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的早会，赵建平又没来。

他的工位还是老样子，两箱没拆封的打印纸摞在桌角，椅背上搭着一件灰夹克，显示器开着，桌面空荡荡的，连个水杯都没留。孙磊经过的时候探头看了一眼，顺手把那件夹克往里推了推，免得掉地上。

“又通宵了？”旁边的徐姐压着声音问。

孙磊没接话，只把手里两份报表搁在赵建平键盘上。这活儿本来是赵建平的，上周就该交，拖到今天早上，科长在群里@了三遍，没人应声。孙磊实在看不过去，昨晚加班到九点半，顺手替他整理了大半。

八点四十，科长推门进来，扫了一眼空位，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就跟扫过一张空桌子一样。他走到孙磊面前，敲了敲桌沿：“那两份先给我。”

孙磊递过去。科长翻了两页，没问是谁做的，也没问赵建平去哪了。他合上文件夹，说了句“以后他的活你就先接着”，转身走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徐姐抬头看了孙磊一眼，没说话，低下头继续敲键盘。

这事要是搁在半年前，赵建平迟到十分钟，科长能在群里发一段话，不点名，但人人知道说的是谁。可现在不一样了。今年五一刚过，赵建平家那片城中村拆迁的消息正式贴了公告，六月底签的协议，七月中旬第一笔款就到账了。具体多少钱，单位里传了好几个版本，有说八百多万的，有说一千五百万的，最少的也说有七百万。赵建平自己从没正面说过，只在一个周五下午，几个同事拉他去楼下小饭馆吃饭，酒过三巡，他端着杯子，笑眯眯来了一句：“反正这辈子是不用再为钱发愁了。”

一桌人全笑。有人起哄让他请客，他当场掏手机转了八百块给饭馆老板，说这顿他包了，多退少补。

那天之后，赵建平就没再怎么正经上过班。

一开始还只是迟到。九点上班，他十点半晃进来，头发乱着，眼睛里带着血丝，手里拎着一袋包子和一杯豆浆，往工位上一坐，先吃早饭，吃完刷会儿手机，十一点半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食堂。下午要么趴桌上睡觉，要么人直接不见了，打电话不接，微信隔两个小时回一句：“在外面办点事。”

后来“办点事”越来越频繁，一周能有两天全天不出现。再后来，他干脆在每周一早上往办公室群里发个红包，备注写“劳驾各位，帮我顶一天”。红包不大不小，一人二三十块，人人有份。

徐姐第一次收到红包的时候愣住了。她拿着手机愣了好一会儿，转头问孙磊：“这什么意思？”

孙磊说：“就是不想来呗。”

“那他的活谁干？”

“谁拿红包谁干。”

徐姐把手机往抽屉里一塞，没领那个红包。可她不领，活还是落到她头上——科长安排任务从来不分人，谁在谁做。赵建平不在，他的那份就匀给在座的几个人。孙磊、徐姐、还有刚来半年的小刘，三个人把他的活分着干了，干完了也没多一分钱。

小刘领红包领得最积极。有一回赵建平周三没来，让他帮忙把一份材料送到二楼档案室，一个红包二十块，小刘跑得飞快。回来的时候孙磊问他：“你真觉得这钱拿着合适？”

小刘挠头，笑了笑：“磊哥，他反正愿意给，我反正也得干活，不拿白不拿。”

话是这么说，可孙磊心里总有点别扭。他跟赵建平不算特别熟，但也共事了七年。七年前赵建平刚调来的时候，是个挺利索的人。那时候他还会提前半小时到，把办公室的饮水机换好水，冬天给窗台上的绿萝浇水。有一次孙磊家里孩子发烧，临时请了半天假，赵建平二话没说替他把下午的会议记录做了，做得比他本人还细。

就是从今年夏天开始，这个人像换了个芯子。

变化最明显的是打麻将。

赵建平以前也打牌，但顶多是周末跟老街坊玩两圈，输赢几十块钱。拆迁款下来之后，他像是一头扎进了牌桌里。晚上八九点开局，一打就是通宵，凌晨四五点散场，回家睡到中午，下午接着约局。有时候是去棋牌室，有时候直接在他家——他家现在还租着过渡房，两室一厅，专门腾出一间摆麻将桌。

单位里有人去过一次。回来描述说，赵建平家里那间屋子烟雾缭绕，桌上堆着成条的烟，地上全是瓜子壳，四个人围一圈，旁边沙发上还坐着两个等位的。打的是五十起步，一把牌输赢上千，赵建平坐庄的时候眼睛都不眨。

“一晚上输赢多少？”

“少说上万吧。”

“那他一个月工资才多少？”

“他还在乎工资？”

这话传开之后，办公室里的氛围就慢慢变了。

以前大家看赵建平，是同事。现在看他，更像看一个移动的钱包。他来了，有人递烟；他不来，有人在群里问“赵哥今天还来不来”；他发红包，秒光；他让人帮忙做事，从来没人拒绝。

只有徐姐不一样。

徐姐跟赵建平是同一批进单位的，资历差不多，关系过得去。但她从赵建平开始发红包那天起，就没领过一个。赵建平让她帮过一次忙——把他负责的年度总结先搭个框架，当时赵建平发了个一百块的红包，备注写“辛苦徐姐”。徐姐没点，红包过期退回。第二天她照常把框架发给了赵建平，什么话也没说。赵建平大概是不好意思，又在群里发了一轮红包，这回单独给徐姐补了一个，徐姐还是没领。

“你干嘛不收？”小刘问她。

徐姐正在整理报销单，头也没抬：“我拿的是单位工资，不是他的。”

“可活是你干的啊。”

“是我干的，所以我干完了。至于的钱，我不要。”

小刘不吭声了。

孙磊在旁边听着，心里对徐姐有点佩服，又觉得她有点古板。他自己就领过赵建平的红包。第一次是八月，赵建平周五下午让他帮忙盯一个会，发了个三十块的红包，孙磊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完之后他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三十块钱他后来拿去买了杯咖啡。喝的时候想起赵建平从前替他做过会议记录，一分钱没要。他把咖啡喝完，把杯子捏扁扔进垃圾桶。

九月份，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赵建平的年度考核出了岔子。他的考勤——迟到二十三次，早退十一次，旷工四天，请假六天。这还只是记录在案的。按单位规定，旷工超过三天就该报人事处理。科长压着没往上报，但把赵建平叫进办公室谈了一次话。门关着，外面听不清说了什么，只听到赵建平出来时撂下一句：“随便怎么弄。”

然后是活干砸了。赵建平负责的一项数据汇总，赶在月底前要交到上级部门。他拖到最后一个下午才动手，中间还出去接了三个电话，最后交上去的表格里错了两个关键数字，直接导致单位被上级退回来重做。这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科长在全体会上拍了桌子，说“谁的事谁负责，再有一次，自己写检查”。

赵建平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玩手机，等科长说完，抬头笑了一下：“写就写呗。”

会散了之后，孙磊回到工位，盯着电脑屏幕好久没动。他脑子里来回想的不是赵建平那副无所谓的样子，而是科长拍桌子时手背上的青筋。科长也快五十了，家里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刚上大学，一年学费生活费五六万，他老婆身体不好常年吃药。科长的工资，孙磊大概知道个数，不算低，但也绝不算宽裕。

一个单位里，有人为几百块的全勤奖精打细算，有人因为一千多万的拆迁款连班都不想上了。这两件事搁在一块儿，孙磊越想越觉得别扭。

真正把这件事推到明面上的是十月中旬的一次部门聚餐。

那天是周五，科长做东，说是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吃顿好的。酒过几轮，气氛热起来，有人开始跟赵建平开玩笑，说赵哥你现在是咱们单位首富，什么时候带兄弟们发财。赵建平喝得有点上头，脸通红，手一挥：“发什么财，我现在只想玩。钱花完了再挣。”

“你那钱一时半会儿花不完吧。”

“谁知道呢。人这一辈子，说没就没了。我算是想通了，以前抠抠搜搜攒那点钱，图啥？我爹我妈攒一辈子，攒出个拆迁，人没了。我现在不攒了，该玩的玩，该花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小，半张桌子都听见了。大家笑了笑，没人接茬。孙磊却发现徐姐放下了筷子。

徐姐看了赵建平一眼，说：“你爸妈那辈人攒钱，是为了给你留条后路。你现在这样，后路还留着吗？”

赵建平愣了一下。

桌上安静了两秒。科长赶紧岔开话题，问服务员要了一盘果盘。赵建平没再说什么，低头夹菜。那顿饭后面吃得有点闷，散场的时候大家各自打车回家，没人提这茬。

可孙磊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徐姐那句话。

后路。

赵建平真的没后路吗？一千多万，就算再能花，正常过日子也够两辈子了。可孙磊总觉得哪里不对。他想到赵建平最近的一些细节：那件灰夹克还是去年的款式，袖口磨了毛；他的手机屏幕裂了一道缝，一直没换；他中午在食堂吃饭，还是点最便宜的那个套餐，红烧肉一个月前涨了两块，他嘀咕了一句“怎么又涨”，然后换成了炒青菜。

按理说一千多万到手，不该是这个活法。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孙磊加班到八点多，下楼的时候在单位门口撞见了赵建平。外面下着小雨，赵建平靠在门卫室的墙根上抽烟，头发湿了半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份盒饭。

“还没走？”赵建平先开口。

“嗯，赶个材料。你……来干嘛？”

“打牌刚散场，路过，进来躲躲雨。”赵建平把烟摁灭，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你吃饭了没？”

“还没。”

“一起？”赵建平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我买了两份。”

两个人坐在门卫室旁边的长椅上，就着雨声吃了顿冷盒饭。赵建平吃得很快，三口两口扒完，把筷子一丢，又从兜里摸出烟点上。孙磊吃着吃着，忽然问了一句：“赵哥，你那拆迁款……真的有一千多万？”

赵建平抽烟的手顿了顿。

“有。”他说，“比传的还多点。”

“那你咋还……”

“还啥？”

孙磊本来想说“还穿去年的夹克”“还抽十块钱的烟”“还吃冷盒饭”，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换了个说法：“你白天睡觉晚上打牌，身体受得了吗？”

赵建平抽了口烟，慢慢吐出来。雨打在门卫室的铁皮顶上，啪嗒啪嗒响。

“你以为我愿意打牌？”他说，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我每天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银行。那一串数字还在，我就踏实了。可到了晚上，我一躺下就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事。”

“什么事？”

“我爸走得早，我妈前年也没了。拆迁的房子，是他们留下的。签协议那天，我一个人去的，签完字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你说这钱，是好事还是坏事？”

孙磊没说话。

“我年轻时候想过，要是有一笔钱，先把房贷还了，带老婆孩子出去玩一趟，给我妈换个好点的轮椅。”赵建平把烟头掐了，“现在钱有了，我妈用不上了。我老婆……上个月跟我吵了一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为啥吵？”

“她说我变了。说我现在眼里只有牌桌子，家里的事一概不管。她说得对，我没法反驳。”赵建平苦笑了一下，“可我不打牌，我干嘛呢？在单位坐着，看你们忙前忙后，我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回家对着空屋子，更难受。牌桌上热闹，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

孙磊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

那天晚上之后，孙磊对赵建平的看法变了一些，但又没完全变。他理解赵建平为什么打牌了，可还是不认同他这么干。理解一个人，和觉得一个人做得对，是两码事。

真正让事情拐弯的，是十二月初的一通电话。

那天上午赵建平破天荒地准时到了。九点整推门进来，穿了一件新外套，头发也理过了，坐在工位上打开了电脑。同屋的人都愣了一下，小刘悄悄给孙磊发微信：“赵哥今天怎么了？”

孙磊摇头。

十点多，赵建平接了个电话，说了没两句脸色就变了。他压低声音，但屋里安静，孙磊还是听到了几个词：“多少？”“怎么会？”“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赵建平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撞在文件柜上。他看了孙磊一眼，又看了徐姐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下午两点，孙磊在食堂碰见了赵建平的老婆——她来单位替赵建平取一份材料。孙磊帮她找材料的时候，多问了一句：“赵哥没事吧？”

赵建平的老婆眼睛红红的，犹豫了一下，说：“他一个牌友，昨天晚上在牌桌上出事了，脑溢血，人没救过来。”

孙磊手里的文件夹停在半空。

“他这两天一直跟那个人打牌，通宵那种。”赵建平的老婆声音有点抖，“今天早上那边打电话来，说人没了。他接完电话就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后来孙磊才拼凑出整件事的全貌。

那个牌友姓李，比赵建平大两岁，也是拆迁户，拿了一千多万。两个人是签字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常约牌局。李姓牌友比赵建平还疯，连续打了三天通宵，第四天晚上在牌桌上突然栽了下去，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赵建平那天下午去了医院，又去了殡仪馆，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没回单位，也没回家，一个人坐在小区的花坛边上坐到半夜。

再后来，赵建平开始变了。

变化不是突然的，是一点一点的。先是把家里的麻将桌撤了，卖给了小区门口收旧家具的。然后退出了三个牌友群，把手机里没用的联系人删了一批。他开始按时上班——不算早到，但也不迟到了。桌上的活慢慢接回来，有不懂的地方就拉下脸问孙磊，问得还挺细。

有一回下班前，赵建平把孙磊叫到楼道里，点了根烟，抽了半根才开口：“上次那个数据汇总，是我瞎搞的，害得大家返工。对不住。”

孙磊说：“都过去了。”

“过不去。”赵建平把烟灭了，“那天老李走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张牌。我就在旁边坐着，看着他倒下去。我第二天醒过来，看着手机银行里那串数字，第一次觉得那数字一点用都没有。”

他停了停，又说：“钱能买很多东西，但买不回一条命，也买不回我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的这几个月。”

元旦前，赵建平的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孙磊在楼下碰见过一次，赵建平手里拎着一袋菜，跟在老婆后面，低头逗孩子。孩子骑在他脖子上，揪他耳朵，他歪着头笑。

春节前单位吃年夜饭，赵建平和徐姐坐一桌。席间有人提起拆迁款，赵建平自己主动说：“该存的存了，该还的还了，剩下给孩子留着上学。我自己留了一份，不多，够用就行。”

那人问：“不打牌了？”

“偶尔打，跟小区老头打两块的。”赵建平笑，“输赢一顿饭钱。”

徐姐在旁边说了一句：“这样挺好。”

赵建平看了她一眼，端起茶杯：“徐姐，以前的事，见笑了。”

徐姐也端起杯子：“谁都有糊涂的时候。”

两个人的杯子碰了一下，声音很轻。

孙磊坐在隔壁桌，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觉得踏实。他想起半年前赵建平在办公室发红包的那个下午，想起那顿冷盒饭，想起雨打在门卫室铁皮顶上的声音。有些事情在变，有些没变。赵建平还是那个赵建平，只是从那串数字里走出来一点了。

年后上班第一天，孙磊到得早，推门进去，发现赵建平已经到了。他正拿着抹布擦窗台，绿萝的叶子被擦得发亮。

“早啊。”赵建平回头招呼了一声。

“早。”孙磊把包放下，看了看那盆绿萝，“你还记得啊。”

“以前不都是我浇的么。”赵建平把抹布搭在暖气片上，坐回工位，打开电脑。屏幕上弹出来一个表格，正是他去年做砸了的那份数据汇总。他盯着看了几秒，转头问孙磊：“这个公式，你上回是怎么设的？再教我一遍。”

孙磊走过去，俯下身，手点在屏幕上。

窗外是新年第一个工作日的早晨，天有点冷，但阳光很好。楼下早餐摊的吆喝声传上来，混着车流声，很热闹。办公室里，键盘声一个接一个响起来。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