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武汉，31岁的张发奎站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指挥位置上。他麾下的部队中，后来走出了叶剑英、贺龙、徐向前、陈毅、林彪等五位共和国元帅。那时的张发奎正值壮年，声望正盛，谁也难料，这位手握重兵的将领，人生很快就会走到一个无法回头的岔路口。
张发奎是广东始兴人，1896年出生。少年时期，他接受过私塾教育，也亲眼见过清末社会的动荡。辛亥革命后，剪掉辫子对他而言，未必意味着已经懂得革命的全部意义，却让他第一次感到旧时代正在退场。
广东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受环境影响，张发奎很早便产生了从军念头。他对日本也有强烈敌意，这种情绪并非凭空而来。甲午战争、台湾割让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在那个年代的广东青年心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刺激。
真正改变张发奎命运的，是护法运动。凭借机敏、果断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他逐渐得到孙中山注意，甚至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人员。一次近距离接触，使他从普通军人进入了革命核心的视野。
1923年，张发奎因参与驱逐陈炯明势力而受到提拔，出任团长，年仅27岁。那时的他在革命军中的名气并不小，甚至一度压过蒋介石。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掌握了新的军事平台，两人的发展轨迹也开始出现差异。
北伐前后，张发奎升任师长、军长。他所辖部队中，有叶挺率领的独立团。独立团在北伐中的表现极为突出，但这支部队的成长，也离不开上级提供的编制、训练和作战条件。把功劳全部归于某一人，显然不够准确；可若完全撇开张发奎，同样说不通。
1927年，国民党内部发生宁汉分裂，张发奎出任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这个职位让他达到军旅生涯的高峰，也让他与一批后来改变中国历史的人产生了直接联系。
叶剑英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徐向前、陈毅、林彪也在相关部队中任职。严格说来，五人与张发奎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直接部属，有的是处于同一军事系统之内，或接受其调度。但把他们称为张发奎麾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基本符合当时的组织关系。
有意思的是，张发奎麾下当时还聚集了许多后来声名显赫的将领，如许光达、罗瑞卿、陈赓等。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军人，能够统辖这样一批年轻骨干，足见他当时的军事地位和个人号召力。
问题也在这里出现。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共行动，武汉方面一度表示反对，并准备组织力量讨蒋。张发奎与汪精卫关系密切，对汪氏十分信任；与此同时，他和叶挺、邓演达等人又有私人交往，因此内心并非没有犹豫。
“到底该站在哪一边？”这类问题，后来成为他一生绕不过去的阴影。
宁汉合流后，汪精卫转向清共，张发奎最终接受了这一政治方向。军队开始清查、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人士，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人由此分道扬镳。张发奎晚年所说的“犯错”，通常便被认为与这一选择有关。
此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没有真正稳定下来。蒋介石掌握中央权力后，张发奎既有战功，又有自己的部队和人脉，难以完全被纳入控制范围。几番沉浮之后，他在国民党政坛中的影响逐渐下降。
全面抗战爆发，张发奎重新回到前线。淞沪会战期间，他率部投入作战；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后，中国军队腹背受敌，部队被迫撤离。武汉会战时，他继续承担重要指挥任务。战争环境极其残酷，部队伤亡严重，张发奎在军中的强硬作风也由此留下印象。
抗战胜利后，张发奎在广州主持日军投降事宜。1945年，侵粤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向中方递交投降书。田中久一在华期间犯下多项战争罪行，后由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审判，最终于1947年3月被执行死刑。张发奎坚持依法追究，这件事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并不算常见。
抗战结束后，张发奎与共产党彻底站在对立面。1949年以后，他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前往台湾，而是移居香港，晚年主要过着相对寂静的生活。
据有关回忆，张发奎晚年曾感叹：“若不是当年犯了错，我就是元帅之首。”这句话未必是正式文字记录，却准确折射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清楚自己曾经拥有的军事实力，也知道自己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已经改变了人生方向。
军事才能能够决定一个将领走多远，政治判断却往往决定他最终站在哪里。张发奎曾指挥过五位后来成为元帅的人，但他本人终究没有走进那支新军队的核心。那句迟来的感叹，留下的不是职位高低，而是一个军人在历史转折处作出选择后，再也无法重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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