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叫赵德柱，六十七了，在村里种了一辈子地。他这人有个特点，不管遇上啥事，脸上永远挂着笑，我大娘说他是“笑面虎”，他心里那本账比谁都清。

上个月我回老家，正赶上收完玉米。那天下午我在院里帮我妈剥玉米皮，就瞅见村东头地里冒烟，一大股白烟顺着风往南飘。我妈看了一眼说：“又是你大伯，年年说年年烧，这回赶上镇里巡查的，够他喝一壶的。”

果不其然，不到一个钟头，大伯就溜溜达达回来了。我问他咋样，他把手一背，乐呵呵地说：“罚了三百，开了个单子。”

我说你咋还乐呢？三百块钱不是钱啊。大伯从兜里掏出那张罚单往桌上一拍：“值！我算了算，我那三亩地的秸秆，要是雇机器粉碎还田，一亩得八十，三亩二百四。我还得管人家司机一顿饭，再搭进去两盒烟，三百打不住。这下好，一把火烧了，省事省力，虽然罚三百，但省了我来回折腾的功夫。你说值不值？”

我妈在旁边骂他歪理邪说，大伯也不恼，把罚单叠好揣兜里，说晚上去镇上交罚款，顺便赶个集。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呢，就听见院外面拖拉机突突突响。我妈趴窗户一看，回头冲我喊：“你大伯又作啥妖呢，把秸秆往村口拉呢！”

我赶紧穿衣裳出去，就看见大伯开着那辆开了十几年的破手扶拖拉机，车斗里装得冒尖的秸秆，一趟一趟往村口运。村口小卖部门前那块空地，已经被他卸了两大垛了，跟两座小山似的。

旁边聚了几个看热闹的，老李头问他：“德柱，你这是干啥？罚款没交够，还想再罚一回？”

大伯把拖拉机熄了火，从兜里摸出烟来散了一圈，自己也点上一根，慢悠悠地说：“我昨天去交罚款，跟镇里环保办的小刘聊了几句。我问那小伙子，秸秆不让我烧，又不让往河道里扔，那我搁哪儿？小刘说镇上有秸秆回收点，可以拉到那儿去，免费收。”

大伙儿一听，那你不往回收点拉，你拉村口干啥？

大伯拿烟头指了指小卖部：“王老四这超市门口这块地儿，是村里最显眼的地儿。我往这儿一放，全村人都能看见。镇上不是要搞人居环境检查嘛，我听说下周就来咱们村。到时候检查的一进村口，头一眼就看见这两大垛秸秆。村委会不得想办法赶紧处理？他们一处理，是找车拉走还是雇机器粉碎，那就跟我没关系了，我一分钱不用掏。”

说完他又补了一句：“我这是帮村里发现问题，村里解决不了，镇上就得管。反正我秸秆搁这儿又不犯法，村口是集体的地儿，我又没堆谁家院里。”

当天下午，村支书老陈就来了。老陈跟大伯差不多岁数，俩人从小一块儿光屁股长大的，说话也不拐弯。老陈说德柱你赶紧拉走，镇里检查的来了看见像啥样子。大伯说不拉，我这是给村里提供便民服务，省得你们满村转悠找不到问题。

老陈气得骂他老滑头，大伯就笑，说陈书记你别急，我又没让你白处理，你找辆粉碎机来，粉碎了还田，费用从村里秸秆禁烧经费里出，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们年年拉横幅刷标语，钱没少花，正事儿一点没办。

老陈站那儿抽了根烟，想了一会儿，走了。

第二天上午，一辆大粉碎机开进了村口，跟着来的还有镇里环保办的小刘。小刘一下车就冲着大伯乐：“赵大爷，您这招高啊，我们领导说了，您这属于用合理方式反映合理诉求，以后全镇推广您这做法，哪村有秸秆处理不了，就拉村口，镇里统一安排机器来粉碎。”

大伯赶紧递烟，说小刘同志你这话我爱听。小刘不抽烟，摆摆手说：“不过大爷，您那三百块钱罚款还是得交，烧了就是烧了，这个是两码事。”

大伯从兜里掏出一沓零钱来：“早交了，单子都开好了，能赖你吗？”

粉碎机轰隆隆干了半天，村口那两垛秸秆全打碎还田了。大伯全程在旁边看着，指挥人家师傅往他地里多喷两车，说别浪费了这好肥料。

晚上我去大伯家吃饭，我大娘炒了四个菜，大伯开了一瓶存了好几年的老酒。喝了两盅，他跟我说：“你记住，在村里过日子，跟上面打交道，不能硬顶，也不能太老实。烧秸秆不对，我认，罚款我交。可秸秆往哪儿搁，那是他们得解决的事儿。我放到村口，不是闹事，是帮他们找着问题在哪儿。问题解决了，我舒坦，他们也交差，两好合一好。”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大伯你这脑子比镇里小年轻都好使。他嘿嘿一笑：“好使啥，你大娘说了，下回再烧秸秆，罚款从我酒钱里扣。”

大娘在旁边瞪了他一眼：“你还有下回？”

大伯赶紧低头扒饭，不敢吱声了。

我走那天，大伯往我后备箱里塞了一袋子新磨的玉米面，说回去熬粥喝，比城里买的香。我车开出村口的时候，看见那块空地上干干净净的，就跟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我知道，下回再有谁家秸秆没处搁，大伯指定还得往那儿拉。他这人就这脾气，认罚不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