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延安党校第二部第七支部，王智涛面对的不是战场上的枪声，而是一份必须写清家庭、经历和政治立场的审查材料。有人盯住他早年在西北军服役的经历，认定他属于旧军队出身，甚至当面说：“这样的人，不能重用。”
这句话来得很重。王智涛没有回避，也没有删改自己的过去。他把参加西北军、进入学兵团、赴苏联学习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经过，一项一项写进材料。对他而言，历史不能靠几句辩解抹去，更不能任由别人凭印象定性。
1920年，16岁的王智涛离开原来的生活，报名进入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由于身材瘦小，招募人员一度怀疑他的年龄。张自忠当时担任连长，见他执意要求参军，便把他留下，安排为勤务兵。
勤务兵并不只是端茶送饭。冯玉祥治军严格，部队训练抓得很紧，王智涛也跟着接受队列、射击和军事常识训练。他读过高小，后来还承担过教员工作。这个阶段，他接触到的不是书本上的军队，而是日常操练、军纪和基层管理。
1922年，他通过考试进入学兵团。冯玉祥兼任团长，张自忠任副团长。王智涛由此接受较为系统的军事教育，后来升任中尉排长，毕业后进入教导团，担任分队长，军衔为上尉。身份在变化，学习却一直没有停下来。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对政治和时代的认识。1924年前后，宣侠父到冯玉祥部队开展宣传工作，王智涛接触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那时国共合作正在形成，许多有志青年都在寻找救国道路，军队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军事组织。
1925年，他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抵达后先学习俄语，随后进入基辅步兵学校。那里既有国民党方面派出的学员，也有共产党方面派出的人员。王智涛虽然起初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长期参与留学生联络工作，并担任军事训练教官。
他在苏联一待就是八年。期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国内政治局势骤然转向。王智涛没有按照原计划回国，而是选择继续留在革命阵营。后来他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深造，结识了刘伯承等人，并在苏联共青团和苏联共产党中接受组织生活。
1928年毕业后，他没有立刻回国，而是留在学校担任教员，后来又任学员管理和教学方面的职务。那段时间，许多后来成为中国革命骨干的干部曾在苏联学习，王智涛与其中不少人有过接触。1933年，他获准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承担军事教育工作。
红军当时缺少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又熟悉现代军队教学的人才。王智涛并未频繁出现在冲锋一线，而是负责训练干部、讲授战术和参谋业务。有人或许觉得教员不如前线指挥员显眼，可在部队建设中，能够培养一批会打仗、懂组织的干部，同样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承担军事训练和参谋工作，后来调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担任参谋长。多年军事教育经历，使他在部队建设、作战筹划和干部训练方面颇有用处。1943年，他被调回延安进入党校，正好遇上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
支部讨论时，个别人只抓住“曾在西北军服役”这一点，忽略了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王智涛解释说，冯玉祥部曾参加国民革命军，属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革命武装，不能简单按后来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性质倒推早年的全部经历。
张宗逊当时担任第七支部书记。他本人出身黄埔军校，也曾在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参加国民革命运动。面对争论，张宗逊明确表示：“不能因为他早年在西北军，就把他一概说成旧军人。”
这番话的分量，在于没有回避历史，而是把个人经历放回时代环境中判断。安子文随后代表组织宣布审查结论，认可王智涛从国民革命军人逐步向革命阵营靠拢、接受党的领导这一事实。此前言辞激烈的人向他道歉，王智涛也没有继续追究。
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冀东，先后担任军分区副司令、冀东军区参谋长以及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继续从事军事指挥和参谋工作。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获得独立统率大兵团作战的机会。对一名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参谋工作的将领来说，这或许正是个人经历中最难弥补的一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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