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代表团讨论会上，朱镕基面对代表谈起邓小平南方谈话。掌声之外，也有一层不易察觉的压力：全国上下都在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若此时提出“不要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会不会被理解为给改革泼冷水？

朱镕基没有回避。他认为，邓小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并不是鼓励不顾条件的盲目冲刺，更不是只看速度、不问效益。改革要快，步子却不能乱；胆子要大，头脑必须清醒。这番话，正是他发言的核心。

当时，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影响正在迅速扩散。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反复谈到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科技进步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深圳，他看到经济特区几年间发生的变化，直言“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在珠海，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了上海，又提出浦东开发要抓紧推进，思想起点要高。

这些话语锋利而明确，针对的是当时一些束缚思想的顾虑。东欧剧变、苏联局势动荡，使国内对改革方向产生了不同声音。有人担心开放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也有人担心改革过快引发新的问题。邓小平要解决的，正是“敢不敢走”和“往哪里走”。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发展简单理解为数字增长。谈到经济上台阶时，他同时强调效益、质量和稳步协调；谈到大胆试验时，也承认试验可能失败。改革不能停在口号上，更不能把一句话截出来，替代完整判断。

朱镕基正是抓住了这一层意思。他在发言中说：“胆子大、步子快，还是要用在改革开放上，用在调整结构上，用在提高效益上。”这句话并非对南方谈话降温，而是试图把“快”放进更完整的政策框架。

他还特别强调，学习邓小平讲话，要掌握其中的辩证方法。邓小平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快一些，后面紧跟着就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提出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也同时提醒不能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

这样的发言，在当时并不轻松。改革气氛刚刚重新活跃，各地发展热情高涨，一些地方容易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只要速度，不管基础；只要项目，不问收益。朱镕基担心，若缺少约束条件，改革反而可能陷入新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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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回忆，朱镕基当时感到了一定压力。有人把他的观点看成与邓小平唱反调，甚至认为强调效益和秩序，就是对加快改革缺乏信心。可朱镕基坚持认为，真正贯彻南方谈话，不能只记住最响亮的句子，还要把其中的前提、条件和方法一并落实。

邓小平后来看到了这篇发言的整理稿，对其观点予以肯定。这个细节很关键。它说明，在改革问题上，解放思想从来不是只讲冲劲，也包括对风险、结构和实际效果保持判断。

江泽民也对这篇发言作出肯定性批示，认为文章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抓住了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随后，朱镕基的发言被印发各地区、各部门，供干部学习参考。

同年6月，邓小平视察首钢时再次谈到改革。他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脑筋；脑筋一活，路子就多。可是，首钢改革并不是一句口号就能完成，涉及企业权力、利税、技术、出口以及管理机制，必须逐项研究、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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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朱镕基的思路形成了呼应：改革需要速度，也需要制度安排；发展需要动力，也需要真实的效益。只讲谨慎，容易错失机会；只讲冲刺，又可能留下隐患。两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把握尺度。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重大判断的形成，既离不开南方谈话对思想的推动，也离不开中央领导层对改革条件、运行方式和实际效果的反复研究。

朱镕基当时承受的压力，恰恰体现了改革决策中的另一面。敢于突破旧观念，不能等同于拒绝约束；强调发展，也不能把发展窄化为速度。邓小平肯定他的发言，肯定的正是这种既坚持方向、又讲求分寸的务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