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走的那天，是农历十一月初七，天阴着，没下雪，风却像刀子。

我是下午三点多接到电话的。堂弟在电话那头说话都不成句子，只反复说“我爸，我爸”，最后是旁边的人把电话抢过去，说了一句：“你二叔没了，回来一趟吧。”

我开车往回赶，路上才从别人口中听明白——是上吊。在后院那间堆柴的小屋里，用一根麻绳，挂在房梁上。

我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没人说话，女人们蹲在墙根底下抹眼泪，男人们抽着烟，一圈一圈地转。堂屋门口摆了一张门板，上面盖着一块白布。

我没敢掀。

二婶坐在门槛上，头发乱着，一声不吭，眼睛直直地看着院子中央那口井。有人给她递水，她不接。有人叫她进屋，她不动。

我问堂弟：“到底怎么回子事？”

堂弟是我二叔唯一的儿子，三十八岁，在县城开货车。他蹲在墙角，两手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姐，”他说，“我姐上午来了一趟。”

我姐。说的是堂姐，二叔的大女儿，今年四十岁，在省城，听说开了两家店，日子过得很红火。

她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出名不只因为有钱，还因为跟她爸二十年不来往。

二叔这辈子最心疼的就是这个闺女。

堂姐是老大，生下来的时候，二叔二十八岁。那年生孩子赶上大雪，二婶难产，躺在乡卫生院里，二叔在产房外头站了一夜，脚冻得没知觉。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护士抱出来给他看，他不敢抱，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半天，说：“我手脏。”

那之后的十几年，二叔把堂姐当眼珠子。村里的小学只到三年级，四年级就要去乡里，走八里地。二叔每天骑着自行车接送，风雨无阻。冬天路上结冰，他不敢骑，就推着车走，让堂姐坐在后座上，用棉被裹着。

堂姐念书好。从小学到初中，年年第一。二叔穷，家里就那几亩地，但他说什么都要供。他把家里的猪卖了，又卖了半仓粮，凑了钱送堂姐去县里读高中。

村里有人说，女娃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早晚是人家的人。

二叔不听，他说：“我闺女有出息，我供得起。”

堂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一年二叔四十六岁，把家里最后一头牛卖了，又跟亲戚借了一圈，凑了第一年的学费。送她去车站那天，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站在站台上，一直站着，直到火车没影了。

他回来跟二婶说：“咱闺女成了。”

后来的事，二叔直到死都说不清楚。

堂姐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先在一个公司上班，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做实木家具，头几年很难，后来做起来了。她过年也不回来，只寄钱。头几年寄得少，后来越寄越多。二叔一分不动，全给她存着，说这是闺女的钱。

转折是堂姐三十岁那年，她要结婚。

男方是省城本地的，家里做生意。二叔去了，穿着一身新买的西服，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他坐在酒席上，跟亲家碰杯，手抖，酒洒在了袖子上。

他回来跟我说，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说闺女嫁了个好人家。

不到两年，堂姐离婚了。

后来又有过一次婚姻，也没成。

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她的脾气，有人说是她不想要孩子。这些话二叔都听不进去，他跟人吵过几回，说你们懂个屁。

但他跟堂姐的关系，就是从那几年开始变差的。

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事，只听二婶说过几句含糊的话，说堂姐有一回过年回来，跟她爸吵了一架，摔了门就走。说是因为钱，好像又说不是。

再后来，堂姐就再也不回村了。

二叔是去年秋天开始出问题的。

先是村里有人来收他家的地，说镇上有项目要流转。二叔不识字，事情弄不明白，就找了堂弟。堂弟在县城跑车，有点见识，帮着他办下来了，补偿款六万多。

钱刚到账没两个月，堂姐回来了。

这是我印象里她这些年唯一一次回村。开车回来的，一辆白色的车，在村道上显得格外扎眼。她穿着一件黑大衣，站在院子里，跟当年那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姑娘，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人。

她在家里待了三天。

三天里，院门关着。村里人谁也没进去。第三天她走了。

她走了之后，二叔就不大出门了。

后来事情闹开，是听堂弟说漏了嘴。

那天下午，堂姐是来要钱的。

她要的不止是那六万补偿款。她要的是二叔名下的房子和地，让他签字，过到她名下。说是她要在村里搞一个什么项目，“先把产权理顺”。

二叔不签。

二叔说：“这房子是我盖的，这地是我种的，我死了也是你和你弟的，但我活着，我得有个地方住。”

堂姐说：“你住，我又不是不让你住。签了字，你还是住这儿。”

二叔不签。

那三天，他们爷俩吵了很多回。第三天上午，堂姐走的时候，在院子里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后来二婶告诉我的，二婶一边说一边掉眼泪，说她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句话。

堂姐说：

**“你这一辈子，就没做过一件对的事。你把我生在这穷地方，我念书那几年，你在村里跟人低头哈腰，我在学校里抬不起头。你以为你养了我，其实你毁了我。”**

二叔没说话。

他站在院子里，就那样子站着，一直站到她的车拐出了村口。

中午饭二叔没吃。

二婶说，他坐在堂屋里，抽了半包烟，眼睛直直的。她给他端了碗面，他说放那儿吧，一直没动。

下午两点多，二婶去后院抱柴，看见柴房的门关着。她推了一下，推不动，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就瘫地上了。

后面的事，我都是听说的。村里人赶过来，把门撬开，把人放下来，已经不行了。医生来了，看了一看，摇了摇头。

我赶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村里人把院子里的电灯拉亮了，昏黄的光把整个院子填满。我站在院子中间，看见后院那间柴房的门还敞着，里面黑洞洞的。

堂弟从墙角站起来，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爸这辈子，就没跟人要过什么。”

“就这一回，他要了一个地方住。”

出殡是三天之后。

来的人不少，村里能来的都来了。二叔这辈子在村里没什么仇人，人厚道，谁家有个事，喊一声就到。

堂姐也回来了。

她穿着一身黑，站在灵堂前，脸很白，没有哭。

村里人看着她，没人说话。那种沉默，比什么都厉害。

她跪下来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二婶忽然开口了。

“你爸走的前一天，”二婶说，声音很平，“他去后院刷了那间柴房的墙。他说他要住进去，把正屋腾出来，给你弟结婚用。”

“他说他一个人，住哪儿都行。”

“他说他闺女要这房子，给了吧，他不住正屋了，住柴房。”

二婶停了停。

“他没等到刷完。”

堂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后来她转身出去了。我跟着出去，看见她站在院子里那口井边上，手撑着井台的边沿，肩膀在抖。

我本来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那天她走的时候，把一份文件交给了堂弟。是放弃继承的声明，签了字，按了手印。

堂弟看都没看，扔在了桌上。

事情过去快一年了。

二叔的那间柴房，二婶没让人拆。她把它收拾出来，墙刷白了，地上铺了砖，摆了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相框，是二叔年轻时候的照片，骑着自行车，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她有时候会进去坐一会儿。

堂姐再也没有回来过。

有人说她在省城的生意出了点问题，也有人说她去了南方。这些我都不关心。

我是去年腊月回村的。路过二叔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还在，挂了一树黄澄澄的果子，没人摘。往年这树上的柿子，二叔都要留到打霜之后，摘下来分给村里的小孩。

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

风从村里刮过来，带着冬天干枯的草味，和一点点很淡的、说不清的甜味。

我想起二叔说过的那句话。那年他送堂姐去上大学，回来跟二婶说，咱闺女成了。

他那时候一定想不到，二十多年以后，那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姑娘，会站在他面前，说他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对的事。

但他到死，也没说她一句不好。

二婶后来跟我说，二叔走的前一天晚上，坐在院子里抽烟，忽然问她：

“你说咱闺女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二婶没答。

他又问：“她今年过年，会不会回来？”

二婶说：“不知道。”

他点点头，把烟抽完了，站起来，说了一句：

“她要是回来，就给她做顿饺子。她小时候爱吃韭菜馅的。”

那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