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走的那年,我三十三岁,孩子刚上幼儿园。疫情把人困在家里,哪也去不了。电话是老家邻居打来的,说人不行了,让我们赶紧回去。我带着孩子,我妈身体又不好,两个人站在客厅里,谁都没说话。后来还是我妈先开口,说收拾东西吧。

我们赶回去的时候,人已经进了冰棺。老家规矩多,门里门外都是来帮忙的人。我跪在灵前,脑子是空的。孩子还小,不懂事,被邻居家婶子抱到一边去哄。我妈坐在里屋,背靠着墙,眼睛看着地上,一句话也不说。

第二天上午,大伯那边来了个人。我不熟,是老家一个远房亲戚,进门先给灵堂鞠了躬,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信封,递给我,说这是大伯让捎来的。我接过来,信封很薄。等人走了,我拆开看,里面是五百块钱。

就五百。

大伯没回来。他退休前是局长,在老家是有头有脸的人。我爸是他亲弟弟。亲弟弟走了,他没露面,连个电话都没有,就托人送来五百块钱。

我拿着那五百块钱,站在灵堂门口,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不是嫌少。我们没指望他拿多少钱。可那是他亲弟弟。小时候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院子里长大的亲兄弟。人到最后一面都不见,就五百块钱打发了。

我妈从里屋出来,看见我手里的钱,问了一句。我说,大伯让人捎来的。我妈没说话,转身又进去了。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夜里守灵,别人都劝我去睡一会儿,我睡不着。坐在灵堂边上,看着我爸的照片,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五百块钱。大伯退休前是局长,在县里干了一辈子,走到哪儿都有人递烟倒茶。他儿女也都在城里工作,家里不缺这点钱。可我爸走了,他就给了五百。

我不是贪他那点钱。我是觉得,一个人活到最后,亲哥哥连回来送一程都不愿意,这兄弟情分还剩下什么。

那年我妈身体也不好。我爸走了以后,她整个人像被抽了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血压忽高忽低。我自己带着孩子,又要顾我妈,又要处理我爸的后事,还要应付疫情那些乱七八糟的证明、报备。有时候一天下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那段时间,我是真的难。孩子小,不懂事,晚上闹着要回家。我妈坐在屋里,不说话,也不哭。我一个人里外跑,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看着天,心里想,要是大伯能回来帮一把,哪怕只是回来看看,哪怕只是说一句“弟妹你保重”,我心里也不会这么凉。

可他没有。

后来我听老家的人说,大伯那段时间身体也不太好,加上疫情,不方便出门。我没说什么。身体不好,我能理解。疫情不方便,我也能理解。可电话总能打一个吧?哪怕让别人带句话,问问我妈怎么样,问问我这边需不需要帮忙。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那五百块钱。

事情办完以后,我和我妈没在老家多待。房子空着,门一锁,我们就走了。这几年,我和我妈一直在外地。孩子大了,上了小学。我妈身体慢慢缓过来一些,可人还是话少。有时候我下班回来,看见她坐在阳台上,看着外头发呆。

我知道她想老家。可我们都没提回去的事。

我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也在躲。躲那个空荡荡的院子,躲那些一见面就要问东问西的亲戚,躲大伯。其实大伯跟我们也没什么来往了。我爸在的时候,两家就不怎么走动。逢年过节,我爸会打个电话。大伯那边,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接了也是说几句就挂了。

我爸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大伯什么。他就是那样一个人,老实,话少,心里有事也不往外倒。我妈倒是偶尔会念叨两句,说大伯当了官以后,眼睛就长到头顶上去了。可也就念叨那么几句,不会多说。

现在想想,我爸和大伯之间,可能早就不是小时候那样了。一个在老家种地,一个在城里当局长。日子过得不一样,见的世面不一样,连说话的分量都不一样。我爸生病那几年,大伯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奶奶去世,一次是老家修路。回来也是前呼后拥的,待不了半天就走。

我爸走的时候,他没回来。

那五百块钱,我一直记得。不是记恨,是忘不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脑子里就会冒出那个白信封,薄薄的,里面就五张票子。那是我大伯对我爸最后的交代。

我妈从来没提过那五百块钱。她越是不提,我越是觉得心里堵得慌。有几次我想跟她说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说什么呢?说大伯太冷血?说我心里过不去?说了又能怎么样。我爸回不来了,大伯也不会因为我们难过就多问一句。

可我就是过不去。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来的是大伯,哪怕他什么都不说,就站在灵堂前鞠个躬,我心里也不会这么凉。他来了,就说明他还认这个弟弟。他没来,就说明在他心里,我爸可能早就不是那个需要他惦记的人了。

五百块钱,不多不少,刚好够把这点兄弟情分算清楚。

我站在灵堂门口那会儿,天阴着。院子里人来人往,有人在记账,有人在搬东西。我捏着那五百块钱,觉得特别轻。轻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能飘走。可就是这五百块钱,把我心里那点对大伯的指望,一下子压没了。

我妈从里屋出来,看了我一眼,说,进去吧,外头冷。

我应了一声,把钱塞进口袋,转身进了屋。

那天晚上,我给我爸烧纸。火盆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映在墙上。我妈坐在旁边,往火里一张一张地递纸钱。孩子已经睡了。屋里很静,只有纸钱烧着的声音。

我妈忽然说了一句,你大伯,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我没接话。我知道她说的是老家。我爸不在了,大伯更不会回来了。

火光照着我妈的脸,她眼睛红红的,可没哭。这几年,我很少见她哭。她好像把眼泪都咽下去了,咽得干干净净。

我往火盆里又添了几张纸,说,妈,咱们也不回去了。

我妈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五百块钱,后来我拿出来,给我爸买了点纸钱和供品。不是我非要花掉它,是我不想留着。留着,我就总想起那个白信封,想起大伯连面都没露。花了,就当是大伯给我爸最后出了一份力。

其实我知道,这钱花不花,我心里那个结都解不开。

我爸走的那年,我三十三岁。今年我三十七了。四年过去,我没再见过大伯,也没接到过他的电话。有时候我甚至想,他是不是已经忘了,他还有一个弟弟,已经走了四年了。

我妈身体比前两年好了些,能帮我接送孩子。我们母女俩在外地,日子过得不算宽裕,可也算安稳。只是每次快到清明,我妈就会提前几天睡不好。我知道她想回去看看我爸。可我们谁都没提。

我怕回去。怕看见那个空荡荡的院子,怕碰见大伯家的人,怕有人问起那五百块钱。

其实没人会问。那五百块钱,除了我和我妈,没人当回事。可我就是记得。

记得我爸走的那天,天很冷。记得那个白信封,薄薄的。记得我站在灵堂门口,心里那点热乎气,一下子凉透了。

这天晚上,孩子写完作业睡了,我收拾完厨房出来,看见我妈还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她眼睛盯着屏幕,手里攥着遥控器,半天没换台。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说,还没睡?

我说,这就睡了。妈,你怎么还不去睡?

她叹了口气,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说,睡不着。

我知道她又想我爸了。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她就这样。白天还好,能帮着接送孩子,能做饭收拾屋子,一到晚上,人就静下来了,心思也跟着沉下去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妈,我问你个事。

她嗯了一声,没看我。

我爸和我大伯,以前到底怎么样?

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怕她又像以前那样,不说,或者说两句就绕过去。可我心里实在憋得慌。四年了,这个问题像块石头似的,压在我心里,不上不下的。

我妈沉默了好一会儿。客厅里只有电视里隐隐约约的声音,还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地走。

过了半天,她才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没什么,就是忽然想起来了。

她看了我一眼,好像看穿了我在想什么。她没戳破,只是往沙发背上靠了靠,眼睛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想很远的事。

你大伯比你爸大六岁。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小时候,家里穷,你奶奶身体不好,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大半都是你大伯扛着的。你爸那时候小,你大伯疼他,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他,上学也是你大伯背着去的。

我静静地听着。这些事,我以前也零零碎碎听过一些,可从我妈嘴里说出来,感觉又不一样。

后来你大伯考上了学,出去读书了。她接着说,那时候家里更难了,你爷爷身体也不好,你爸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在家种地,帮着你爷爷奶奶撑着这个家。你大伯每个月从学校寄点钱回来,不多,可也是心意。你爸那时候常说,你哥有出息,以后咱们家就靠他了。

我心里有点发酸。我能想象出那个时候的样子。年轻的父亲,站在田埂上,望着远处的路,等着城里来的信,等着哥哥的消息。那时候的兄弟情分,应该是真的吧。

再后来呢?我问。

再后来,你大伯毕业了,分配了工作,娶了媳妇,就在城里安了家。她顿了顿,说,刚开始那几年,还常回来。每次回来,都给你爷爷奶奶买东西,给你爸带点城里的新鲜玩意儿。你爸那时候高兴,逢人就说,我哥回来了,我哥在城里当干部呢。

我想起我爸生前偶尔跟我说起大伯时的样子。他话不多,可说起大伯小时候的事,眼睛里是有光的。他总说,你大伯那时候可厉害了,学习好,又能干,全村人都夸他。

那后来怎么就淡了呢?我问。

我妈看了我一眼,说,日子久了,人就变了呗。你大伯官越当越大,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你爸呢,一辈子在地里刨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两个人坐在一起,说的话越来越少。你大伯说的,你爸听不懂。你爸说的,你大伯也不感兴趣。

她停了一下,又说,也不能全怪你大伯。人在那个位置上,身不由己的事情多。可你爸心里,一直把这个哥当回事。你大伯每次回来,你爸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收拾屋子,杀鸡宰鱼的,忙得团团转。你大伯走的时候,他能送出二里地去。

我鼻子有点酸。我想起小时候,大伯偶尔回来一次,我爸那种忙前忙后的样子。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只知道有个当大官的大伯,很威风。现在想想,我爸那时候的高兴,是真的高兴。他不是图大伯什么,就是觉得,自己的哥哥有出息了,他脸上有光。

你爸从来没跟你大伯张过嘴。我妈接着说,从来没有。哪怕是最难的时候,你爸也没跟你大伯提过钱,没提过让他帮忙找工作,没提过让他给你安排个什么事。他总说,你哥在城里不容易,当官更不容易,不能给他添麻烦。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我知道我爸是这样的人。他一辈子要强,不肯低头,不肯求人,尤其是求自己的哥哥。他总觉得,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哥哥过得好,他替他高兴,可他不能去沾光。

有一年,你上高中,要交学费。我妈说,家里那时候紧,凑来凑去还差两千块钱。我跟你爸说,要不跟你哥说说,先借点,等秋后卖了粮食就还。你爸说什么都不肯,说不能让你大伯为难。后来他跑了好几个邻居家,东拼西凑的,才把钱凑齐。

这件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那时候只顾着上学,根本不知道家里为了我的学费,费了那么大的劲。我更不知道,我爸明明有一个当局长的哥哥,却宁愿去跟邻居借钱,也不肯开口。

他就是那样的人。我妈叹了口气,说,骨头硬,脸皮薄。自己再难,也不愿意麻烦别人,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哥哥看不起。

我低下头,没说话。我想起那五百块钱。想起那个薄薄的白信封。想起我爸一辈子没跟大伯张过嘴,到最后,大伯给了五百块钱,就算是把兄弟情分了了。

你说,我爸心里,有没有怨过我大伯?我轻声问。

我妈沉默了。她看着电视屏幕,眼神空空的,像是在想很多事,又像是什么都没想。

过了很久,她才说,怨不怨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可我知道,他从来没说过你大伯一句不好。哪怕是你大伯好几年不回来,哪怕是过年连个电话都没有,你爸也没说过什么。他总说,你大伯忙。

忙。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是啊,忙。当局长的,哪有不忙的。忙到弟弟去世,都没时间回来见最后一面。忙到只能托人送来五百块钱,连个电话都没有。

可我又想,真的有那么忙吗?忙到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忙到连自己亲弟弟的葬礼都不能参加?

我不知道。我不是大伯,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在忙什么,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只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他没来。我只知道,那五百块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四年了,还没拔出来。

你是不是还在记恨你大伯?我妈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她。她也在看我,眼神很平静,没有责备,也没有劝解。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记恨,我就是……我就是想不通。

想不通什么?她问。

想不通,他们是亲兄弟啊。我说,一奶同胞的亲兄弟。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我爸走了,他连面都不露一下。五百块钱,五百块钱算什么?

我妈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伸出手,拍了拍我的手背。她的手很粗糙,有很多老茧,拍在我手背上,暖暖的。

傻孩子。她说,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我问。

她摇了摇头,说,我也说不清楚。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没法说。你大伯有你大伯的难处,你爸有你爸的心思。兄弟俩,一个在城里当官,一个在乡下种地,隔着的哪里是几百里地啊,隔着的是一辈子的日子。

我没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有道理。可道理是道理,心里的坎是心里的坎。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过不去。

你爸生病那几年,你大伯也不是完全没管。我妈忽然说。

我抬起头,看着她。什么意思?

你大伯托人给你爸带过药。她说,好几次呢。都是进口的,不便宜。他没跟你爸说,是托老家的亲戚捎过来的,说是单位发的,用不上。你爸心里清楚,哪有单位发进口药的。可他没说破,就收下了。

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爸生病那几年,我在外地上班,后来又结婚生孩子,回家的次数不多。我只知道大伯回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待不了多久就走了。我不知道他还托人带过药。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说?我问。

我妈笑了一下,笑得有点无奈。她说,你大伯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一辈子好面子。他要是说了,好像是他在施舍你爸似的。他不说,你爸也不说,两个人就这么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心里乱糟糟的。我想起那五百块钱,想起大伯没露面,想起我心里的寒心。可现在,我妈又告诉我,大伯托人带过药。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爸?我问,我爸走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回来?

我妈沉默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绞在一起,绞得指节都发白了。

过了好半天,她才说,也许,他是不敢回来吧。

不敢?我愣住了。不敢是什么意思?

你爸病了那么久,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样子。我妈轻声说,你大伯最后一次见你爸,是你爸刚查出来病的时候。那时候你爸还能下地走路,还能跟他说说话。后来再让他回来,他就说忙,说走不开。

她顿了顿,又说,也许他是怕。怕看见你爸那个样子,怕自己心里难受,怕面对生离死别。人啊,越老,胆子越小。有些事,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看着我妈,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我一直以为,大伯是冷漠,是无情,是当了官就不认穷亲戚了。可我妈说,他可能是不敢。

不敢。这两个字,轻飘飘的,可落在我心里,却沉得很。

我想起我爸走的时候的样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陷得很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样的父亲,我看着都心疼,都不敢多看。大伯是他的亲哥哥,看着自己从小疼大的弟弟变成那样,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可就算是这样,也该回来啊。我说,哪怕就看一眼,哪怕就送最后一程。

我妈摇了摇头,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也有自己的难处。你大伯当了一辈子官,习惯了体面,习惯了把什么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你爸走得那么突然,那么……那么让人难受。他也许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五百块钱,不多,可对他来说,也许是他能想到的最稳妥的办法了。

稳妥。我在心里重复着这两个字。是啊,稳妥。托人送来五百块钱,礼数到了,钱也到了,不用露面,不用面对,不用伤心,也不用麻烦。多稳妥啊。

可兄弟之间,讲的是稳妥吗?我问。

我妈看着我,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电视里不知道在演什么,画面一闪一闪的,照在墙上,明明灭灭的。

过了很久,我妈才说,你爸临走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我问。

他说,别怪你哥。我妈说,他说,你哥不容易,一辈子谨小慎微的,别给他添麻烦。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就知道,我爸肯定会这么说。他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替他哥哥着想,到死都在替他着想。

那你怪他吗?我问我妈。怪我大伯吗?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刚开始的时候,怪。怎么不怪呢?亲弟弟走了,当哥哥的连面都不露一下,换谁谁不寒心?可后来慢慢想,也就想通了。

想通了?我问。

嗯。她点了点头,说,人这一辈子,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活法。你大伯选择了他的活法,你爸选择了你爸的活法。兄弟一场,缘分尽了,也就散了。强求不来的。

缘分尽了。我在心里念着这四个字。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点酸,有点涩,还有点空落落的。

我想起小时候,大伯回来,带着我和堂哥去赶集,给我们买糖吃。那时候,他还不是局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那时候,我爸和他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那时候,兄弟俩的感情,应该是真的吧。

可什么时候,就变了呢?是大伯当上局长的时候?是我爸留在农村种地的时候?还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不知道。也许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又想起那五百块钱。以前想起它,我只觉得寒心,觉得薄情。可现在再想起,心里的滋味复杂了很多。

那五百块钱,是冷漠,是疏远,是兄弟情分的终点。可也许,也是大伯能给出的最体面、最安全的交代。他当了一辈子官,习惯了用最稳妥的方式处理事情。弟弟的丧事,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件需要处理的事情。五百块钱,不多不少,刚好够把这件事处理掉,刚好够把兄弟情分划上一个句号。

可我还是觉得难过。

难过我爸一辈子把这个哥哥放在心上,到最后,只换来五百块钱。难过兄弟一场,最后竟落到这般田地。难过我心里那点对亲情的指望,就这么轻飘飘地,落了空。

妈。我轻声说,你说,我爸走的时候,心里有没有遗憾?

我妈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很黑,只有远处楼群里的灯光,星星点点的。

肯定有。她说,谁走的时候没点遗憾呢?可你爸那个人,什么事都往心里装,不说。他不说,我们就当他没有。

我看着我妈的侧脸。她的头发白了很多,眼角的皱纹也深了。这几年,她老得很快。我知道,我爸走了,她心里的那根柱子,也倒了一半。

那我们以后,还回去吗?我问。

我妈没立刻回答。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想回去吗?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回去看看我爸,可我又怕回去。怕看见那个院子,怕碰见熟人,怕……怕想起那些不高兴的事。

我妈叹了口气,说,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你爸在地下,不会怪我们的。只要我们心里想着他,他就知道。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是我爸的样子,一会儿是大伯的样子,一会儿是那个薄薄的白信封,一会儿是小时候大伯给我买的糖。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我过不去的是那五百块钱,是大伯的冷漠。可今天晚上,跟我妈聊了这么多,我才发现,我过不去的,也许不是那五百块钱,也不是大伯。

我过不去的,是我爸。是我爸一辈子的隐忍,一辈子的要强,一辈子把哥哥放在心上,到最后却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是我心里那点对圆满亲情的指望,就这么碎了,碎得捡都捡不起来。

我也知道,我不该怪大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难过,有没有后悔。

可我还是忍不住会想。想如果那天他来了,站在灵堂前,鞠个躬,说几句话,我心里会不会好受一点。想如果他能打个电话,安慰我妈两句,问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寒心。

没有如果。

事情已经发生了,四年都过去了。我爸不会回来了,大伯也不会变成我想象中的样子。我们母女俩,还得在外地,接着过我们的日子。

夜已经很深了。我妈打了个哈欠,说,睡吧,明天还得送孩子上学呢。

我点了点头,说,嗯,睡吧。

她站起身,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她忽然停下了,回过头看着我。

她说,其实你爸心里,最惦记的不是你大伯回不回来。

那是什么?我问。

她看着我,轻轻地说,他最惦记的,是我们娘俩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说完,她转身进了卧室,轻轻带上了门。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愣了很久。

电视还开着,声音很小。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窗外的天,黑得像墨一样。

我想起我爸。想起他生病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闺女,以后你妈就交给你了。想起他走的前一天,还在跟我说,别哭,人总有这么一天。想起他一辈子话不多,可每一句,都落在实处。

我又想起那五百块钱。想起大伯。想起兄弟俩这一辈子的恩恩怨怨,起起落落。

忽然就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不是原谅了,也不是想通了。就是觉得,算了。

算了吧。大伯有他的活法,我爸有我爸的选择。他们兄弟俩的事,就让他们带到地下,自己去说吧。

我活着的人,还得往前看。我妈还在,孩子还在,日子还得过下去。

我站起身,关掉电视,关掉灯。

黑暗里,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卧室走。

明天还得早起,送孩子上学,上班,买菜,做饭。日子还长着呢。

我坐在黑暗里,没急着回屋。

客厅的窗帘没拉严,外面路灯的光漏进来一道,斜斜地铺在地板上。我盯着那道光,脑子里还在翻腾。

我妈刚才那句话,说得轻,落得重。我爸最惦记的,是我们娘俩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这句话,她以前从没跟我说过。也许是她今晚看我太难受了,才肯说出来。也许是她憋了四年,也憋不住了。

我忽然想起这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爸刚走那阵,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后事办得急,亲戚们来了又走了,家里一下子空了。我妈整夜整夜睡不着,我听见她一个人在屋里叹气。我不敢进去,怕看见她哭,也怕她看见我哭。

那时候孩子还小,天天问我,姥爷去哪儿了。我答不上来,只能抱着他,一遍一遍地说,姥爷去很远的地方了。

后来我带着我妈来了外地。说是为了孩子上学,为了生活方便,可我心里清楚,我也是想逃。逃开那个院子,逃开那些一见面就问我爸的事的邻居,逃开那些嘴上安慰、眼里看热闹的亲戚。

我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也在躲。躲那个空荡荡的院子,躲那些一见面就要问东问西的亲戚,躲大伯。

这个念头,以前我不敢深想。因为一旦承认了,就好像我跟我大伯一样,也在用逃避处理事情。他逃的是兄弟情分,我逃的是丧父之痛。说到底,都是不敢面对。

可今晚,我坐在这黑乎乎的客厅里,忽然敢承认了。

是,我是在躲。这四年,我躲得理直气壮。我告诉自己,我是为了我妈,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可其实,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愿意回去,不愿意站在那个没有我爸的院子里,不愿意听别人一遍一遍地提起他,更不愿意在某个场合,碰见我大伯,然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怕我忍不住,会当面质问他。怕我忍不住,会哭。也怕我忍不住,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把我爸一辈子维护的那点兄弟脸面,撕得粉碎。

所以我躲了。躲得远远的,躲得心安理得。

可我妈呢?

她跟着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没有熟人,没有老姐妹,连个说话的人都少。她嘴上不说,可我知道,她想老家。想那个她和我爸住了几十年的院子,想那些老邻居,想我爸坟头的那几棵树。

她从来没提过要回去。一次都没有。

是她不想回去吗?还是她知道,我不想回去,所以她不提?

我忽然觉得鼻子发酸。这四年,我光顾着自己的难过,光顾着跟那五百块钱较劲,跟大伯较劲,却忘了我妈也在熬。她没了丈夫,又跟着女儿背井离乡,心里的苦,不比谁少。

可她从来不说。她就像我爸一样,什么事都往心里装。

我站起身,走到我妈卧室门口。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我站了一会儿,想敲门,又把手放下了。

算了,让她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我转身回到自己屋里,轻手轻脚地躺下。孩子睡得很熟,小脸朝着我,呼吸均匀。我给他掖了掖被角,然后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路灯照进来的影子,淡淡的,像一片薄薄的雾。

我想起我爸走的那天。灵堂设在老家堂屋里,亲戚们进进出出,烧纸的烧纸,磕头的磕头。我跪在灵前,有人进来,我就跟着磕头。那几天,我磕了不知道多少个头,膝盖都青了。

大伯没来。

我只收到一个远房亲戚捎来的白信封。那人把信封递给我,说了句“你大伯让捎来的”,就走了。我打开一看,五百块钱,连张纸都没夹。

我当时站在灵堂门口,手里捏着那五百块钱,浑身发冷。我妈走过来,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把信封接过去,塞进了抽屉里。

那之后,我们再没提过那五百块钱。可我知道,我妈也记着。她不说,不代表她忘了。

这四年,我反复想这件事。一会儿觉得大伯薄情,一会儿觉得他有苦衷,一会儿又觉得,也许对他来说,这五百块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人的想法,就是这么没出息。想恨,恨不起来。想原谅,又咽不下那口气。到最后,只能算了。

算了。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可今晚,我好像真的有点算了的意思。

不是原谅大伯。他做的那件事,我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也不是理解他。他到底怎么想的,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就是算了。不再跟自己较劲了。

我爸已经不在了。我妈还在。孩子还在。日子还在。我不能老揪着那五百块钱,揪着大伯,揪着回不去的过去,把自己困在原地。

我爸临走前说,别怪他哥。我妈今晚说,我爸最惦记的是我们娘俩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他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我爸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不是他哥回不回来,不是那五百块钱,不是兄弟情分。他最放不下的,是我和我妈。他怕我们过得不好,怕我们一直难过,怕我们为了他的事,跟大伯闹僵,跟老家断了来往。

所以他到死都在替大伯说话。不是因为他多在乎那个哥哥,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们放下了,才能好好过日子。

我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流进头发里。

爸,我懂了。

我可能还是不会主动去找大伯,也不会回老家去看他。但我不再恨他了。也不再恨自己了。

这四年,我躲了。可我躲得没错。我需要时间,需要距离,需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重新学会怎么过日子。

现在,我好像学会了一点。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来做饭。我妈已经起了,在厨房里熬粥。我走过去,说,妈,我来吧。

她没让,说,你去看孩子起来没,饭马上好。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她的背有点驼了,动作也没以前利索了。可她还在忙,忙着一家人的早饭。

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了她一下。

她愣了一下,说,大清早的,怎么了?

我说,没事,就是想抱抱你。

她笑了,说,傻孩子。

我也笑了。

那天送完孩子,我给我妈说,等天暖和了,我想回去看看我爸。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里有点意外,又有点高兴。

她说,好,回去看看。你爸肯定也想你了。

我点了点头,说,嗯。

窗外,天已经大亮了。太阳照进来,落在饭桌上,暖烘烘的。

那五百块钱的事,我还没跟我妈再提。也许以后也不会提了。有些结,不用解开,放着就放着吧。

日子还长,我们慢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