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相好去世第9天她自杀，岳母问我那晚真没回家吗|出车祸|刘艳|相好|结婚|自杀|茶几|赵明远

老婆的相好出车祸去世，第9天她也在家中自杀，我强忍狂喜处理财产，岳母却突然问我：那晚你真的没回家吗

那天下午三点，我正在汽修厂换一根漏了半个月的刹车油管。手机在工具箱上震了，屏幕上是个陌生号码，我拿沾着机油的手背划开接听。

“是赵明远吗？你老婆……你赶紧回家一趟。”

打电话的是街道办的，一个女的，声音发紧，像刚被什么吓过。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只说“回来再说”，电话里能听见对讲机的电流声。

从汽修厂到我家，骑电动车十二分钟。那十二分钟里我一直在想，刘艳能出什么事。早上出门她还好好的，坐在餐桌前，面前那碗粥没动几口，筷子横在碗沿上。我说“我走了”，她“嗯”了一声，没抬头。

到家楼下，停着两辆警车，一辆救护车。单元门口围了一圈人，都是住这栋楼的熟脸。楼下王婶站在人群最前面，看见我，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眼睛红红的，像哭过。她儿子在后面拽她袖子。

我没跑。我一步一步走过去的。楼道里很暗，那股常年不散的炖萝卜味还在，夹杂着消毒水的气味。三楼我家门口，一个穿制服的拦住我，问我是不是家属。

“我是她丈夫。”

他侧身让我进去。客厅一切照旧，茶几上那盘昨晚的炒青菜还在，用保鲜膜盖着。刘艳的拖鞋在沙发旁，整整齐齐。卧室门开着，里面有人拍照，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亮。

我没能进去。一个警察把我拦在卧室门口，让我先在客厅坐着。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用那根灰色围巾挂在衣柜横杆上的。那围巾是我三年前出差带回来的，她戴的次数不多，说颜色太暗，显老。就一直压在衣柜底层。那天她把它翻出来了。

警察问话。一个年轻的坐我对面，本子摊开，问得很细。刘艳最近情绪怎么样，有没有说过什么话，家里有没有欠债，我们关系好不好。我一一答了。情绪不太好，最近几个月话少；没说过什么异常的话；没欠债；关系……我说，还行吧。

“还行吧”三个字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空。

年轻警察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低头记了两笔。

岳母是第二天早上到的，从邻市坐最早的大巴，三个小时。她今年六十二，头发染过，发根白了一截没来得及补。进门没哭，站在玄关，手扶着鞋柜，目光把客厅扫了一遍，最后还是落在卧室方向。

“人在哪？”

我张了张嘴。岳母没等我回答，自己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停下来，肩膀抖了一下，没进去。她扶着门框站了很久，我听见一声极轻的吸气，像把什么硬生生咽了回去。

两天后，岳母问我一句话。

“明远，你跟妈说实话——刘艳和那个姓周的，到底怎么回事？”

姓周的。周海平。

这事得从头说。周海平跟刘艳是一个单位的，在区文化馆，他在器材室管设备，刘艳在办公室做行政。两年前开始，单位传闲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是楼下王婶告诉我的。那天她拎着两棵白菜站在楼道口，压低声音说：“明远啊，你别怪婶子多嘴，你媳妇最近和单位那个周……老周，走得太近了。”

那天晚上刘艳回来，我问了一句：“你们单位那个周海平，是什么人？”

她正在换鞋，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很平静地说：“同事。”

“同事走得近，别人会说闲话。”

“什么闲话？”她鞋没换完，直起身看我，目光很平，“别人说什么你也信？”

我就不说了。刘艳这个人，你越问，她越不说。反过来你晾着她，她反而自己会漏出来。这是结婚八年攒下的经验。

后来我没再问过。不是大度，是懒得。我们结婚第八年，有些事情不用问。她的手机会倒扣在桌上，以前不会；周末出门次数多了，说是加班；晚上躺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的半米宽像一堵墙。我不傻。只是我想不出挑明之后能怎么办。离婚？房子是两个人凑的首付，孩子还没生，离了谁搬出去都难。就这样吧。各过各的。

所以周海平出车祸那天，我没太大的震动。他骑电动车在解放路被一辆右转的货车带倒，后轮压过头盔。当场走的。单位给刘艳打了电话，她在办公室接的，手机摔地上，屏幕裂了一道。那天晚上她没吃饭。第二天也没吃。第三天开始，她起得比我早，把粥做好放桌上，自己那碗一口不动。她没戴黑纱，没去殡仪馆。周海平的家属不认识她。她连送都没法送。

我看着她一天天瘦下去，眼窝陷进去，手背上青筋一根根鼓出来。第八天晚上，她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的汽车广告。她突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你说人死了以后，能收到别人的话吗？”

我坐在旁边看手机，抬了下头。“什么话？”

她没回答。过了很久，我以为她不说了，她又开口：“算了，没事。”

那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

周海平死后第九天，刘艳走了。

岳母在我家住了下来。她每天在客厅坐着，不说话，偶尔站起来去厨房烧一壶水，水开了也不泡茶，就那么放着，凉了再烧。她带来的那个帆布包放在沙发扶手上，拉链没拉过，里面露出一角塑料袋，装着路上没吃完的苹果。

“明远，保险的事，你去问了吗？”

那天下午，岳母忽然开口。她站在阳台上，背对着我。我愣了一下——“什么保险？”

“刘艳有个同事刚打电话来，问她之前单位交的那份意外险。人走了，得办。”

我应了一声，说这两天去。

“还有，”岳母转过身，手里攥着那个帆布包的带子，“她名下那张定期存单，你知道在哪吗？到期了，得转。”

“存单？我不知道。”

“她没跟你说过？”

“没有。”

岳母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后脊梁有点发凉。她的眼睛和刘艳很像，不大，单眼皮，不笑的时候看不出情绪。她“嗯”了一声，把帆布包的拉链拉上了，那道拉链头滑到底，“呲”的一声。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存单的事像一根刺。不是因为钱——刘艳的工资不高，存不了多少。是岳母打电话问保险这件事本身。刘艳的同事，为什么不打给我？为什么打给岳母？同事知道的情况，岳母可能比我知道得多。

第二天我去银行查了。刘艳名下确实有一张存单，五万三，两年前存的，到期自动转存又续了两年。五万三。正好是周海平那辆被压扁的电动车的价钱，我听交警说的。我没动那张存单，回了家。

到家的时候，楼下的王婶正从单元门里出来，手里提着一袋垃圾。看见我，她站住了。“明远，”她叫了我一声，声音比平时低，“你岳母在家没？”

“在。”

“那什么……”她犹豫了一下，把垃圾袋换了只手拎着，“有句话婶子不知该不该说。”

我停下来等她。

“你媳妇走的那天晚上，就是出事那晚——大概十点多，我下楼倒垃圾，看见你岳母在楼下花坛那儿站着呢。我以为她刚到，想过去打个招呼，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压低声音，“她从兜里掏了钥匙，开了单元门，自己上去的。那时候你在家吗？”

我说：“我在家。”

王婶嘴巴张了张，眼睛在我脸上转了一圈。“哦……那可能我看错了，天太黑。”她拎着垃圾快步走了。

我站在单元门口。六月的太阳晒得头顶发烫，汗从后脖颈淌下来。岳母是什么时候到的？她跟我说是第二天早上坐最早的大巴。可王婶说，出事那晚她就站在楼下花坛边。

她提前到了。她没告诉我。她上去过。

那晚我在家。

我反复想那晚我在哪。刘艳是下午五点多走的。我六点下班，在楼下吃了一碗馄饨，老板跟我聊了两句，我到家大概快七点。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门是反锁的。我拿钥匙拧了两圈才打开。客厅没人。卧室门关着。我推了一下，推不开——里面闩了。

我当时以为她只是不想见我，就回到客厅坐着。坐了多久不记得了。电视没开，灯没开，天一点点黑下来。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卧室那条门缝下面透出来的光慢慢暗下去，又过了一阵，光灭了。

我什么都没做。

我拿出手机，给刘艳发了一条微信，就两个字：“至于？”

后来警察问我为什么没敲门，我说——我说我习惯了。

岳母是第二天早上到的。王婶却说，那一晚她就在楼下。

她在花坛边站了多久？她听到了什么？她上去过吗？她见到刘艳最后一面了吗？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很久。最后我决定不问。

周海平走后的第几天，我想不起来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刘艳的手机里翻到一条没删干净的消息。收件人是周海平，时间是他出事前三天。消息只有四个字：“我不怪你。”

我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是原谅周海平什么？还是别的什么？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客厅很安静，冰箱嗡嗡地响着，压缩机一启动又停了。

我把那条消息删了。锁屏，把手机放回刘艳的床头柜抽屉，推上。

抽屉里还有那条灰围巾，团成一团塞在最里面，像一个没说完的句子——那天警察把它解下来，装进物证袋之前，先给法医拍了照，后来解封了还给我。灰围巾上有一道折痕，很深，横在中间，像一道没愈合的口子。

后来岳母问我那句话，是在一个下午。那天她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袋豆角，在厨房择菜。我进去倒水，她从豆角堆里抬起头。

“明远。”

“嗯。”

“那晚——就是你媳妇出事那晚，你真的一直在家吗？”

水杯在我手里，杯壁温的，隔着一层玻璃能感觉到掌心的汗。厨房很安静，豆角断在指尖的脆响一截一截的。

“在家。”我说。

岳母把一根豆角的筋撕下来，很慢地撕，从这头撕到那头。

“哦。”

她低下头继续择菜，再没说话。但我看见她右手捏豆角的时候，指节是白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忽然想通了一件事。岳母知道那晚我在家。她早就知道。王婶看见她在楼下花坛，那就是说她在那晚来过，看见家里的灯——或者说，没看见灯。客厅是黑的，卧室亮过又灭了。她站在楼下看了多久？她为什么不上来？

她如果上来，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她没上来。我就在屋里。隔着一扇门。

现在她问“你那天晚上真的没回家吗”——她问的不是我回没回家。她问的是那天晚上，刘艳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我在哪里。

她知道我在。她在确认，我到底有没有装作不在。

七月三号，我去区文化馆办最后的手续。办公室的人把刘艳的东西收拾了一个纸箱，放在前台。箱子里有一个保温杯、两本笔记本、一盆死掉的绿植。我翻开一本笔记本，里面的字迹很潦草，最后几页被撕掉了，撕得很急，边缘参差。

文化馆门口，我碰见一个矮个子女人，是刘艳的同事，姓沈，以前来家里吃过饭。她看见我，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赵哥……你来拿东西？”

“嗯。”

“那什么，”她左右看了一眼，声音压得很低，“周海平出事那天，刘艳请假了。她上午就走了，没在单位。领导问她去哪，她说家里有事。”

我看着她。“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矮个子女人把嘴抿紧了，摇摇头。“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那天她不在单位。”

她说完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抱着那个纸箱站在文化馆门口的台阶上。正午的太阳毒，塑料箱壁发烫。我低头看见箱子里那盆死绿植下面压着一张收据，是周海平出事那天早上九点多的，解放路一家花店，一束百合，一百二。

刘艳买的花，送到哪去了？周海平那天骑电动车经过解放路，是不是正好路过那家花店？

我把收据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像临时记的：“九点十五，巷口。”

我不知道这行字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周海平被撞的时间是九点四十七分。

中间隔了三十二分钟。

那天晚上我到家，岳母已经睡了，卧室门关着。客厅没开灯，茶几上放着那个帆布包，拉链没拉好，露出一个信封的角。我犹豫了一下，把信封抽出来。没封口。里面是一张照片，很旧了，边角发黄。照片上是年轻时候的岳母和刘艳，背景是某个公园，刘艳大概五六岁，扎两个辫子，笑得很开。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刘艳的笔迹：“妈，那年你带我去看荷花，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日期是三个月前。

我把照片放回去，信封也放回去。回房间躺下，闭着眼，脑子里反复是那张照片上的字。刘艳三个月前写的——那时候周海平还活着。她为什么把这行字写在照片后面，又把它放在岳母的包里？

她是在留话。留给她妈的话。

她把照片放进去的时候，知不知道岳母过几天会来？还是说，她早就在准备着什么？

我翻了个身，看见衣柜横杆上清清楚楚一道压痕，是围巾挂上去留下的，灰围巾在那道压痕上挂了很久，久到木头都吃进了颜色。横杆是松木的，有股淡淡的松脂味。刘艳以前嫌这味道，说刺鼻，想换根不锈钢的。我一直拖着没换。

现在那道压痕还在。围巾摘了，折痕永远留下了。

第二天早上，岳母坐在餐桌前，面前放着一碗白粥，没动。她手里攥着那张照片，看着我说：“明远，我明天走了。”

“这么快？”

“嗯。”她把照片放回帆布包里，拉链拉到头，“你媳妇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摇头。

岳母低下头，把粥碗转了半圈。“她给我打电话，说妈你别来了，我没事。那是出事前两天。”

“然后呢？”

“然后她把电话挂了。我回拨，没人接。再打，关机。”

岳母抬起头。她的眼睛和刘艳一样，单眼皮，不笑的时候看不出情绪。但那天早上，我看出来了。

她在等她女儿最后的解释。

而我，是那个被留下来的人。

岳母走的那天，我把她送到长途车站。她上车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张了一下，像要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上了车。大巴开走以后，我站在车站门口，手机震了一下。岳母发来的消息，一张截图，是刘艳和她妈的微信对话，时间戳是出事前两天晚上。

刘艳说：“妈，我要是哪天不在了，你别怪明远。”

岳母回：“你说什么胡话。”

刘艳又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是我自己的事。”

对话框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刘艳发的。两个字：“保重。”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车站门口人来人往，喇叭声、拉杆箱轮子声、卖玉米的大姐吆喝声，嘈杂得很，可我什么都听不清，只有手机屏幕在我手里，冰冰凉。

她提前两天跟她妈说“别怪明远”。她知道那天晚上我会在家。她知道我不会敲门。

她知道。

灰围巾还叠在抽屉里，折痕压着折痕。我后来再没打开过那个抽屉，但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知道它在那儿。隔着两层木板，在黑暗里，在衣柜最底层，和那道松木横杆上的压痕一样，安安静静地待着。

岳母到家的那天晚上，给我发了最后一条消息。很短：

“那晚我上去过。门反锁了。我敲了，没人应。”

我攥着手机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没开，灯没开。楼道里传来王婶家炒菜的滋啦声，混着谁家孩子练琴的断断续续的音阶。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看，看到屏幕自己暗下去。

我忽然想起那天晚上我坐在这个沙发上，听见门响了一下，很轻。当时我以为是对门邻居。后来我忘了。

那声门响，是她妈在敲门。

刘艳在屋里。我在客厅。岳母在门外。

三个人，隔着一扇反锁的门。谁都没有把门打开。

周海平的妻子找上门来那天，是七月中旬。

我在楼下修电动车，后视镜摔裂了，拿胶带缠。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在单元门口，下来一个女人，四十出头，短发，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灰色短袖。她站在车旁边看了我一会儿，走过来问：“你是赵明远？”

我手没停。“你是？”

“周海平的家属。”她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得很实，“我姓方。”

我放下扳手，站起来。手上沾着机油。

“我找你两趟了。”她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有一圈红，不知是没睡好还是哭过，“你手机不接，单位说你请假在家。”

“什么事？”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牛皮纸的，鼓鼓囊囊。“刘艳给我老公发的消息。我都打印出来了。从去年到今年，一百七十三条。”她把信封递过来，“你看看。”

我没接。她的手在半空停了几秒，收回去。

“你要不要看是你的事。我今天来就一句话——”她把信封塞回包里，拉链拉上，“刘艳在单位，用我老公的关系，报销了六千八的差旅费。那是公款。周海平走的第二天，这笔钱打到刘艳卡上的。她人没了，但钱在。这笔账不能烂。”

我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机油纹路，黑乎乎嵌在指缝里。

“什么差旅费？”

“去年年底去省城培训。刘艳的报名单是周海平签的字，实际她没去。钱打到她卡上，走的是器材维护专项。单位现在要追，刘艳人不在了，按理该从遗产里扣。”

“你们单位的事，找我干什么？”

方姐眼镜后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因为你不光是她丈夫，还是她唯一继承人。她名下那五万三的存单，我们已经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了。”

那天晚上我把刘艳的抽屉整个倒出来。存单、社保卡、几张超市会员卡、一个坏掉的电子表、两盒过期的感冒灵。在底层压着一张折叠的报销单，复印件，日期正好和方姐说的时间对得上。签名栏是周海平的字，潦草，但能认。金额六千八。备注写着“省城培训往返交通及住宿”。

我把那张复印件放回抽屉，拉上。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区文化馆。办公室门锁着，走廊里有人搬展板。我在楼梯口碰见沈姐，她看见我，手里的一摞杂志差点掉了。

“赵哥，你怎么又来了？”

“刘艳经手的报销单，是不是有问题？”

沈姐左右看了两眼，把杂志往窗台上一搁。“你知道了？”

“周海平老婆找我了。”

她叹了口气，手指在杂志边缘捻来捻去。“那笔钱，是周海平让她报的。刘艳一开始不肯，说没去怎么报。周海平说没事，说器材维护这块他管，账走他的口子。后来钱到刘艳卡上，刘艳想退，周海平不让。”

“钱去哪了？”

“刘艳给周海平买了一块表。”沈姐的声音压得很低，“周海平出事那天，手上戴的就是那块表。交警队的照片上能看见。他家属闹到单位来，说表也得算遗产，后来那表就没还回去。”

我站文化馆台阶上，太阳把水泥地晒得发白。沈姐跟出来，又补了一句：“还有件事。周海平出事前几天，刘艳找过我，问我认不认识律师。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问问。”

她顿了顿。

“赵哥，刘艳出事前一周，她把年假单填了。七天，从周海平出事那天开始请。领导没批，说事由不明确。她就改成事假，自己把假条压在文件夹里。是周海平出事之后人事理东西才翻出来的。”

我回到家，在客厅坐到天黑。没开灯。岳母从卧室出来倒水，看见我坐在暗处，脚步停了一下。

“明远？”

“嗯。”

“方家的人给你打电话了？”

我抬起头。“你知道？”

岳母攥着水杯，杯壁在黑暗里泛着一点微光。“她前天给我打过。问我刘艳是不是拿了她家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她就挂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说什么？”岳母的声音忽然提起来，又压下去，“说刘艳跟那个男人到底到了哪一步？说她拿了人家的钱？明远，我是她妈。她人都不在了，你让我怎么开口？”

“那笔钱——”

“那笔钱还了。”岳母把杯子往桌上一搁，水晃出来一圈，“上个月，方家第一次找我的时候，我就把那六千八转过去了。从我的养老钱里出的。刘艳欠的，我替她还。但人家不认，说利息呢，说精神损失呢。明远，我是六十多的人了，我没力气跟人打官司。”

她扶着桌沿慢慢坐到椅子上。客厅很暗，只能看见她一个轮廓。

“那张存单的事，我不该提。”她说，“你留着吧。她留给你的，也就是那点东西了。”

我没说话。水杯里的水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凉了。

方家第二次来，是三天后。这回不只方姐，还带了一个男的，自称是周海平的哥哥，胳膊上有纹身，说话粗声粗气。

“我弟的命不能白丢。”他站在我家客厅中间，手指着墙上刘艳的遗像，“这女的把我弟骗得团团转，家里钱拿出来给她花，最后连命都搭上。你们得给个说法。”

“什么说法？”

“丧葬费，精神赔偿，二十万。不答应就上法院。我们已经申请了保全，你那存单取不出来的。”

我站起来。他个子不矮，但我没退。

“周海平骑车走解放路，被右转货车压的。刘艳那天上午在花店买花，不在现场。交警责任认定书上的签字，是你们方姐。货车全责。跟刘艳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那刘艳为什么死？心虚。”

“她死是因为——”我停下来。刘艳为什么死，我到现在也说不清。

方姐在旁边开口了，语气比上次软了一点。“赵明远，我们不闹。钱的事可以谈。但你得告诉我，刘艳出事那天晚上，你人在哪。”

又是这个问题。

“在家。”

“一直在家？”

“一直在家。”

方姐看了我很久，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像在剥什么东西。最后她把目光移开，拉起她大伯哥的袖子。“走吧。钱的事回头再说。”

他们出了门。楼道里传来那男的骂骂咧咧的声音，越来越远。

那晚岳母做了饭。土豆丝、炒鸡蛋、一碗紫菜汤。她盛了两碗饭，推一碗到我面前。

“明远，我打算把房子卖了。”

我筷子停了一下。“哪的房子？”

“老家的。我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大。卖了的钱，分两份。一份给方家，把事情了了。另一份——”她低头扒饭，声音含含糊糊，“留给刘艳。给她立个碑。”

“方家要二十万。”

“我没那么多。就这些。”她嚼着饭，咽下去，“他们要去法院就去。该赔多少法院判。我不能让刘艳死了还背着债进土。”

我放下筷子，从兜里掏出那张存单，放在桌上，推过去。

“五万三。拿去吧。”

岳母抬头看我。她的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又把存单推回来。“这是她留给你的。”

“留着干什么？”

“留着你知道她心里有你。”岳母声音低了，“不管她做了什么。最后留下的东西是你的名字。”

我把存单攥在手里，纸面被掌心的汗洇软了一角。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法院。咨询窗口的小姑娘听我说完，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刘艳和赵明远是合法夫妻，无子女，父母健在。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和父母。目前方家申请的财产保全只针对刘艳名下那张存单。如果你放弃继承，存单会走法定程序，你岳母也是继承人之一。”

“那笔六千八的报销款呢？”

“那是刘艳单位的事，如果单位起诉，会单独走民事。跟遗产保全不是一回事。”

我点了点头。从法院出来，六月的风滚烫滚烫的，扑在脸上像揭开一层皮。我给岳母打了个电话。

“妈，你明天别去找方家了。”

“怎么了？”

“我去。”

方姐约在解放路的一家奶茶店。就是周海平出事那条路。下午两点，店里没有别人。她从包里把那个牛皮纸信封又拿了出来，放在桌上。

“决定了？”

“六千八是你单位的事。单位出证明，我替你转。存单五万三，刘艳的份额我和她妈各一半。岳母的那份她愿意给你就给你，我不干涉。我的那份——三万不到，你要的话，我转，但你得签收条，写明从此两清。”

方姐看着我，看了很久。她摘下眼镜擦了擦，这次我看清了，她眼圈确实红着。

“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这笔钱吗？”

“不知道。”

“周海平生前用我们家的钱，给刘艳买过一条项链。金链子，十二克。我在他遗物里找到发票，但他身上没有那条项链。我问刘艳要，她说没拿。后来她死了，我连问都没法问。”方姐把信封往回推了推，“我要这笔钱，是想给孩子存着。她今年初三。她爸没了，什么都没留下。”

我坐在奶茶店里，看着窗外解放路车来车往。空调出风口的塑料片转来转去，咔嗒咔嗒响。

“项链的事，我回去找。找到了给你。”

方姐愣了一下。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两个字：“谢谢。”

从奶茶店出来，我沿着解放路往家走。周海平被压的地方，地上已经没痕迹了，柏油补过一块，颜色深一点。旁边一棵梧桐树，树皮被蹭掉巴掌大一块，露出了浅色的里层。

我站在树旁边看了一会儿。刘艳那天进的花店就在前面巷口，招牌还在，写着“百合花坊”。我走过去，店门开着，一个年轻姑娘在包花。我问她记不记得，上个月九号上午，有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单眼皮，来买过一百二的百合。

姑娘想了想。“那天早上是卖过一束百合，配了两支白玫瑰。那个阿姨坐在门口等了很久，大概快一个小时。后来急急忙忙走的，花瓶还落在店里。”

“花瓶？”

她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玻璃瓶，深蓝色的，上面贴着手写的标签，写着刘艳的名字和手机号。“我打过电话，关机了。一直没人来拿。”

我接过花瓶。冰凉的玻璃，标签上的字用圆珠笔写得端端正正。那天她买花的钱，收据上写着一百二。百合加玫瑰刚好一百二。她在店门口等了快一个小时。九点十五分进去，出来已经快十点。周海平九点四十七分被撞。

她在花店等谁？

那三十二分钟里，周海平是先去了别的地方，还是根本没来？他为什么不接那束花？他是不是——没打算来？

我抱着那个蓝花瓶回到家。把它放到刘艳的遗像旁边。岳母从厨房出来，看见那个瓶子，脚步定住了。

“这个花瓶……”

“你认识？”

岳母走过来，手指摸着瓶身上的标签。“刘艳大学时候买的。她爸那年生病住院，她去买花，花瓶也买了。后来她爸走了，花瓶一直带在身边。”

她抬起头看我，嘴唇在抖。“她把这个留在花店。为什么？”

我没回答。那天晚上我又打开了那个抽屉。灰围巾底下，压着一个小布袋。之前翻的时候没注意到，它塞在抽屉最里面的角落。布袋里是一根金链子，十二克，吊坠是一朵百合的形状。

链子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刘艳写的——

“妈，这个给他老婆。我不配戴。”

我攥着那根链子，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付费卡点

七月底，我给方姐打了个电话。

约在解放路尽头那家面馆，下午两点，店里没什么人。她到得比我早，面前一碗素面，没动筷子。我把那个小布袋放在桌上，推过去。

她打开看了一眼。金链子，吊坠是百合花形状的。她捏着链子两端，在面汤的热气上方照了照。

“是这条。”她把链子收进布袋，攥在手心里，“去年他说去买水管，回来手上没水管，兜里多了这张发票。我问买的什么，他说没买什么。我就没再问。”

她低头吃了两口面，嚼得很慢，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赵明远，我跟你实话讲。周海平跟刘艳的事，我是今年三月知道的。他手机不锁屏，那天搁在茶几上充电，一条消息弹出来，就四个字——‘到楼下了’。我拿起来往上翻，前面还有，没删干净。”她把筷子搁下，面汤里浮着的葱花慢慢旋了半圈，“我那天没哭。没闹。就坐沙发上等他回来。问他，你跟刘艳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就是同事。我说女同事叫你到楼下。他说顺路取个东西。”

“他没承认？”

“没有。到死都没承认。”

方姐把布袋口收紧，打了个结，揣进包里。她抬起头看我，眼镜片反了一下外面的光。

“你应该恨我。”

“不恨。”

“为什么？”

“你没做错什么。”

方姐低头笑了一声，像叹气。“你错了。我做错过。那六千八，我知道是刘艳报的。周海平签字的事，单位里就我知道。我没拦住。我想拦——我说那钱不能这样走。他说没事，器材维护的口子宽，报了就报了。后来钱到刘艳卡上，刘艳给周海平买了块表。那块表，公安拍照片的时候还在他手腕上戴着。”她停了停，手指在桌沿上蹭了一下，“我跟单位举报，是想把钱追回来。但我没想到她会走。我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事多了。”我说。

她看着我，没反驳。面馆角落的风扇转到她那边，吹得她短发飘了一下，又落回去。

“存单的解保，我明天去办。六千八已经做了坏账，你不用还了。”她站起来，把包往肩上提了提，“那条项链，我戴着。不摘了。”

“随你。”

她走了一步，又停下来。“赵明远——你岳母那三万，我退回去了，打到她卡上的。我的那份留给孩子上学。这件事，到此为止。”

“好。”

她出了门。风铃叮当响了一声，门帘落下来，隔开了外面的热气和蝉鸣。

方姐走后的第三天，岳母打来电话。房子卖了，买主全款，手续走得快。她在电话那头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东西都清好了，就一个帆布包。”

“你身体怎么样？”

“还行。就是腿，变天的时候疼。”她顿了一下，“明远，那个花瓶你留着吧。”

“哪个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