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内，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清廷官员、宫廷人员和普通百姓面对的，不只是战火，还有随后发生的掠夺。
城门失守后，京师秩序迅速崩溃。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于8月15日离开北京，西逃太原、西安。英、法、日、俄、美、德、意、奥八国军队相继控制城内要地，皇宫、坛庙、衙署和王公宅邸，都成为搜掠目标。
有外国士兵后来回忆，军队进入民居和商铺后，常常是“看见什么拿什么”。这类回忆虽带有个人色彩，却与当时大量外交报告、清廷清查档案相互印证。更严重的是，部分军队把抢掠当成战利品分配，甚至对拒绝交出财物者施以暴力。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1900年10月抵达北京。关于“公开抢劫三天”的说法，常见于当时的记述，但具体执行方式和持续时间，各种材料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确定的是，掠夺并非偶发现象，而是在占领环境下大规模发生。
损失最重的地方，往往不是民间商铺，而是清代宫廷机构。户部银库、内务府、銮驾库以及各部衙门，保存着银两、礼器、服饰、典籍和仪仗用品。它们本来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却在军队占领后失去保护。
颐和园、天坛、西苑等处同样遭到破坏。祭器、陈设、钟磬、玉器和宫廷用品被搬走，不能带走的便被砸毁。清政府战后清点时，许多器物已经无法确认去向，所谓“损失数量”，只能依据残存账册和现场记录估算。
嵩祝寺的遭遇尤其具有代表性。这座寺院原有大量佛像、法器、织绣、碑刻和乐器，清查记录显示，镀金佛像、铜器、锦缎绣品以及墨刻等物品大量散失。账目中的数字触目惊心，但它仍可能只是登记在册的部分，未入库、未造册的物件很难统计。
皇家档案和古籍的损失，更难用金银价值衡量。翰林院收藏的宋元刻本、经史典籍，在战乱中被焚毁、撕裂或散失。南池子一带的皇史宬也遭到冲击，馆藏档案受到严重破坏。
《永乐大典》的遭遇常被提及。它并非全部存放在皇史宬，清代以来已经散失许多；1900年前后，留存于北京的部分又遭毁坏。现存残卷后来流散各地，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收藏有数十册，其他卷册则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和日本等地的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不能全部简单归为“八国联军从北京抢走”。有些来自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有些是清末外交馈赠、合法交易或私人收藏转手，还有一部分则在战乱中被带出。年代和来源必须分开核对。
法国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藏有大量来自圆明园的器物，许多是在1860年以后进入法国的，并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所得。馆中可见瓷器、玉器、佛像、绘画和宫廷陈设，数量可观，但不能把这些藏品全部算作义和团战争期间的掠夺物。
英国方面，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都保存有中国文物。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跨越多个时代，既有佛教造像、瓷器和绘画，也有甲骨、金石和古籍。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残卷，则是海外流散文献中较受关注的一部分。
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也保存着许多中国艺术品，涵盖佛教造像、陶瓷、绘画和工艺器物。美国一些博物馆同样拥有清代宫廷文物。不过，具体到某件器物，究竟来自宫廷旧藏、圆明园，还是后来的收藏交易，往往要看入藏记录、旧照片和档案，不能只凭传闻判断。
“这些都是当年从北京抢走的吗？”有人在参观时这样问。
讲解者通常会回答：“有些确实与战争劫掠有关，有些则要看证据，不能把不同年代混在一起。”
至于八国联军究竟掠走多少文物，至今没有一个得到学界一致认可的总数。宫廷账册残缺，许多器物没有编号，战后又经历转卖、转赠和重新装藏。把全球流散文物概括为一个极大的整数，往往容易制造印象，却未必经得起逐件核查。
能够确认的，是1900年北京遭受了一场严重的文化财产损失。金银可以称量，器物可以登记，古籍的断页和消失的档案，却很难完整追回。后来留在海外博物馆中的文物，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实物见证，也保存着近代战争、收藏和流散的复杂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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