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5日，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刚吃过早饭，几架敌机突然掠过山谷。轰炸来得很快，几枚凝固汽油弹落下，指挥部附近燃起大火。毛岸英正在作战室处理文件，未能及时撤离，年仅28岁的他就此牺牲。
这一天并非普通的后方事故。第二次战役即将展开，志愿军正抓紧掌握敌我动态，作战机关承担着传达命令、汇总情报和保障指挥的重要任务。参谋人员不能因敌机临近便随意离开岗位，毛岸英也在其中。
毛岸英并不是以“领袖之子”的身份进入朝鲜战场的。抗美援朝开始后，他主动提出入朝请求，担任彭德怀身边的俄文翻译和秘书，参与处理机要事务。此前，他在苏联生活、学习多年，具备语言和文书能力，这也是他被安排到司令部工作的原因。
有人曾劝毛泽东不要让儿子赴朝。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这句话并非简单的表态，而是当时干部子弟参加战争的一种政治要求：不能因为家庭身份特殊，就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外。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亲自起草电报，向国内报告情况。电文十分克制，只说明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周恩来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暂时压下了电报，后来才将消息送到毛泽东手中。
秘书叶子龙回忆，毛泽东看完电报后沉默了很久，只说：“战争嘛，总要有人伤亡。”这句话听起来平静，背后的分量却很重。彭德怀回国汇报时，也曾为毛岸英的牺牲自责，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这位年轻同志。
毛泽东没有把责任推给彭德怀，而是说：“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遗体是否运回国内，他表示愿按照朝鲜方面的安排安葬。毛岸英后来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真正引起争议的，是轰炸行动究竟由谁实施，以及所谓“三名凶手”的说法。公开史料能够确认，袭击来自南非空军第二中队执行的对地攻击行动。但把责任具体落实到“利帕夫斯基、李克特、奥登达尔”三人身上，现有可靠档案并没有形成足够证据。
尤其是“李克特后来驾机失事”“利帕夫斯基因辱骂黑人被行业封杀，冻死街头”等细节，常见于网络转述，却缺乏南非空军档案、航空事故记录和当事人资料的相互印证。把这些未经核实的故事写成确定事实，容易让悲剧变成猎奇传闻。
至于奥登达尔“1951年被志愿军击落”的说法，同样不能轻率确认。抗美援朝期间，南非空军确有飞行员伤亡，也有飞机被击落或因作战事故损失，但具体到个人、日期和地点，必须以军方档案和战史材料为准，不能只凭一份流传已久的名单。
毛岸英牺牲的责任，在军事层面属于敌方对志愿军指挥机关实施的空袭；在个人层面，则不能凭传说强行指定几个所谓“凶手”。可以确认的是，轰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人员伤亡；难以确认的是，参与行动的每名飞行员后来究竟经历了什么。
因此，“其中一人冻死街头”更像是后人加工出的故事，并非已经被史料证实的结论。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已有较清楚的档案依据，至于几名飞行员的姓名、结局和所谓报应，则仍应把传闻与事实分开。历史叙述可以有立场，但不能用未经证实的细节替代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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