监督整个宿舍的日常运行；作为宿舍学生会的主席，舍监对讨论事项拥有否决权，甚至有权解散执行委员会并重新组织选举。
然而，舍监事实上已是当前大学内最政治化的职位之一。许多教授都向笔者透露，只有得到校领导层高度信任的老师才能被任命为舍监。而作为孟加拉国的政治重镇，达卡大学校领导层直接由执政党高层挑选。这也说明，行政体系的“非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它真的与政治隔绝。政党力量可以沿着校长、教师派系和宿舍行政职位进入这一体系。它受到的限制同样明显：舍监拥有资源和正式权威，却很难像学生组织那样直接进入上千名学生的同伴网络。一旦学生集体认为宿舍行政偏袒某一组织，舍监本人也可能迅速成为抗议对象。
（二）
第二股力量则是孟加拉国伊斯兰学生营（Shibir）
Shibir是伊斯兰大会党（BJI）的附属学生组织，它最适应“去政治化”环境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根本不需要复制过去的宿舍政治架构。
与母体组织BJI一样，Shibir的组织技术也带有明显的穆兄会色彩。它非常善于把政治组织嵌入教育、社会服务、个人关系和长期成员培养之中。Shibir真正的优势在于：它对宿舍的争夺，早在学生进入宿舍以前就开始了。笔者在田野中了解到，一些与BJI-Shibir网络有关的补习中心同时承担资助、联系和识别学生的功能，有受访者甚至把这种关系的起点推到了八年级。一个学生从初中、高中到补习中心一路进入达卡大学时，原有的学习帮助、朋友关系、宗教活动和社会联系可以继续存在。等这些学生真正住进宿舍以后，组织并不需要告诉他“现在你属于某一个宿舍委员会”，也不需要依靠床位迫使他参加活动。这一整条链条，笔者还在继续核实。
Shibir内部本身具有相当严密的成员培养、层级关系和日常联系，只是这些组织关系不必全部公开呈现在宿舍里。它可以通过朋友关系、年级代表（batch representative）、社团、学习活动、社会服务以及宿舍学生会进入学生日常生活。
政治组织已经被包裹在一系列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社会关系之中。换句话说，宿舍的斗争是在宿舍之外赢得的；当JCD试图在宿舍内建立自己的组织时，它早就已经输了。
于是，2024年“七月起义”以后宿舍里逐渐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结构——舍监体系依靠正式规则、床位和学校行政组织学生；Shibir依靠低可见度的人际网络、服务和长期社会化组织学生。前者以“大学行政”的面目出现，后者以“普通学生社会”的面目出现，两者都能够适应宿舍“去政治化”的新语言。它们之间既存在竞争，也必须合作：宿舍行政需要能够联系普通学生、处理日常问题的学生代表，Shibir支持的学生干部也需要舍监掌握的床位、食堂、公共空间和正式制度。一旦双方对谁有权代表学生、谁能决定宿舍事务产生分歧，冲突又会立刻出现。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例如，2026年8月16—17日，“Fazlul Huq Muslim”宿舍就爆发了学生要求舍监辞职的事件。该宿舍舍监因一名学生分享批评舍监的社交媒体文章，将该学生叫到办公室；该学生称自己被扣留并受到威胁。之后，宿舍学生会和DUCSU都介入，要求撤换该宿舍舍监。事件直到9月中旬尚未解决。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宿舍内部舍监和有组织学生之间的权力边界仍不明确，仍存在巨大的冲突空间。
总体而言，笔者目前倾向于认为，达卡大学未来会形成一种混合型的新宿舍政治秩序：舍监主导的行政体系掌握正式权力，Shibir的有组织学生网络掌握更强的学生组织能力，两者将在竞争、合作和相互制约中形成某种均衡。目前，相关调查问卷仍在发放和回收，大量访谈也还在进行和整理，最终评估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六、宿舍里的政治，如何震动全国？
如果把视野从达卡大学的宿舍拉到整个孟加拉国，会发现学生政治正在改变全国政治的议程结构。
2024年以后，一批学生领袖组建国家公民党（NCP），为那些不愿重新回到旧秩序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政治出口。NCP在2026年议会选举中只获得6个席位，组织力量远弱于传统政党，但它仍然掌握着“七月革命”的政治语言和相当一部分街头动员能力。它的生存空间因此并不完全来自选票，而来自两种持续存在的需求：广大孟加拉国青年仍然需要一个区别于传统政党的政治力量，也仍然不愿让2024以前的秩序原样回来。
这又给BJI留下了一个很有利的位置。NCP可以冲锋在前，提出更激进的改革要求，BJI反而可以扮演温和派，以理性、温和、有组织的议会反对党面目出现。
2026年大选后，BJI获得68席，成为议会最大反对党。与此同时，Shibir支持的学生力量在达卡大学等主要高校学生会选举中连续取得明显优势。
不过，BJI并不能直接控制NCP。两者的组织能力存在明显不对称：NCP掌握激进的政治语言和“七月革命”的象征资源，BJI-Shibir体系则拥有更稳定的基层和学生网络。因此，BJI即使不站在最前列，也能持续影响学生政治议程，并对NCP形成组织牵引。
印孟关系的紧张，又给这套政治关系叠加了一层外部变量。哈西娜2024年倒台后长期留在印度，使“旧秩序”“印度影响”和国家主权在部分学生政治话语中越来越容易被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以及针对穆斯林的言论和事件，也不断进入孟加拉国媒体和社交网络。
2026年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取得突破以后，边境地区穆斯林处境和反穆斯林暴力的报道就在孟加拉国引发明显关注。这使原本分散在不同教派、不同党派中的穆斯林群体在某些涉印议题上更容易产生共振，而BJI只要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主要伊斯兰政治力量的身份，就可以从这种情绪中获得持续的政治空间。这又反过来给学生政治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腹地。
由此形成的全国图景相当清楚——NCP负责把“七月革命”、反旧秩序、改革等政治修辞推到前台，BJI-Shibir体系则把其中一部分青年情绪转化为更持久的组织力量。学生政治给伊斯兰政治提供了年轻面孔，伊斯兰主义组织则给青年政治提供了组织能力和社会腹地。
因此，2024以后孟加拉国政治最值得观察的变化之一，就是这种“伊斯兰组织能力+青年政治语言”的结合。对执政的BNP而言，这意味着一种持续的压力。BNP虽然在议会拥有209个席位和明显的制度优势，却不得不持续回应来自校园、街头和反对党联盟的议程压力。
七、结语
以上都是笔者正在进行的田野调查中产生的想法，相关数据收集仍在继续。就笔者的总体感受而言，表面上看，旧时代已经过去了：墙上没有多少政党领袖，学生可以决定要不要参加政治，但政治并没有消失。它进入了谁分配床位、谁解决学生的问题、谁组织一个社团、谁在学生进入大学以前就认识他这些更日常的事情里。学生想过一种少一点政治的生活，政治组织却正在学习怎样以更隐蔽的方式重新进入他们的生活。也许这正是2024以后孟加拉国政治最值得观察的地方。
作者简介：吴孟克，中国研究中心（孟加拉国）执行副主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合并自“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2026年9月18日和10月13日文章，原标题为《达卡见闻（一）：“革命”之后，谁在控制达卡大学的宿舍？》和《达卡见闻（二）：宿舍“去政治化”后，两股力量如何角力？》
本期编辑：黄耀萱
本期审核：朱依林 单敏敏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更多内容请见↓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宝贵的意见或建议，但请务必保持友善和尊重，任何带有攻击性和侮辱性语言的留言（例如“阿三”）都不会被采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