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北京医院，周恩来在病榻上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时间是上午9时57分。消息传出后，首都街头迅速沉浸在沉痛气氛中。这个为国家操劳数十年的老人，留下的不是私产，而是一份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公仆答卷。

周恩来逝世后，悼词由谁来写，成了一个极其慎重的问题。毛泽东当时病重，正在长沙休养，身体状况已无法承担这项工作。叶剑英与周恩来相识多年，又是病重期间看望次数较多的中央领导人，自然被认为是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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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叶剑英没有接受。

面对有关方面的考虑，他表示，自己虽然与周恩来共事多年，但若论对周恩来革命生涯的了解和彼此之间的历史联系，另有一人更为合适。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这并非简单的谦让。悼词不是普通文章，既要概括一个人的一生，也要代表中央对其历史贡献作出评价。写周恩来，既要有感情，更要有政治分量，不能只写私人交往，更不能遗漏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叶剑英与周恩来的交情，确实经得起岁月检验。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也在广州从事军政工作，两人在此时相识。一个负责政治工作，一个长期接触军事事务，许多问题都需要反复商讨。

叶剑英后来回忆，周恩来不仅善于做政治工作，对军事问题也有很深的理解。周恩来的谈吐、判断和组织能力，使这位军事将领十分钦佩。1927年，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逐步走上了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

长征途中，叶剑英曾在湘江战役前后负伤。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安排人员救治，并持续了解他的伤势。那时部队处于极端艰苦的转移阶段，伤员能否得到及时照料，关系到生死。周恩来的牵挂，叶剑英一直记在心里。

多年以后，两人在重庆又共同承担统战工作。1938年11月，长沙遭遇大火，八路军办事处处境危险。叶剑英已经被警卫员叫醒，却想到周恩来还在楼上，便冒险返回，拍门提醒：“着火了，快起来！”两人因此脱离险境。

这种患难中的相互照应，构成了叶剑英与周恩来之间深厚情谊的底色。不过，叶剑英清楚，感情深并不等于最适合执笔。真正能够从更长历史跨度上评价周恩来的人，应该是与他早年共同参加革命、后来又长期并肩工作的邓小平。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交往，始于旅欧时期。20世纪20年代，他们在法国共同参与革命活动，后来还一起推动刊物工作。那时的邓小平年轻、干练，周恩来很早就注意到他的组织能力和独立判断。

旅欧岁月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革命活动又需要经费。邓小平承担过宣传和组织方面的事务，周恩来则负责更广泛的联络工作。两人在困难环境中形成的信任，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具体工作中磨炼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继续关注邓小平的工作。邓小平在中央承担重要职责后，周恩来对他的办事风格和政治判断有充分了解。两人之间既有上下级关系，也有长期革命合作形成的默契。由邓小平来概括周恩来的一生，确实具有特殊分量。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回顾了周恩来参加革命、领导建设以及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的经历，评价了他的革命功绩和高尚品格。叶剑英没有站到执笔的位置，却以自己的判断，替这份悼词找到了最合适的作者。

悼词完成之后，周恩来的身后安排也依照遗愿办理。骨灰没有修建大型陵墓，而是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这个决定，和他生前朴素、克己的生活态度相一致，也成为那场追悼活动中极具分量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