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话说古代有个官儿，犯了事儿被审，最后判了个流放。判决书下来那天，全家老小抱一块儿哭，哭得天昏地暗。可后来听说发配的地方是东北宁古塔，不是广东，这家人居然不哭了，媳妇儿当场给祖宗牌位磕了仨头，说祖上积德，捡了条命。
这事儿搁今天听着像段子。东北宁古塔啊，黑龙江那老北边儿，冬天零下三十多度，尿尿都得拿棍儿敲，咋就比广东强了？广东现在啥地方？早茶肠粉珠江夜游，冬天穿短袖过年，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那儿奔。可你要是把时间往回拨个一千多年，在中原人眼里，岭南那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宁古塔虽然冷，好歹是个能喘气儿的地方，岭南那是啥？那是活人进去、骨头出来的阎王殿。
咱慢慢唠。
古代被流放到岭南，头一道关不是别的，是路。
你别以为流放就是戴上枷往南走，走累了歇会儿，走到地方就完事了。没那好事。从长安或者洛阳出发，往岭南去，头一道坎儿就是五岭。五岭不是一座山，是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这一大片山脉的统称，横在江西、湖南和广东、广西中间，延绵一千多里，搁那会儿就是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一堵墙，鸟飞过去都得掉几根毛。
唐朝开元年间，张九龄老家在韶关，他知道这山有多难走，就上奏朝廷，派人凿了大庾岭上的一条道，就是后来的梅关古道。这道凿通之后，南北交通才算方便了点儿。可就算是凿通了，那路也是顺着山崖修的，一边是石头壁子，一边是深沟大壑，下雨天泥泞得能把草鞋粘掉，晴天的时候石头被太阳晒得烫脚。流放的人戴着枷、铐着手，一步一步挪，那罪就不用提了。
那枷有多重？《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里都写得明白，枷分轻重，重的三十五斤，轻的也有二十斤出头。二十多斤的木头板子天天套脖子上，走一天下来，肩膀脖子全是血印子，磨破了化脓，化脓了再磨，到最后脖子上那圈儿肉都烂了，骨头都能看见。
押解的差役更不是啥好鸟。这帮人吃着皇粮，还得从犯人身上榨油。你身上有钱，孝敬到位了，枷给你松半扣，路上走慢点儿也不催，住店的时候还给你找个干净地方，你要是没钱，那可就遭老罪了。鞭子抽、脚踹、故意赶夜路，走不动了就扔路边。心狠的差役嫌走得慢累赘，暗中把人折腾死在山沟里，回去报个病亡就能交差，连个追责的都没有。那时候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定位，死个人跟死个蚂蚁差不多。
吃的呢？官方给的口粮标准，每人每天八两粮食，十五岁以下减半。八两是啥概念？搁现在就是四百克，一个壮劳力一顿都不够吃。而且这八两还经常被差役克扣，真正到犯人嘴里的，能有一半就不错了。路上驿站稀少，尤其是过了五岭之后，几十里地见不着人家，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山沟里的浑水，那水里啥都有，牛粪羊粪烂树叶，喝下去不拉肚子才怪。
这条路得走多久？从长安到广州，搁现在高铁六个多小时，那会儿呢？顺利的话四五个月，遇上刮风下雨、山体滑坡、河水暴涨，半年都打不住。这还是身体好的，身体弱的、上了年纪的，走到半道就埋路边了。有那走不动的，坐在路边哭，差役上去就是一脚，哭啥哭，再哭把你扔这儿喂狼。
唐朝有个诗人叫于鹄，写过两首《送迁客》，其中第二首最后两句是：“遍问炎方客，无人得白头。”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他问遍了所有从南方炎热之地回来的人，就没一个能活着活到头发花白的。
这话真不是文人渲染。广西北流那边有个地方叫鬼门关，是古代通往钦州、雷州、海南的必经之路。《旧唐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当地有句谚语，就十个字：“鬼门关，十人九不还。”十个过去，九个回不来。能传出这种话，地方有多凶险可想而知。
苏东坡当年被贬惠州，后来又贬儋州，路过梅岭的时候，写过一句诗：“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人回？”他问住在大庾岭头的老人家，您在这儿住了一辈子，见过几个被贬到南边还能活着回来的？这话问得，老人家都没法回答。因为答案太惨了，说出来怕吓着他。
好，就算你命硬，路上没冻死没饿死没被差役折腾死，终于踩着岭南的地界了。可别以为踩过地界就算熬出头，真正的苦头才刚开场。
唐宋以前的岭南是啥样？说句不好听的，基本就是半原始状态。到处是深山老林、沼泽湿地，密不透风的树林子，抬头看不见天，低头全是烂泥。人口稀得可怜。唐朝天宝年间，全国户口九百六十多万户，五千二百多万人，整个岭南道才三十多万户、一百四十多万人，还没现在一个地级市人多。而且这一百多万人还主要集中在广州、桂州等几个大城市周边，广大的山区、海边，基本就是没人管的蛮荒地界。
你一个流放过来的，想种地？行啊，先拿斧子砍树，拿火烧荒，拿锄头刨石头。那树都是几百年的老树，根扎得比房子还深，你砍一天，手上全是血泡，也砍不倒几棵。等你把地整出来，半条命也搭进去了。而且岭南的地看着绿油油的，其实贫瘠得很，红土酸性大，不养庄稼，种下去的东西长不旺，收不了多少粮食。流放的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饿一顿饱一顿，脸都绿了。
吃水更是要命。岭南河沟子多，雨水也多，可那水你敢直接喝？里面全是寄生虫、病菌、蚂蟥。中原人过去，喝两口就拉肚子，拉到站不起来，拉到脱肛。那会儿又没有自来水厂，也没有漂白粉，你只能喝烧开的水，可烧柴也得自己砍啊，有时候累得不行，就凑合喝口凉的，结果一喝就病。
住的地方更别提。好点儿的给你个破草棚，上面漏雨，四面透风，地上铺点儿稻草就是床，差的直接住山洞，跟野兽当邻居，晚上听见狼嚎虎啸，吓得缩成一团，连觉都不敢睡。
但真要论要命，还得是瘴气。最让中原人闻风丧胆的，就是岭南无处不在的瘴气。
啥是瘴气？古人的说法是山林里湿热蒸发出来的毒气，看不见摸不着，吸进去就得病。搁现在医学上讲，这玩意儿其实就是一大类热带亚热带传染病的统称。最主要的是疟疾，尤其是恶性疟，还有痢疾、血吸虫病、登革热、出血热、沙虱病这些。南方的疟疾跟北方不一样，北方多是间日疟，隔一天发一次，发发寒热，虽然难受但大多能扛过去。南方的恶性疟就不一样了，发作起来高烧不退、说胡话、抽风、昏迷，要是没药治，病死率能到一半以上，几天就能要人命。
为啥中原人到岭南就特别容易中招？因为祖祖辈辈生活在干燥寒冷的北方，身体里对这些病菌病毒半点儿免疫力都没有。这就跟当年欧洲人到美洲，印第安人被天花灭了九成一样，中原人到岭南，在疟疾跟前几乎没什么抵抗力。山里那湿热的雾气一蒸，蚊子一叮，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就倒下了。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就是现在越南北部那一片。仗打得倒是挺顺，可军队里瘟疫一流行，那叫一个惨。《后汉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十个当兵的，四五个都栽在了瘴气上，不是战死的，是病死的。马援自己也中了招，在河岸边凿洞避暑，硬扛着指挥。敌人在山上鼓噪叫阵，马援拖着病体出来看，左右侍卫都哭了，说老将军都这样了还硬撑。
马援班师回朝的时候，拉了一车薏苡仁回来，说这玩意儿能轻身省欲，防瘴气。结果被人诬告说他拉了一车明珠文犀，贪污受贿。马援死了之后，这事儿还被翻出来闹腾，搞得他老婆孩子不敢把他埋进祖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薏苡之谤”。你看，连堂堂伏波将军都被瘴气折腾成这样，别说普通流放犯了。
唐朝也一样。狄仁杰当年上书朝廷时就说过，岭南戍兵因为瘴疠，每年死者十之六七。那会儿朝廷在岭南驻了军队，为啥三年一轮换？因为待不住。一支部队开过去，三年回来剩不到四成人，剩下的全埋南边了。这还是正规军，有军医有药材有营房有饭吃的，你一个流放的，啥都没有，染上瘴气啥下场，自己琢磨。
韩愈大伙儿都熟吧，唐宋八大家头一位，文章写得震天响。唐宪宗元和十四年，皇帝要迎佛骨进宫，韩愈上了道《论佛骨表》，把皇帝骂了一顿，说这玩意儿是夷狄之法，信了没啥好下场。宪宗一看，你敢骂我？当场就要砍他脑袋，亏得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了死罪，贬到潮州当刺史。
潮州搁现在是粤东名城，潮汕美食名扬天下，可那会儿就是蛮荒之地，鳄鱼满地跑。韩愈走到陕西蓝关的时候，他侄孙韩湘赶过来送他，韩愈触景生情，写了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最后两句是：“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说白了就是，我知道你大老远赶来是啥意思，你就等着到瘴江边给我收尸吧。刚走到半路就把后事交代明白，压根儿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韩愈到了潮州之后干了啥？除了办学、治水、奖劝农桑，还干了一件挺有名的事儿——祭鳄鱼。那会儿潮州那条江里鳄鱼泛滥，经常上岸吃人，老百姓吓得不敢到河边去。韩愈写了篇《祭鳄鱼文》，扔了一头猪一头羊下去，勒令鳄鱼七天之内搬家，不然就派壮汉拿弓箭射死你们。你别觉得这是迷信，从侧面也能看出来那地方生态有多原始，鳄鱼都能当街吃人。后来潮州人为了纪念韩愈，把那条江改叫韩江，把山改叫韩山。但你得知道，韩愈在潮州总共就待了不到八个月就被调走了，他要是真在那儿待上三年五年，能不能活着回来还真不好说。
比韩愈更惨的是苏轼。苏轼这一辈子被贬了好多次，黄州、惠州、儋州，一个比一个远，一个比一个惨。贬惠州的时候，他侍妾王朝云跟着他，结果在惠州得了瘟疫，三十四岁就死了，葬在栖禅寺的松林里。苏轼那时候已经六十来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心情就不用说了。
结果惠州还没待安稳，又被贬到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儋州。海南搁现在是国际旅游岛，可那会儿呢？是真正的天涯海角。苏轼渡海之前，给广州知州王古写了封信，原话是：“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到了海南先做棺材，再修坟墓，直接把身后事安排得明明白白。他还跟儿子们说，死了就葬在海外，不用扶柩还乡。
到了儋州之后啥条件？苏轼在给友人的信里自己写了五个“无”：“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吃肉没有，看病没药，住的地方漏雨，出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冬天连取暖的炭都没有。他刚到的时候住在破驿馆里，后来驿馆也不让住了，只能在城南一片椰林边上自己搭了个破房子，叫“桄榔庵”。跟着他过去的几个仆人，先后病死，他自己也是常年浑身肿痛，一身的病。
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苏轼还在那儿办学堂、教学生，写了一百多首和陶渊明的诗，还注了《周易》《论语》《尚书》，合称“海南三书”。最后虽然遇赦北归，但回来没多久，就在常州去世了，活了六十六岁。你说他这身子骨，跟在岭南遭的罪能没关系吗？
韩愈、苏轼这还算好的，好歹是大官，到了地方还有人照应，有俸禄可拿。那些普通的流放犯呢？啥都没有，自生自灭。
宋之问，唐朝初年的大诗人，跟沈佺期齐名，合称“沈宋”，律诗的格式就是他们俩定下来的。可这人人品不咋地，先依附张易之兄弟，又依附武三思，政治上站错了队。唐睿宗景云元年，被下诏流放钦州，就是现在广西钦州。后来唐玄宗即位，干脆直接赐死在流放地。一个大诗人，就这么死在岭南了，连骨头都没运回来。
李德裕，唐朝后期的宰相，牛李党争里李党的领袖，大权在握，搞改革、平藩镇，是个厉害角色。可后来政治斗争失败，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崖州司户参军，就是现在海南三亚。他在南下路上写过一首诗，叫《谪岭南道中作》，里面有两句：“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走路的时候担心撞上毒雾，踩到有毒的蛇草，坐着的时候怕沙虫掉身上，连燕子窝掉下来的泥都得躲着。你看，一个当过宰相的人，到了岭南被吓成这样，草木皆兵，那地方的环境有多恶劣，不用多说了吧。李德裕最后也死在崖州，活了六十三岁。
提完了瘴气，再说说山里那些活物，那更是防不胜防的要命。
先说老虎。现在华南虎都快灭绝了，野外基本看不见，可在古代，岭南的山里老虎多得是，虎患是个老大难问题。学术界专门有人研究过明清时期闽粤赣地区的虎患，那论文里的数据看着都吓人。明嘉靖二十九年，江西上犹县“虎灾连年，群虎遍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老虎成群结队地下山，连停在水里的船、守菜园子的棚子都敢袭击，打柴的放牛的做买卖的，吓得不敢出门。万历年间，广东吴川那边“虎暴”，老虎大白天跑到县城北门外咬人。顺治年间，老虎直接跑到城北门，大白天吃人。
换作是个孤身流放的外人，根本就是送上门的活食。连当地百姓都得百十来人组队、拿着刀盾才敢进山，你一个手无寸铁的外地人，晚上听见虎啸，那是啥心情？
比老虎更阴的是蛇。岭南的毒蛇种类多，眼镜蛇、银环蛇、竹叶青、五步蛇，到处都是。这玩意儿有个习性，怕冷，晚上哪儿暖和往哪儿钻。人的鞋子里、被窝里、灶膛边，都是它们喜欢待的地方。所以岭南人传下来一个规矩，睡觉之前必须抖被子，穿鞋之前必须磕打磕打鞋子，晚上睡觉必须挂蚊帐，开春了往墙根儿撒硫磺。这不是啥讲究，是拿命换出来的经验。你要是偷懒不抖，半夜一伸脚，被窝里盘着一条毒蛇，咬一口，那会儿没有抗蛇毒血清，基本上就等于判死刑了。
刘恂在《岭表录异》里还记过一种东西，叫“蛇羹”，就是用蛇肉做的羹，岭南人拿来招待贵客。还有“水母”，就是海蜇，用花椒桂皮煮着吃。还有用蚂蚁卵做的酱，叫“蚁子酱”。还有炸蟋蟀、生鱼片，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你一个吃面条长大的北方人，到了这儿天天面对这些，能吃得下去？吃不下去也得吃，不吃就饿。
可就算吃了，肠胃也不答应。岭南那气候，常年高温高湿，夏天三十五六度是常态，空气里能拧出水来。中原人过去，首先饮食就受不了，上吐下泻是家常便饭，今天刚好两天，明天又拉。岭南天热，东西放不住，早上做的饭，中午就馊了。你一个人住，又没冰箱，顿顿做新的？哪有那精力。就这么着，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绝症。身边没有郎中，就算有，也买不起药。硬扛，扛过去算你命大，扛不过去就埋了。
据明清两广地方档案统计，发配粤西、海南的流人，最后能活着还乡的连三成都不到。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纳闷，宁古塔就不苦？零下三十度，冰天雪地，不也冻死人吗？
苦，当然苦。但宁古塔的苦和岭南的苦，真不是一个路数。
宁古塔在现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一带，不是一座塔，是个边陲小镇。清朝的时候，那儿是边防重镇，驻着八旗兵。流放过去的，大多是“与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当兵的当奴隶，干农活、渔猎、打杂。披甲人就是八旗里的士兵，世代镇守边疆，性格粗犷，但也不是说就随便杀人。
宁古塔的苦是明面上的，是那种一竿子捅到底的直白。冷，你就多穿，兽皮袍子、棉靴子、狗皮帽子，捂严实了冻不死。饿，你就打猎种地，东北那地方虽然冷，但土地肥沃，黑土攥一把能出油，你肯下力气，种啥长啥。苞米、大豆、高粱，撒籽就长。山里有狍子、野猪、兔子，江里有鱼，只要你勤快，饿不着。
而且流放宁古塔的，大多是整家整家地去，或者一批一批地去，到了之后能聚在一块儿生活，互相有个照应。你家没粮了我家借你一斗，我家病了你家来帮忙，人多了就有了人气儿，有了人气儿就有了活下去的盼头。不少流人会帮当地人做账、教孩子读书，以此换粮食、换皮毛，手巧的还能做杂货买卖，日子慢慢就能缓过来。
最有名的就是清初诗人吴兆骞，因为江南科场案被牵连，流放宁古塔二十三年。刚去的时候也遭罪，冰天雪地里干活，手都冻烂了。可后来他凭着一肚子学问，在当地开私塾教学生，连满族将军都把孩子送过来读书，平日里还跟一帮流放的文人吟诗喝酒，日子虽然清苦，可也有滋有味。后来还是纳兰性德求他爹纳兰明珠出面，才把他从宁古塔赎回来。你看，只要有本事、肯熬，宁古塔是能活出个人样儿的。
更关键的是，宁古塔那地方虽然偏，但气候干燥，传染病少。东北的冷是干冷，只要穿暖和了，冻不死人。而且古代基本没有大规模流行的疟疾、血吸虫这类热带亚热带传染病。你只要熬过冬天，春天一到，万物复苏，日子就有缓儿。
清代杨宾写的《柳边纪略》里说，发往宁古塔的人，路上死伤不少，可真到了地方，只要肯干活不偷懒，大多能活下来。不少人还在当地经商、种地，成了富裕人家。
为啥大家现在听宁古塔听得多，听岭南流放听得少？因为到了清代，岭南已经逐步开发，瘴气减少、人口增多，不再是主要流放地了。朝廷把重刑犯都发往更偏远的宁古塔、伊犁，所以宁古塔的名气才越来越大。真搁唐宋年间，宁古塔还在女真部落手里呢，那会儿流放最吓人的就是岭南。
明清之后番薯、玉米传入，岭南人口翻番，大片山林被开垦成耕地，瘴气才慢慢退去。但在这之前，那地方真就是九死一生的鬼门关。
岭南的恐怖在于，它是一种全方位、无死角、没完没了的慢性消耗。路上先扒你一层皮，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差役勒索，到了地方先瘦二十斤。到了之后呢？瘴气盯着你，蚊子一叮就可能染上疟疾，毒虫猛兽围着你，晚上睡觉都得睁一只眼，水土不服磨着你，上吐下泻没个完，缺医少药，生个病就只能听天由命。你根本不知道哪天就倒下了，而且这种倒下不是轰轰烈烈的，是悄无声息的——今天发个烧，明天拉个肚子，后天身上长个疮，慢慢就把人耗干了。
但真正把人熬垮的，还不是身子骨遭的罪，是心里的绝望。
流放宁古塔的，好歹有一帮难友，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凑一块儿还能唠唠嗑、喝喝酒，骂骂朝廷出出气。可岭南流放不一样，很多时候是把你一个人扔到一个偏僻的村子或者驿站，周围全是当地人，说的话你听不懂，你的话他们也不明白。你想找个人说说话都找不着，整天对着大山和树林，跟坐牢没啥区别。那种孤独，比鞭子抽还难受。
南方不少宗族都有死规矩，族人被判流放岭南这种重罪，要开祠堂当众除名。
古时候人都活在宗族里，一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是宗族这张大网上的一个节点。你活着，族谱上有你的名字，祠堂里有你的位置，死了能进祖坟，逢年过节有子孙给你烧纸。可你要是犯了大罪被流放，尤其是流放到岭南这种蛮荒地界，宗族里就会当众把你的名字从族谱上用朱笔勾掉。这叫“出族”，也叫“除名”。
除名之后啥后果？你不再是这个家族的人了。死后牌位进不了祠堂，尸骨埋不进祖坟，子孙后代不能参加科举，族里的祭祀、分家产、议事，全没你的份儿。在古人的观念里，这就等于你死了之后成了孤魂野鬼，没人祭祀，没人超度，在阴间都得挨饿受冻。这比肉体上的痛苦可怕一万倍。古人最怕的不是死，是死了之后没人管，成了野鬼。
可多数流放岭南的人，根本等不到赦免还乡的那天。家书呢？更别指望了。那会儿没有邮政，一封信从岭南寄到中原，得托人带，走个一年半载是常事，还不一定能送到。你在那边生了病、受了委屈，家里人压根儿不知道。你死了，可能过了好几年家人才收到消息，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
这种彻底的孤立无援，这种被整个世界遗忘的绝望，才是岭南最杀人的地方。身体上的苦咬咬牙能扛，精神上的苦，能把人逼疯。
这么一对比就清楚了，宁古塔的苦，是冰天雪地拍在脸上的直白。虽然冻饿交加，但环境开阔，疫病少，大家抱团取暖，撑过冬天就有喘息的机会。而岭南的恐怖，是慢慢熬人的慢性死亡，湿热瘴毒、毒虫猛兽时刻盯着你，病痛没个头，再加上连叶落归根都成了奢望的精神绝望。
说白了就是慢刀子杀人，也难怪古人说，流放岭南跟判了缓期死刑没区别。
历史从来都是这么拧巴，朝廷扔出去的罪人，反倒成了这片土地最早的拓荒人。岭南之所以变成今天的广东，变成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恰恰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包括那些被流放的官员、被贬的文人、逃难的百姓、戍边的士兵——在那片土地上流血流汗，把蛮荒一点点啃成了沃土。韩愈在潮州办学，苏轼在儋州教书，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流放者在那边开荒、种地、修水利、传文化，他们的苦难换来了岭南的开化。
但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如果必须二选一，你选宁古塔还是岭南？搁古代，选宁古塔的人，那不是不怕冷，那是算过账的。冷归冷，好歹有个盼头，有口热乎饭，有几个能说话的人，岭南那地方，去了就等于没了，连骨头渣子都未必能剩。
不过这都是老黄历了。今天的广东，是全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那儿奔。时代变了，瘴气没了，老虎没了，毒蛇也进了动物园，恶性疟疾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可你要是去广东旅游，看见当地人睡觉前抖被子、穿鞋前磕打鞋、清明前后往墙根撒硫磺，别觉得奇怪，那都是老祖宗拿命传下来的规矩，背后藏着一千多年的血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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