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18日，北京圆明园，英法联军开始纵火。大火烧了两天，园林、宫殿、文物和档案，许多都在烟火中化为灰烬。此后，一个名字不断被人提起：龚自珍的儿子龚橙。
传言说，是龚橙领着英法联军找到圆明园，还向侵略者指出“清廷精华所在”。这类说法听起来十分完整，甚至有时间、地点和人物，仿佛亲眼所见。
可历史最怕“仿佛亲眼所见”。
龚橙，字孝拱，号半伦，1817年出生。他的父亲龚自珍，是晚清著名诗人和思想家。这样的家庭，本来能够给他铺出一条读书入仕的道路。遗憾的是，1841年前后，祖父与父亲相继去世，年轻的龚橙失去了家族依靠，只能凭借文章和才学谋生。
他曾参与魏源幕府的文献工作，也有较强的满文、蒙古文和外语能力。后来，经人介绍，他进入英国驻华机构，担任威妥玛的助手，主要处理文字、翻译和文案事务。
这段经历，正是传言能够附着在他身上的关键。
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龚橙确实与英国方面存在工作关系，也确实在北京活动过。问题在于，“与英国使团共事”，和“带军队进入圆明园”，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有资料可查，后者至今没有可靠证据支撑。
圆明园遭到劫掠和焚毁的过程，也与传言中的情节不完全相符。10月6日，法军先进入圆明园，随后英军抵达。10月18日至19日，英军执行焚毁行动。英法两军各自有军官、地图和行军安排，不需要一个清朝文人充当唯一向导。
有意思的是，关于军队如何找到圆明园，外国亲历者的记录并不神秘。部分记载提到，法军曾抓捕当地农民，让其在前方指路。这名农民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就是龚橙。
如果龚橙真的参与了焚毁行动，英国军官的日记、法国人的回忆，或者清朝官员的奏折，理应留下蛛丝马迹。然而现有材料中，并没有形成这样的证据链。仅凭他曾替英国人工作，便认定他带路，属于把“身份关联”偷换成“行为事实”。
有人曾问：“他既然替英国人做事，难道还不算有罪吗？”
这句话并非毫无道理。龚橙后来确实参与过中外会防局的筹备。清廷试图借助英法力量镇压太平军，他在其中承担联络和文字工作。从传统士大夫的立场看，这种选择很容易被视为失节，甚至被斥为“清奸”。
但需要分清两件事：龚橙是否在政治立场上有争议，和他是否带领侵略军焚毁圆明园，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前一件事可以讨论，后一件事必须拿出证据。
龚橙的个人性情，也让他很难获得舆论同情。他不善交际，言语冷峻，行事孤僻。龚自珍去世后，他整理父亲文稿时曾任意删改，因而受到文人非议。至于家庭关系，他同妻子长期疏远，对兄弟也较为冷淡，“半伦”这个称呼，便由此流传开来。
一个性格古怪、名声不佳、又替外国机构办事的人，很容易成为故事里的“合适人选”。传言制造者不必寻找真正的证据，只要把几个令人不满的标签拼接起来，人物形象便立住了。
1910年，邓实在文章中提到龚橙与焚毁圆明园有关，并称他认为牺牲圆明园可以保全北京百姓。这已经带有明显的议论和转述性质，并非现场记录。此后，又有笔记说他曾进入园中取走财物，或声称他向英军指出圆明园的重要性。
这些说法彼此并不一致。
一说他带路，一说他劫掠，一说他出谋划策。细节越传越多，证据却没有增加。到了民国时期，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和曾朴的《孽海花》进一步加工了这一形象。小说需要冲突，龚橙的身世、性格和洋务经历，恰好构成了戏剧材料。
小说里的对白可以这样写，史料却不能这样用。文学作品追求情节，历史考证追问出处。把小说中的人物言行直接当成事实，谣言便披上了“有书为证”的外衣。
龚橙的好友谭献曾认为，龚橙并未担任向导，只是试图劝说联军尽快议和撤离。后来，叶斌、王开玺等学者重新梳理相关材料，也指出“龚橙带路焚园”的说法缺少可靠依据。
圆明园被焚，是英法联军侵略和报复性破坏造成的历史事实，责任主体十分明确。把这场暴行归结为某个中国人的“带路”，既不能替侵略者减责，也不能替史料空白添上虚构情节。
龚橙是否值得批评，可以依据他在晚清政治选择中的实际作为来判断；至于“带路焚毁圆明园”这口罪名，在没有新证据出现之前，仍只能视为长期流传的传闻，而不能当作确定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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