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北京紫禁城内，慈禧太后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达谕旨，决定对包括英、美、法、俄、日、德等在内的11国宣战。这个决定听起来近乎疯狂：甲午战争刚过去数年，清军败给日本；八国联军尚未真正展开大规模进攻，朝廷却主动把更多强国推到了对立面。
问题的关键，不只是“慈禧为何冲动”，还在于当时的清廷已经陷入一种极危险的局面：外部压力步步紧逼，内部权力争斗不断，朝廷获得的信息又真假难辨。宣战诏书落下时，清政府并非不知道列强强大，而是误判了形势，也高估了自身能够调动的力量。
清朝早年并不是没有对外作战能力。康熙时期，清军平定三藩、击败噶尔丹，并在雅克萨之战中与沙俄交锋，朝廷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资源。可到了19世纪，火器、舰船、后勤和军制全面变化，清朝原有的八旗、绿营逐渐失去战斗力，地方勇营又各自为政。
1840年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打开了屈辱外交的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遭到焚掠。此后的《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又使清朝在东北和西北丧失大片权益。一次次失败，让朝廷既畏惧列强，又对自身真实状况缺少准确判断。
洋务运动确实购置了军舰、枪炮，也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工业。可是，武器更新不等于军队完成现代化。北洋舰队表面上规模可观，训练、指挥、经费和制度却存在严重问题。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暴露出，清军的问题不是少几门炮，而是整个军事体系难以有效运转。
甲午战败后，光绪皇帝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改变局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改革行政、教育和军事，希望以较快速度推动制度更新。但变法触动了慈禧依靠的官僚和贵族集团，也让掌握实权多年的慈禧感到了直接威胁。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幽禁，变法迅速失败。关于维新派是否谋划围园劫后、袁世凯究竟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史学界仍有不同研究，但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政治裂痕由此无法弥合。此后，废黜光绪、另立皇帝的传闻不断出现。
列强反对废黜光绪，并不完全是出于同情。光绪主张改革，较愿意同外国交涉，在列强看来更容易合作；而慈禧代表的保守力量，则让他们担心既有利益受到影响。外国公使的态度，客观上增加了慈禧的压力，也使她对列强的敌意进一步加深。
真正让局势失控的，是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迅速蔓延。义和团反对外国势力和教会，部分成员相信神功护体，能够抵挡枪炮。山东、直隶等地的冲突不断升级，清廷内部也分成两派。有人主张镇压，有人认为可以借助民间力量排外。
慈禧起初并非一开始就决定全面开战。朝廷曾多次考虑招抚、限制或利用义和团。1900年6月，外国使馆要求清政府保护使馆人员，并提出使各国使臣撤往天津的安排。清廷收到的情报却相当混乱，关于列强要求慈禧归政、各国准备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不断流传。
在这种气氛下，慈禧相信清廷已经退无可退。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清军神机营士兵击毙；次日，清政府正式向11国宣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宣战对象虽然有11个国家，但真正组织军事行动的主要是八国联军，其他国家并未都以同样方式参战。
慈禧或许想借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迫使列强让步，也可能试图用对外强硬来重新聚拢朝廷权威。有人劝阻时，她曾问：“难道任凭洋人欺负不成？”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史料原话，却反映了当时宫廷中普遍存在的屈辱感和冒险心态。
然而，清廷的命令并没有得到全国一致执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与列强领事协商，形成了后来所称的“东南互保”。山东的袁世凯、两广的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也没有按照朝廷意图大规模出兵北上。名义上全国宣战，实际上各地各自保境，清政府的军事力量被严重分割。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西逃。朝廷此前寄予希望的义和团无法抵挡现代军队，部分清军也因装备、训练和指挥混乱而迅速溃败。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承担巨额赔款，并接受驻兵、惩办和外交等多项苛刻条件。
这场战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慈禧突然发疯”。权力危机、民族屈辱、情报失真、宫廷猜疑和军事实力误判，层层叠加，最终把清廷推向了最危险的选择。宣战诏书写下时，真正能够统一调动的兵力、能够执行命令的地方，并没有朝廷想象中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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