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还记着那天晚上的情景，腊月二十三，祭灶。窗外飘着细雪，屋里暖气管道烧得烫手，我和老周却像两块冰。

起因其实不算大，小浩打电话回来说，对象家里在省城看中了一套二手房，首付得二十万，加上彩礼和酒席，凑一凑得三十万。我们这辈人存钱不容易，老周在化肥厂干了大半辈子机修工，我前些年从棉纺厂下岗，后来在超市打零工，攒下的钱满打满算也就十二万，还是准备给小浩娶媳妇用的。听到这个数，我两眼一黑，嘴上就开始嘟囔：“别人家儿子结婚，老子能给房给车，你倒好，连个零头都拿不出。”

老周坐在那儿看电视，手里的遥控器换了一个又一个台，没吭声。我最烦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又说：“成天就知道去河边钓鱼，你那几个破鱼竿能钓出钱来不？”这回他回了嘴：“刘秀兰，你有完没完？该想的办法我想着，不是正在想法子吗？”我追问：“你想什么法子？跟那帮钓友凑钱？”他没接话，把烟掐了，站起来就往外走。

门“哐”的一声关上的时候，我的心也沉到了底。那天晚上他十点多才回来，身上一股酒气加鱼腥味。我赌气没给他留灯，他自己摸进客厅，我没听见动静。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看见他就裹着件旧棉袄躺在沙发上，头发乱糟糟的，嘴唇起了一层皮。我心疼了一下，但一想起他昨晚摔门的样子，火气又上来了。

当晚我们正式吵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新手机，说是换了个智能的，花了两千多。我一下子就炸了：“儿子急着要钱，你倒有闲钱换手机？”他解释说旧手机坏了，再说“我肯定能把钱挣出来”。我冷笑：“靠什么挣？靠你钓那几条巴掌大的鲫瓜子？”他被我呛得脸涨红，突然吼了一声：“你眼里是不是只剩下钱了？”我也吼：“对！没钱儿子娶不着媳妇，你给我变出来啊！”他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闷声说了句：“那就分房睡吧，省得天天听你数落。”

我以为他说气话，真没料到，他当晚真的把被褥搬到了北屋。那间屋子平时放杂物，堆着旧家具和纸箱子，他就清出一块地方，支了一张窄窄的铁床，铺上褥子，放上枕头。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收拾，嘴上不饶人：“行，有骨气，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来。”他没理我，把外套挂好，躺在铁床上，背过身去。

那一夜，我一个人躺在大床上，第一次觉得床空得可怕。老周的呼噜声从隔壁传过来，隔着一道墙，闷闷的，像老牛喘气。我又气又酸，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了。

一开始的日子，我们真像两个陌生人。早上他上班，我故意不起床给他做早饭。中午我不回家，在超市食堂对付一顿。晚上倒是都回到这个屋檐下，但各吃各的，他在客厅煮挂面，我躲在厨房下速冻饺子。锅碗碰得叮当响，就是谁都不先开口。

到了正月十五，小浩带着对象回来。这是年前定好的事，我们不想让孩子看出家里的水火不容。那天我强颜欢笑，在厨房忙活，老周也换了一身干净衣服，陪着两个孩子说话。小浩的对象叫小琴，是个挺秀气的姑娘，看了我们的房子，说“县城这房子也挺好，不一定要省城买”。我听了心里发酸，嘴上说：“那哪行，年轻人都想在城里发展，爸妈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们凑个首付。”老周在旁边“嗯”了一声，没多说。小浩可能察觉到什么，饭后悄悄问我：“妈，你和我爸是不是吵架了？”我嘴硬：“没有，你爸最近厂里忙，累的。”

那天晚上送走他们，我收拾碗筷，老周主动来帮忙，端着一摞盘子，手有点抖。我想起他年前咳嗽，就随口说：“你咋又咳嗽了？”他摆摆手：“老毛病，抽烟多。”说完他进了北屋，把门带上了。我手里捏着抹布，站在厨房，气不打一处来——你就不会说句软话吗？

真正让我起疑心，是三月份的一天。那天春寒料峭，早上我出门买菜，在巷口碰到老周和一个人蹲在墙根说话。那人三十来岁，穿一件黑皮夹克，叼着根烟，正把手里的一个纸包递给老周。老周接过纸包，飞快塞进自己怀里，警觉地四下看了看，看见我，脸上的表情愣了一下，然后和那人说：“行，回头联系。”那人骑上电动车走了。

我走过去，盯着老周：“谁啊？给你啥了？”他把怀里的纸包捂得更紧：“一个朋友，托我帮忙。”我看他躲闪的眼神，心里咯噔一下。那纸包方方正正，不太厚，捏着像一沓钱。我嘴上没再问，心里却种下了刺。老周这辈子就是五块钱都要交给我，现在竟然背着我收钱？再加上之前那条微信——昨晚他洗澡时，我拿他手机翻了一下，看到一个叫“王总”的，发了条消息：“明天安排，上午九点准时到。”我当时没当回事，现在一想，什么王总？该不会是搞传销？还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到了四月初，老周班时间变了，经常周末一早就走，说是厂里加班。有一天他忘了穿外套，我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一张“临时出入证”，上面印着“城东建材市场”，名字写的是周国平，单位是一个什么搬运队。我脑子嗡一下——他不是在化肥厂上班吗？厚着脸皮跟人家化肥厂人事科的熟人打听，人家说：“老周啊？年前就买断工龄了，你自己不知道？”我站在人家办公室门口，半天没回过神来。

他下岗了。已经下岗三四个月了。难怪他的班点那么怪，难怪他一天到晚不见人影，难怪他动不动就咳嗽，还说不上两句话就躲到北屋去。他是怕我问他钱的事？还是怕我怨他没本事？我心里又酸又疼，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瞒着老婆偷偷在外面打零工，走哪儿都带着一只保温杯，里面泡的是最便宜的茶叶梗。

我本来想拆穿他，可回到家，看见他把北屋的门虚掩着，桌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咸菜拌饭，旁边是一沓皱巴巴的十块二十块的钱。他听见我开门，赶紧把钱塞进枕头底下，装模作样拿起一本旧杂志。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硬生生咽回去了。我想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

那天是周六，我编了个瞎话，跟超市请了半天假，远远跟着老周出门。他骑那辆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一捆绳子。从我们住的幸福小区往东，骑了大约二十分钟，拐进了一条土路，尽头是正在拆迁的一大片工地。围挡上写着“拆”字，里面几栋红砖楼已经扒了一半。老周把自行车锁在门口，跟门卫打了个招呼，进去了。

我站在对面一个废弃的报刊亭后面，看见他熟门熟路地走到一个工棚里，换上一身迷彩服，戴着手套，出来的时候和其他几个汉子一起，开始往一辆三蹦子上装水泥。一袋子水泥一百斤，他弯下腰，肩膀一顶，喊着号子，吭哧吭哧地扛起来，汗水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四月的天还不算热，可他后背很快湿了一片。他干了整整两个小时，中间只坐在砖堆上喝了口水，又接着搬。我蹲在马路牙子上，腿都蹲麻了，眼泪把口罩打湿了一圈。我多想冲过去抢下他肩上的水泥，但我没有，我知道他是什么脾气——他瞒着我，是怕我心疼。要是我现在冲出去，他这几个月的心血就全垮了。

那天晚上他回来，我特意做了他爱吃的红烧肉，还炖了一锅白菜粉条。他推门进来，先是一愣，然后嘿嘿笑了两声：“今天家里来客？”我说：“没客，就是馋了。”他去洗手，我看见他手腕上有一道新划痕，红红的，像是被铁丝勒的。我没问，给他盛饭，他吃得特别香，一口气吃了两碗。吃完放下碗，他说：“秀兰，你放心，钱的事我心里有数。”我说：“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家里的钱就该两个人挣。”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是重重叹了口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要不要搬回去？可想起那间北屋，铁床又窄又硬，再有他那倔脾气，说不定他又觉得是施舍。我赌着这口气，还是没搬。

日子一天天过，我们俩都变成了戏子。他装上班，我装不知道。他每天东方发白就走，天擦黑才回。回来的时候，有时候满手泥，有时候裤腿上有水泥点子，但他在门口把灰都掸干净了。我假装没看见，给他留一碗热饭。有一天，他兜里掉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日期，还有“结款五千”几个字。我趁他不注意，偷偷收了起来。

五月里天气热起来，老周瘦了，颧骨都凸出来了。我心疼，三天两头炖排骨汤。他喝的时候咂着嘴说：“咱家这日子，怎么倒比上班时候还滋润？”我瞪他：“你少管，吃你的。”他嘿嘿笑，笑完又咳嗽，咳得脸通红。我劝他少抽点，他说戒不了。

到了六月份，小浩又打电话来，说小琴爸妈同意在县城买房子了，二十万首付，但得在立秋前交钱。我算了一下家里的存款，十二万加三万分散的，还差五万。我急得嘴上起泡，老周却淡定得很，在电话里对小浩说：“爸给你想办法，月底前打到你卡上。”我挂了电话就跟他吵架：“你上哪儿变出五万？去银行抢？”他说：“你别管，反正有路子。”我想起那天他和那个黑皮夹克交头接耳的样子，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真去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吧？

那几天我偷偷翻他的手机。他手机上装了好几个软件，什么“工友帮”“零工驿站”，还有一堆聊天记录，全是各种工头发来的活：卸货、扛楼、搬水泥。最便宜的活一天一百二，扛楼是按层算的，一层一块钱一袋水泥。他经常接那种“扛到六楼”的活。我心如刀绞，想着他那条不太直的腿——早年在厂里受过伤，走路多了就发僵。他瞒着我，又逞能，这不是拿命换钱吗？

我又气又急，但转念一想，这是儿子结婚的钱，他自己乐意。我只好在背后拼了命地对他好，每天早上给他卧个荷包蛋，晚上给他烧热水烫脚。他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后来就由着我了。有一次他烫着脚，忽然说：“秀兰，等你老了，我也这么伺候你。”说完他可能觉得肉麻，又补了一句：“不过你得先给我生个高血压，不然我伺候着没劲。”我气得拿毛巾甩他，他笑了半天。

可那个裂缝，还是没有弥合。晚上他依然睡在北屋，我依然睡在大床。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能听见他在北屋里翻身，床板吱呀响。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想着等他干完这一阵，钱攒够了，非得让他搬回来不可。我还想着，等儿子结完婚，好好跟他说说这半年我受的委屈。

谁也没想到，七月底出了事。

那天傍晚，天色阴沉，雷雨说来就来。老周下午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今晚加班，晚点回”。我也没多想，等到晚上八点，雨越下越大，我还是没见人影。打电话，通了没人接。又打了几个，还是没人接。我有点慌，冒雨骑着电动车到他平时去的那个工地看，门卫说雨太大，早就停工了，工人都走了。我又赶到城东建材市场，市场里黑漆漆一片，只有两只野猫在垃圾桶里翻东西。

我沿着马路一条一条地找，雨水糊得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在一个十字路口，看见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正抬担架。我心脏猛地一缩，冲过去一看，担架上躺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周。他脸色煞白，左小腿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歪着，整个人已经昏过去了。

我腿一软，跪在雨水里，哭着喊“老周”。护士拉我：“你是家属吧？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初步诊断是胫骨骨折，还有可能有内伤，先送医院。”我上了救护车，握着老周冰凉的手，一路哭到急诊室。

好在手术很成功，骨折打了钢板，内脏没有大碍。老周醒来时，我已经在病房陪了一夜。他睁开眼，看见我哭肿的眼睛，第一句话竟然是：“哭啥，我又没死。”我骂他：“你个没良心的，你吓死我了。”他想笑，拉动伤腿，倒吸一口凉气。我赶紧按住他，他缓了一会儿，忽然说：“秀兰，枕头底下……有个卡。”我摸到他病号服枕头下面，果然有一张银行卡，卡的背面用透明胶粘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密码，是一串数字——是我生日。

他说：“这里面有八万三，算上之前给家里那五万，够小浩付首付了。”说完，他闭上眼睛，像完成一件大事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捏着那张卡，看着那张平静的脸，忽然什么都明白了。这八个月，他每天起早贪黑，搬水泥、扛楼、卸货，在工地上吃冷馒头，喝凉水，把每一分钱都攒进这张卡里。他跟我分开睡，也许是因为每天回来太累，怕翻身吵到我；也许是因为他一个下岗工人，没脸跟还在“上班”的老婆同床共枕。更重要的，他大概想在我面前撑住最后一点男人面子，想等钱攒够了，风风光光地回来，告诉我：“秀兰，钱我挣到了。”

可他却摔断了腿。

我趴在他床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伸手摸着我的头发，手上的茧子刮得我头皮疼。他说：“别哭了，你再哭，我也哭了。”我抹了把眼泪，狠狠地说：“周国平，你要是再敢瞒我去干那种活，我就跟你离婚！”他说：“不敢了，真不敢了，你看我这腿，想干也干不了了。”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隔壁床的病友插话：“大姐，你男人可不容易，之前在这儿住院的时候，每天中午还跑出去给人送饭，说是他师傅，住在城中村，没人照顾。”我一愣，转头看向老周。老周不好意思地咧嘴：“就是以前带我的王师傅，八十多了，没儿没女，我隔两天去给他做顿饭。这事没跟你说，怕你操心。”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原来这八个月，他不止干苦力，还瞒着我行善。我问他：“你是不是傻？自己都顾不上，还管别人？”他说：“我这条命是王师傅救的，当年进厂没饭吃，是他给我买了一个月的馒头。这份情不能断。”他没多说，但嘴唇干裂，眼睛亮晶晶的。我没有再问，拿起水杯，喂他喝了一口水。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北屋收拾干净。那间屋里的铁床搬回了南屋，老周的枕头放回我旁边。他的旧衣服旧物件，我用肥皂水一件件搓洗，发现他外套内衬里缝了个小口袋，里面塞着几张皱巴巴的五块十块，还有一张全家福。全家福是十年前小浩考上大学时照的，照片上我们仨都笑得傻呵呵的。那时候多好，没有钱愁，也没有病痛。

那天傍晚，老周拄着拐问我都收拾好了。我红着脸说：“你腿好了，就搬回来住。”他问：“咋，不打呼噜了？”我说：“打吧，我习惯了。”他又憨笑，笑完又咳嗽。我赶紧上前给他拍背，他摆摆手：“没事，抽得少了，好多了。”

说巧也巧，就在老周出院的第三天，化肥厂的人事科打来电话，说国家有政策，像他这种工龄满三十年的买断职工，可以补缴养老保险，还能申请一笔一次性困难补助。老周拿着电话愣了半天，转头看我，眼眶有点红。我说：“好事啊，以后你就别出去瞎折腾了，踏踏实实歇着。”他沉默好一阵，然后说：“秀兰，前些年厂里待遇好的时候，我没让你过上啥好日子，现在成这样了，你还……”我打断他：“周国平，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就好好把腿养好，以后陪我把这日子过下去。钱少就少花，人得在身边。”

他听完，低下了头。我看见他肩膀轻轻抖着，但后来他抬起头，很认真地“嗯”了一声。

立秋那天，小浩和小琴回县城看房，订了一套八十平的两居。老周拄着拐非要跟着去，站在样板间里，左看看右看看，嘴里念叨：“这房间小是小了点，但采光好，以后有了孩子，在客厅跑得开。”小琴听得脸红了。小浩偷偷把我拉到一边，问：“妈，我爸腿到底咋弄的？”我敷衍说：“干活摔的。”小浩不信：“他是不是背着我干啥去了？”我看着远处正比划着房间格局的老周，忽然觉得他又老了一大截，头发白了，背也驼了。我对小浩说：“你爸给你攒了首付，你别管咋弄的，以后对小琴好点，就是对你爸好。”

那天晚上，小浩和小琴回了省城。家里又只剩下我和老周。老周拄着拐，站在北屋门口，踌躇了半天。我走过去，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咋了？还想在这儿住？”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那……我这呼噜声大，怕吵你。”我说：“吵就吵吧，反正那八个月我也听见了，哪天听不见还睡不着。”

他慢慢跟在我后面，走到南屋，把拐杖靠在墙角，躺上了那张熟悉的大床。他侧过身，望着天花板，过了好一会儿，轻声说：“秀兰，这床真软。”我鼻子一酸，背对着他躺下，没说话。

那晚，他的呼噜声又响起来了。一声高一声低，像老牛拉破车，又像闷雷滚过天际。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暗，想了很久，想这大半辈子，想这八个月。原来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吵架，不是分房，而是一个人把所有苦都自己扛，另一个人却只看见了灰头土脸的背影。第二天早上，老周醒了，看见我枕边湿了一片，问我：“你哭了？”我说：“没有，汗。”他信了，撑着胳膊艰难地坐起来，一把拉住我的手：“秀兰，以后啥事我都跟你说，再不瞒你了。你别哭了。”我抬头看见他眼角的皱纹和没刮干净的胡子，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虽然没本事，但他把能给的都给了我、给了这个家。

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来，暖洋洋的。我扶着他，一步一步走到客厅，桌上摆着昨天吃剩下的半块月饼。八月十五还没到，月亮已经圆了一半。我忽然想起这八个月，我们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像隔了一道墙。现在这道墙拆了，心里那扇门也开了。老周站在阳台上，笨手笨脚地摆弄他那几盆旧茉莉，我走过去，帮他扶正了花盆。他回头冲我笑：“等明年茉莉花开的时候，我带你去逛逛公园。”我说：“好，等那时候，你腿也好了。”

他伸手想抱我，又因为腿上的钢板弯不下腰，只好把脸贴在我的额头上。那股淡淡的烟草味和药水味混在一起，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那一刻，我彻底明白，这世上哪有完美无缺的日子？不过是两个人咬着牙，把苦日子过出一点甜来。老周五十二了，我四十八了，往后余生，还有很多个八个月。但我想，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