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今年74岁，因为多喝了2杯酒被儿子当众辱骂，谁知第4天他却突然离世，儿子收到遗嘱后当场跪在灵堂前
我舅舅今年七十四，那天多喝了两杯酒。
他儿子当着满桌人的面把筷子拍在桌上，说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医生怎么交代的，你让我这张脸往哪搁。满桌人都停了手，连隔壁桌的小孩子都不嚼东西了。
舅舅捏着那个小酒盅，没放下，也没说话。酒盅是搪瓷的，白底蓝花，边沿磕掉了一块瓷，用了怕有二十年。
“我就喝两盅。”他说。
“两盅？你上个月腿肿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数？我伺候你吃药伺候了三年，你倒好，一顿给我喝回去。”
表哥那天是东家，请的是表嫂娘家那边的亲戚。舅舅坐在主桌靠里的位置，我坐在斜对面。菜刚上到第四道，红烧肘子还冒着热气。舅舅穿了件灰夹克，领子有点歪，他自己不知道。
“行了行了，”舅妈伸手去够舅舅的酒盅，“你爸就今天高兴。”
表哥没理他妈，又补了一句：“要喝回家自己喝去，别在这丢人。”
这句话砸下来，整间包房都静了。舅舅的手在桌面上搁了几秒，指头微微蜷着，指甲盖发白。他看了他儿子一眼，什么也没说，把那两盅酒推到了一边。
我当时手里正端着茶杯，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又咽回去了。那是我表哥，人家家里的事，我一个外甥女，插什么嘴。
这是我后来最后悔的一件事。
第二天我去舅舅家送单位发的米。
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择韭菜。阳光照着他半边脸，皱纹更深了，眼睛眯着看路边的车。舅妈出去买菜了，家里就他一个。
“舅，昨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他没抬头，把一根黄叶子摘下来扔进脚边的塑料袋里。
“你表哥也不容易，”他说，声音闷闷的，“伺候我三年了，换药、挂号、半夜送医院，都是他。他心里有火。”
“那也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多喝了两盅是我不对。”舅舅打断我，“他说的没错。”
他择菜的手很稳。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手背上的皮皱得能提起来。那只手捏着韭菜根，一根一根捋，像在厂里质检似的。
“舅，你最近身体咋样？”
“挺好。”
“药按时吃？”
“按时。”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头低了一下。就那么一下，不到半秒。我当时没看懂，端着他递来的水杯，还在想昨天的饭桌。
水杯递过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手腕上贴了块膏药。我问怎么了，他说搬花盆扭了一下。我说你这么大岁数搬什么花盆。他嘿嘿笑了两声，没接话。
那天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送我。楼道里一股炖萝卜味，谁家在做饭。他扶着门框，说“路滑你慢点”。我说知道了舅，你进去吧。他没动，一直站在那儿看我下楼。我从三楼拐到二楼时抬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门口那个位置，灰夹克没系扣子，背有点驼。
那是最后一面。
第四天早上，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你舅没了”。我站在单位走廊里，手机差点没拿住。我说你说什么？我妈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我听见了。
夜里两点多走的。舅妈起夜的时候发现他那边没声，摸了一下，人已经凉了。医生说是心梗，没遭什么罪。走得快，快得连120都没来得及叫。
我请了假，赶去舅舅家。
院子里已经搭起了灵棚，蓝白布幔子被风吹得鼓起来。花圈摆了两排，最外面那个是表哥单位的。表哥跪在灵堂前，眼睛红肿，有人来吊唁就磕头，没人就低着头烧纸。火盆里的火苗忽明忽灭，照得他脸上忽暖忽寒。
我上了香，跪了四叩首。站起来的时候看见舅妈坐在侧屋门口，手里攥着一块白毛巾，眼神空的，盯着院门口那棵老槐树。
来了不少亲戚。我听见门口有人小声说：“昨天还看见老赵在楼下遛弯呢，怎么说没就没了。”“可不是嘛，他身体一直还行啊，就是腿有点肿。”“哎，人这一辈子——”
说一半咽住了，因为表哥起身去外面接人了。
下午的时候，有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进来，高高瘦瘦的，手里提着一个黑公文包，和灵堂的气氛格格不入。我以为是表哥单位的同事，结果他径直走到舅妈跟前，弯下腰说：“阿姨，我是方正律师事务所的，赵叔去年在我们那儿立了份遗嘱。今天是来宣读的。”
舅妈抬起头，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表哥正好从外面进来，听见这句话，脚步骤然停住。他的表情很奇怪——说不上是惊讶，更像是害怕。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咯噔了一下。一个正常人听见父亲立了遗嘱，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这样。他像被人往胸口砸了一拳，整个人往后缩了半步。
院子里来吊唁的亲戚都安静了。
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当着所有人的面拆开。他念得很慢，声音不大，但院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连风都像是停了。
遗嘱的内容，我到现在还记得每一个字。
舅舅把现在住的这套老房子留给了舅妈终身居住，等舅妈百年后，房子卖掉，房款分成三份——表哥一份，表姐一份，还有一份捐给市福利院。他名下的存款，一共是八万六千块，留给孙子读书用。最后一条，是他手写的，夹在打印纸后面，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用力得很：
“儿子，你伺候我三年，辛苦了。爸不怪你。酒是爸自己要喝的，不是你的错。房子按我说的办，你别怪你妈。”
律师念完，院子里安静了有十几秒钟。
然后表哥的膝盖“扑通”一声砸在水泥地上。
是真的砸，我听见骨头撞地的声音。他跪在灵堂正中间，对着舅舅的遗像，肩膀抖得跟筛糠似的。他想说话，嘴张开了，但一个字都出不来，嗓子里发出一种嘶哑的、像拉风箱一样的气音。他的右手抬起来，想够遗像下面那个搪瓷酒盅——舅妈把它摆在那里，擦得干干净净——手伸到一半停住了，就那么僵在半空。
我就站在他后面两步远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右手一直在抖，抖得比灵堂里的烛火还厉害。后来他自己发现了，把那只手攥成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然后一拳砸在自己大腿上。
没有人上去扶他。
表嫂在旁边抹眼泪，但也没动。舅妈还是坐在侧屋门口，手里那块白毛巾已经拧成了麻花。
我抬头看了一眼舅舅的遗像。照片是前两年拍的，他穿着那件灰夹克，笑着，嘴角往一边歪，眼睛眯成两条缝。旁边摆着他用了十几年的那个搪瓷酒盅，白底蓝花，缺了一块瓷。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那天在阳台上择韭菜的时候，他跟我说“酒是爸自己要喝的”之前，先说了句“药按时吃”。他答得太快了，眼睛还低了一下。我当时没在意，现在站在灵堂里，那个低头的动作像一根针扎进我脑子里——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不是故意喝那两盅的？
可我没法问任何人。
表哥还跪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手里攥着那张遗嘱纸，纸边已经被捏得皱成一团。他嘴里终于挤出一句话来，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反反复复就三个字：“爸……爸……爸……”
我盯着那个搪瓷酒盅，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
四天前那顿酒，舅舅为什么要喝？他一条腿肿得鞋子都紧，平时滴酒不沾，医生交代了三年，他比谁都听话。偏偏那天，偏偏在表哥请客的饭桌上，偏偏当着表嫂娘家所有人的面。
喝了两盅。
然后推到了一边。
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在手机备忘录里翻找舅舅的号码。翻到去年秋天的一条通话记录，是舅舅打来的，时长23分钟。我点开听，那头的第一句话是：“闺女，舅问你个事，立遗嘱得花多少钱？”
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
现在手机贴在耳朵上，灵堂里的哭声隔着屏幕传过来，模糊又远。我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4月的风刮着脸，不冷，但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又看了一眼那个搪瓷酒盅。
缺了一块瓷的口子朝着外面，像一张嘴，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
灵堂里的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表哥是自己爬起来的。表嫂伸手去扶他，被他甩开了。那张遗嘱纸攥在他手里，已经洇透了，字迹糊成一片，他也没松手。他把它叠了两折，塞进夹克内兜，动作很慢，像是怕弄碎了。穿黑夹克的律师收拾好公文包，在侧屋门口朝舅妈微微鞠了一躬，走了。
第二天下午，叔叔来了。舅舅的弟弟，住城南，平时一年到头都不来一趟。一起来的还有姑姑——舅舅的姐姐，退休的小学老师，亲戚里说话最有分量的一个人。
表哥把两个人让进侧屋，关上门谈了将近一个钟头。门再开的时候，姑姑的眼眶是红的。她走到舅妈身边坐下，拉着舅妈的手，说话又低又软。
“嫂子，我不是要挑你什么。就是小刚这孩子，伺候了他爸三年，你没看见吗？房子分三份，一份给福利院——这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
舅妈把手从她手心里抽出来，捏了捏膝盖上那块白毛巾。“你弟弟写的，白纸黑字。”
叔叔在后面接了话，声音硬邦邦的：“大嫂，这事要是打官司，您觉得能赢？”
“打官司”三个字一落，灵堂里帮忙的邻居全停住了手。院子里的风把蓝布幔子吹得鼓起来，又塌下去。
舅妈抬眼看了看叔叔，又看了看站在门边一直没说话的表哥。“小刚，是你叫叔叔来的？”
表哥的耳朵根一下子红了。
“妈，我就是觉得——”
“觉得亏了。”舅妈替他说完，声音不高，“伺候了你爸三年，到头来还得跟别人分一份，你亏了。”
表哥没说话，可脖子上的青筋跳了起来。
“你伺候你爸三年，我知道。你爸也知道。”舅妈把白毛巾搭到椅背上，“可你那三年是怎么伺候的，你自己心里有数。”
这句话像刀子割纸。表哥猛地往前迈了一步，嗓门破了音：“妈，您这话什么意思！”
表嫂去拽他的袖子，被他一把甩开。
舅妈没跟他吵。她站起来走到遗像前，把烧完的香灰往外倒了倒。“我没什么意思。明天还有客人来，你去门口招呼。”
这是逐客令。姑姑和叔叔对看了一眼，起身走了。姑站在门口，回头张了张嘴，到底把话咽了回去。
那天晚上，对门的王婶来找我。
她提了一兜纸杯，说是给灵堂添的，拉着我走到院子里的老槐树底下。她住舅舅家对门快二十年，楼道里谁家几点关灯她都门儿清。
“闺女，有件事我憋了两天，不知道该不该说。”她往二楼看了一眼，窗户黑着，压低声音，“去年腊月，有天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你舅家里有动静。不是大动静，就是闷在屋里的那种吵。我贴着墙听了一会儿——你表哥在骂你舅舅。骂得挺难听的，什么‘拖累’‘烦死了’‘当初就不该管’这种话。”
我攥紧了手里那摞纸杯。
“你舅一声没吭。后来咳了大半夜，我在对门听得清清楚楚，咳得收不住声，可就是不出声叫儿子。第二天早上我在楼道碰见他，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呛着了。”王婶摇了摇头，“他是哭过的。眼睛通红，硬说是呛的。”
我蹲在老槐树底下，膝盖上沾了泥。抬头看舅舅家的窗户，黑洞洞的，窗帘没拉。那扇窗户后头，曾经有个七十四岁的老头，半夜被亲儿子骂了，咳得收不住声，第二天还得自己扛着。
王婶走了以后，我在楼下站了很久。
手机里有一段录音，是去年秋天舅舅打来的，二十三分钟。我翻出来重新听了一遍。他的声音很平静，问我立遗嘱得花多少钱。我说舅您立什么遗嘱，身体好着呢。他沉默了好几秒。
“人得趁脑子清楚的时候把事办了。不然到时候他们闹起来，你舅妈受罪。”
“他们”是谁，他没说。我当时也没问。
第二天，出殡前最后一天，表哥堵着厨房门跟舅妈摊牌。我坐在院子里折纸钱，隔着纱门听得清清楚楚。
“妈，我不是要跟我姐争。她十年回过一趟吗？我爸住院她掏过钱吗？她凭什么分？”
“你爸写的。”
“那就改。”
“改不了。”
“妈！”表哥的嗓门突然拔高又猛地压下去，闷在喉咙里，“您知道我什么情况吗。上个月借钱付首付，您孙子上学，我连个像样的住处都——”
他停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出声，声音低得发闷：“妈，那房子是我唯一的指望了。”
舅妈没接话。厨房里安静了很长一阵，然后她说了一句。
“你爸最后一次住院，住了十一天。你去过几次？”
没有回答。
“第一天签了个字，最后一天接了人。中间九天，就我一个人守着。”舅妈的声音平得没有起伏，“头两天你爸还问，小刚呢。我说你忙。后来就不问了。”
纱门吱呀一声，表哥从厨房冲出来，穿过院子，推开大门。门在身后砸上，震得花圈上的白花抖了抖。表嫂追出去喊他，他没回头。
当晚，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把那段录音存到了云盘，又发了一份到自己的邮箱。第二件，我去了舅妈的厨房。
她一个人坐着，面前一碗坨了的面条，一口没动。搪瓷酒盅搁在桌角，白底蓝花，缺口朝着门口。我把王婶说的、录音里的事，一样一样摆给她听。
舅妈听完，很久没出声。她低头看着那个酒盅，手指在缺口上慢慢摸了两遍。
“他跟我提过一次。就一次。”舅妈的声音很轻，“他说，等我走了以后，你别跟小刚住。你一个人过，清净。”
“我当时骂他，说你胡说什么，小刚是你亲儿子。”她顿了顿，“他就笑了笑，没接话。”
冰箱嗡嗡响着。窗外的雨声一阵一阵，打在棚子上。
“他走的那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要喝那两盅酒。”舅妈抬起眼看我，那双眼睛干得像枯井，“他说，我想让他骂我一顿。骂完了，他就不亏了。”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遗嘱不改。”舅妈把酒盅往桌面中间推了推，“他写的时候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小刚要闹，让他闹。”
我点了点头。
出了厨房，我在楼道里拨了表姐的电话。十几年没回来过的表姐在电话那头哭了半个钟头，最后说了一句：“我明天到。”
我说好。又给周叔发了条消息，问他办完后事之后，能不能陪舅妈去趟律师事务所。周叔回得很快——两个字：“愿意。”
回到灵堂，表哥还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我径直走过去，把搪瓷酒盅端端正正摆到遗像正前方。
缺口朝外，对着他。
他看了一眼那个缺口，整个人像被烫了似的，猛地别过头去。
我转身出了灵堂。院子里的老槐树湿透了，地上落了一层白花。明天出殡。
舅妈那句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他说他想让他骂我一顿，骂完了，就不亏了。
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头，心脏快不行了，腿肿得穿不上鞋，还在琢磨怎么让儿子心里好受。他拿自己的命，换儿子一个“不亏”。
值不值，他心里有数。剩下的账，活着的人自己算。
雨小了。我站在棚子下面，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七点二十。把手机装回兜里，等天亮。
付费卡点
出殡那天早上还在下雨。
天没亮，棚子里的灯亮着，白布幔子吸了雨气，沉甸甸地垂着。来帮忙的邻居一人夹一根烟站在屋檐下，不说话。舅妈七点四十从屋里出来，穿了件黑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她手里拿着那个搪瓷酒盅。
她把它递给姑夫，说：“放他手边。”
姑夫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这……能带进去？”
“能。我打听过了，搁边上的柜子里。”
酒盅被一块干净的手绢包上，揣进了姑夫的夹克内兜。表姐从屋里出来，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手里攥着一沓纸钱。她十年没回过这个院子，昨天半夜才到，进门先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磕完就趴在舅妈肩上哭。
表哥站在灵棚外面，背对着所有人。他昨天一夜没进过屋，就在院子里那条长凳上坐着，谁叫也不应。
火葬场的车来了。
四个壮汉抬棺，从灵堂到大门十八步。表哥在前头摔了盆，瓦盆碎在水泥地上，声音脆得刺耳。舅妈站在门口没动，看着灵车开走，直到车尾灯拐过街角看不见了，才回屋。
火化、下葬，一上午办完。
从坟地回来的时候，土还是湿的。表哥蹲在坟前抓了一把土，攥在手里，攥了很久，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绷出来。后来表嫂去拉他，他甩开了，把那把土慢慢撒回坟头，才起身。
回到院子，人陆续散了。
表姐带着丈夫孩子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往舅妈枕头底下塞了个信封。舅妈后来数了，一万二。表姐在楼道里跟我说了一句：“我十年没管过我爸妈，这一万二买不了什么，就是个意思。”
她说完自己笑了一下，那个笑很难看。
姑姑和叔叔再没来过。叔叔打了个电话，说“大嫂你保重”，就挂了。姑姑倒是发过几条微信，转发一些养生文章，舅妈一条没回。
表哥那边，安静了三天。
第四天，舅妈在楼下碰见了他。
他是来拿东西的。钥匙还在他身上，他也没敲门，自己开的门，进屋翻箱倒柜找了一通。舅妈回来的时候，他正把一摞旧相册往蛇皮袋里塞。
“拿吧。”舅妈说，“你的东西你都拿走。”
表哥顿了一下，把相册放回去两本。
“妈，”他站在客厅中间，手里提着袋子，“那事，我再问您最后一次。”
“哪事。”
“房子。”
舅妈没抬头，脱了外套挂在门后。“律师念的，你听见了。你爹的字，你也认得。”
“我没说不认。”表哥的声音往下一压，“我是说共那份——捐福利院那一份。他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提，非写进遗嘱里？他是不是成心不让我好过？”
“你爹住院那十一天，”舅妈说，“是谁垫的押金，你记得吗？”
表哥愣了一下。
“我垫的。用我自己的养老钱。”舅妈把手插进兜里，“你爹知道，他说这笔钱不用你还。他写遗嘱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原话我没改，你要听吗？”
表哥没出声。
“他说，小刚要是问我这三年的辛苦费，就让他来找我，我给他算工钱。”
客厅里静了足足半分钟。
表哥手里的蛇皮袋“哗啦”一声放在地上，人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了。
“妈，我今天什么都不要了。”
“是。”
“以后我也不来了。”
“随你。”
门关上的时候，舅妈站在原地看着那两本被留下的相册。她过去把袋子重新打开，把相册抽出来，放回柜子里，一本一本地摆正。
我去过舅妈家几次。
舅舅走后那半年，她一个人住那套老房子，早上六点起，晚上八点半睡。早饭一碗粥一个鸡蛋，中午面条下午菜，饭量比舅舅在的时候还大一点。楼下王婶说，她整天开着窗，屋里闻得见饭味，挺好。
我把她手机上装了微信，教她看视频。她不看，学会了发语音就够了。她常给我发一句“今天下雪了”或者“楼下小孩考上大学了”，三五秒，说完就没了。
那年冬天，法院那边没动静——表哥在律所问了一圈，律师说遗嘱形式规范、手写部分有签名有日期，没得打。他没过几天就来把话撤了，说算了。
我倒觉得意外，又觉得不意外。
他是真累过了。跟自己妈打官司，得他一个人去法院立案、跑腿、上庭，那三年他已经跑够了医院。他不想再跑了。
第二年开春，表哥搬了家。
原来那套打算首付的房没买成，钱凑不够，借的也还不上。他跟表嫂挪到城东租了个一居室，孙子上学转了一趟。我听我妈说，表嫂跟他吵了几次，最厉害那回把话砸在明处——“你爸那三年，谁让你一个人担着？你姐呢？你妈呢？现在人家有遗嘱，你什么也没落下，这不是你自己走的路吗。”
我妈转述的时候，嘴里啧啧有声。我没说话。
又过了两年。
舅妈的身体还行，就是膝盖不太利索，上楼下楼得扶着扶手。社区给独居老人安排了定期的上门体检，她一开始不乐意，后来也认了。她把舅舅那件灰夹克收进衣柜最里头，冬天盖东西压箱子的时候偶尔翻出来，用手拍两下，再放回去。
搪瓷酒盅一直搁在电视柜上，跟全家福摆在一起。
前年秋天，表哥来了一趟。
是中秋前一天，他自己来的，手里提着一盒月饼，站在门口。舅妈开门看见他，往旁边让了半步，让他进屋。
他没坐，站在客厅中间，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妈，我……”他停了一下，“我这两年，日子过得不太顺。”
舅妈嗯了一声。
“租的房小，孩子写作业没地方。我上班那家厂子效益不好，一半人放长假了。”他抬头看了一眼电视柜，“我就是来跟您说一声。没别的事。”
舅妈给他倒了杯热水，放在茶几上。他自己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妈，房子那边，我早就不想了。那不是我的，我知道。”
“知道就好。”
“您一个人住这么大地方——”他卡住了，像在掂量下一句说出去会有什么结果，“要是不方便，我接您过去住也行。您这边房子租出去，租金您拿着。我这几年攒了点钱，凑个首付……”
舅妈正拧着抹布擦桌子。她没停下，把桌面擦到茶几边，又退回去把刚才那个水印擦了一遍。
“小刚，”她把抹布搭在水龙头旁边，“你现在说这个，晚了。”
表哥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
“不是赌气。”舅妈转过身，看着他，“你爸走那年我六十九，今年七十三。我一个人过了四年，睡得着，吃得下，街坊都认识，电费水费我自个儿交。日子是麻烦，可不难受。”
她顿了顿。
“你爸让我别跟你过。他说过这话。我那时候骂他，现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表哥低着头，喉结动了动。
“妈，那三年……”
“我知道那三年。”舅妈打断他，“你带他去医院，半夜起来给他擦药，我都在旁边看着。你不是坏孩子。你累，你烦，你心里憋屈，我也知道。”
“那您为什么——”
“你骂他那顿，”舅妈的声音平平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出来，“当着那么多人，指着他的脸，把他一辈子攒的脸面撕下来扔在地上。这事不是你的错，是你爹自己招来的。可他招你来，是因为他心疼你。”
“他喝那两盅酒，是想让你骂他一顿，骂完了你心里就顺了。他把这事算进去了。”
表哥的肩膀开始抖。
“他把什么都算进去了。”舅妈说，“遗嘱、房子、你那工钱。他唯独没给自己算。”
表哥抬起头，张了张嘴。他大概是想说什么，可站了半天，最后只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妈。”
“月饼留下，你回去。”舅妈把水杯往他那边推了推，“路远，别贪黑。”
表哥站了一会儿，把月饼盒子端正地放在茶几上，转身开门走了。
我那时正好上楼，在楼道里碰见他。
他扶着楼梯扶手，头抵在墙面上，肩膀一下一下的。楼道灯坏了半年，黑，看不清脸。他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闻见一股烟味。
他一句话没说。
第二天早上，我去给舅妈送体检报告。进门看见茶几上那盒月饼拆开了，少了一块。舅妈坐在小马扎上剥毛豆，抬头跟我说了句：“他拿走两块，说给他儿子尝尝。”
“舅妈，”我把报告放她手边，“昨天那话……”
“话是实话。”她把一颗毛豆扔进盆里，“想通了就是实话，想不通就是狠心，随他。”
她低头继续剥，指甲掐进豆荚，“啪”地一声，一颗青豆滚进盆里。
那之后，表哥没再来过。
听我妈说，他去年在城南一个汽修厂找了个活儿，给人看仓库，工资不高，但稳定。表嫂在超市收银，孙子考上了职高。日子过得不算好，也不算坏，就是紧。
过年的时候他给舅妈发了条短信，四个字：妈，新年好。舅妈回了两个字：好，你也是。再没别的。
表姐倒是比以前上心。她进了个养老互助的群，隔三差五给舅妈打视频。舅妈嫌耽误看电视，常挂她电话。表姐也不恼，隔天再打。
姑姑跟叔叔基本不来往了。有一年姑在亲戚群里发了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家和万事兴，一家人不该为钱伤和气”，没人接。她自己把那条消息撤了。
王婶还在对门住着。她说舅妈现在睡得比舅舅在的时候早，晚上八点半关灯，一觉到天亮，不打呼噜。
去年冬天我陪舅妈去了趟律所。
周叔介绍的那个律师帮她把遗嘱公证了一遍，她自己的那份，写的是房子以后卖掉，三份照旧。她没说这一份是给谁看的，也没说为什么不改。办完出来，我们在楼下的面馆吃了碗面。
她吃得挺香，把汤都喝了。
回去的路上经过药店，她进去买了盒降压药。收银的小姑娘问她：“阿姨您自己吃啊？”
“自己吃。”她说，“我要多吃几年。”
上礼拜天我去看她。
天好，她把窗都打开了。楼下的槐树发了新芽，风一吹，碎影子在窗台上晃。
电视柜上那个搪瓷酒盅还在原地，白底蓝花，缺口朝着窗。她刚擦过，玻璃柜面上一道水痕都没留。
“舅妈，这盅子您天天擦啊？”
“擦。”她说，“脏了不好看。”
她说完去厨房端出一屉刚蒸好的包子，白胖十个，热气腾腾。我拿了两个，烫手，两个倒来倒去。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脸上没多少表情，就是眼睛亮。
“下礼拜社区组织去公园看牡丹，我去。”她说，“王婶也去。我们俩凑一堆儿。”
我说好啊。
“你表哥昨天托人捎了话，”她拿起一个包子，掰开，馅是白菜粉条的，“问我要不要把那盅子给他。说他留着当个念想。”
“您给吗？”
舅妈咬了一口包子，慢慢嚼完，放下筷子。
“不给。”
她扭头看了一眼窗外，槐树叶子哗哗地响，阳光斜进来照在搪瓷酒盅上。那个缺口对着光，能看见里面还有一点洗不掉的茶色印子。
“他爸的东西，搁他爸家。”
她低头又咬了一口包子。窗外的风把树影子吹得动了动，柜子上那只缺了口的酒盅立在全家福旁边，稳当当的，没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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