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公司不是不赔，是确实没钱。你就算仲裁赢了，我们肯定要起诉。一审、二审，甚至走后续司法流程也不是不可能。走完这套程序，少说一年。你耗得起吗？”

仲裁庭外的走廊上，对方律师把钢笔盖好，塞进公文包，笑着看了我一眼。那个笑容很轻，但压在我肩膀上的重量很沉。

我没接话，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亮着，是一条房贷扣款失败的短信通知。

上个月，我被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五年的工龄，公司连一分钱赔偿都不想给，人事总监把一份离职交接单推到我面前，语气轻描淡写：“签了字，你这个月社保我给你交上。不签，什么都没有。”

我拒签了。然后，公司直接发了解除通知书。

为了那笔八万块的违法解除赔偿金，我咬着牙申请了劳动仲裁。今天刚开完庭，调解阶段，对方律师就下了马威。摆明了，公司要用合法的程序，把我拖死。

坐在仲裁委走廊的塑料椅上，我心里算过一笔账。从仲裁立案到出结果，可能要两三个月。公司如果不服，去基层法院起诉一审，又是三个月起步。

再上诉到中院二审，再来三个月。就算我最后全赢，进入强制执行又是几个月。一年半过去了，我不一定能拿到钱。

而我每个月房贷六千三，孩子刚上幼儿园，托管费一千五，加上水电物业吃饭，每个月固定开销一万出头。我老婆在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挣四千块。我手里现在只剩两万块钱存款，连三个月都撑不到。

时间拖下去，先倒下的肯定是我。对方律师赌的就是这个。

我硬着头皮去了法律援助窗口。值班的王律师听完我的情况，推了推眼镜说：“对方想耗你，你就得反过来掐他的脖子。别傻等仲裁结果，直接做财产保全。”

“财产保全？”我愣了一下。

“对。优先把它的对公账户冻了。账户一冻，它没法贷款、没法招投标，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看看到底谁急。”王律师在纸上飞快写了几个步骤，“第一步，去立案窗口拿你的仲裁受理通知书；第二步，向仲裁委交保全申请，领移送函；第三步，找保险公司开个保全担保函；第四步，备齐材料去公司所在地的基层法院申请保全。”

我捏着那张纸，感觉像抓住了根救命稻草。

当天下午我就开始跑。第一步没费事，仲裁委立案窗口，我拿到了劳动仲裁的受理通知书。凭这张纸，我向仲裁委递交了财产保全申请。窗口的办事员看了一眼材料，问清楚情况，给我出具了一份移送函。

最大的麻烦是第三步。法院怕员工恶意保全给企业造成损失，要求必须有保险公司的担保函。我打了几个电话，找到一家做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的公司。保费按保全金额的比例收，八万块钱的标的，保费一千多。

一千多块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小数目，但我咬咬牙，用常用消费信贷产品付了。这是我的子弹。

拿到担保函的第二天，我备齐了受理通知书、移送函和担保函，去了公司所在地的区基层法院。立案庭的法官核对完材料，很快出了民事裁定书，移送执行。

大概过了一周。

那天下午，我正在出租屋里改简历，手机响了。是个座机号码。

一接通，那头传来前东家法务的声音，语气严厉得像在审犯人：“林晨，你搞保全属于恶意诉讼！公司基本户被冻了，发不出工资，几百号人闹起来你负全责。马上给我们解冻，否则我们反诉你！”

我握紧了手机，手心里全是汗。但我没慌。我知道，如果他们真不在乎，就不会打电话来找我施压了。

“程序是法院走的，裁定是法院下的。”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你们觉得我恶意，可以去法院告我。但在那之前，我不会申请解冻。”

对方摔了电话。

没过两天，是个周末的晚上。我正在给孩子洗澡，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老板赵总的私人号码。

“林晨，你什么意思？”电话一通，赵总的声音明显带着焦躁，“马上要发工资了，账户被你冻着，大家怎么发？你非要搞得公司这么大动静吗？”

前几天还高高在上让人事总监打发我的赵总，现在终于急了。我后来才知道，公司最近正在谈一个政府项目，马上要招投标。

按照规定，企业基本户被冻结，连投标资格都没有。另外公司的运营贷也快到期了，账户被冻，征信受影响，银行的续贷批不下来。这比我自己断供，要了公司的命。

“赵总，我没想怎么样。”我站在逼仄的卫生间里，听着外面的水声，“我只要我该拿的八万块钱赔偿。只要钱到账，我立刻向法院申请解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语气软了下来，带着一丝妥协的意味：“林晨啊，公司现在确实困难，你非要搞这一出……行了，周一你来公司，我们谈。”

第三天，公司的人事和法务主动约我到仲裁委调解。这次，那个律师没再提一审二审的事，拿出了一份和解协议。八万赔偿金当场打到了我的卡上，附带一个条件：我收到钱后，立刻向法院申请解除保全。

办完手续，走出法院大门时，天阴着，刮着冷风。

我走到路口的一家银行自助柜员机前，把逾期的房贷补上。卡里还剩六万多。我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生活并没有大获全胜的痛快，只有被逼到墙角后夺回生路的疲惫。

接下来，还得继续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