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班主任老师调岗接诉员以来，陈昱在学期初的紧张感不减反增。这是一年两次的举报教师高发期。站在讲台上，她担心被举报，如今在办公室，她替同事们捏把汗。

今年九月的前两周，她收到将近40封举报信，几乎每天打开电脑邮箱，都会看到亮着红点的新邮件，从教育局转来。全校有近6000名学生，90多个班。在过去，一年收到四五封举报信，就已经“非常可怕了”。

得知被举报的那一刻，先是惊讶，再是茫然，最后是心寒——不满原来一直在那里，只是从未有人当面说过。甚至有人在一瞬间怀疑，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否值得。

学校让学生轮流打扫厕所，本意是通过劳动教育孩子。家长没和老师沟通，直接举报：这么小的孩子就干脏活累活，“老师不能干吗？没钱请保洁吗？”

原来的班主任休产假换了新老师，家长担心影响孩子成绩，举报信里说，“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陈昱回忆。

“很多事在孩子看来没什么问题”，陈昱说，但家长一听说，会感到焦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

“正面沟通变得困难。师生、家校间的信任难以建立。”近两年，长三角地区某教育局工作人员程乐观察到，设立投诉热线的初衷原本是提供不得已而为之的后手，现在却有被滥用的趋势。经核实发现，多数针对教师的举报，存在“明显的夸大和不实”。

“其实很多误会只要和老师当面聊两句，就能解决掉。”他说。对一些家长而言，举报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除非彻底否定老师，否则不会走到这步。

然而，否定正是在一次次怀疑中累积的。一旦怀疑孩子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老师会给孩子穿小鞋”的顾虑也随之种下，直接沟通就成了一种冒险。“会被班主任记住，被各科老师忌惮。”一名家长说。如此循环下去，为了保证能“受到重视、解决问题”，举报成了唯一出路。

信任这东西，建立起来要几年，塌下去只要一封举报信。

老师被举报之后，要写说明、要道歉、可能被处分、被调岗。折腾一圈，大部分老师还是站回了讲台。但动摇过就是动摇过，心寒过就是心寒过。

不是说家长不能举报。真有师德问题、真有伤害孩子的事，举报是权利，也是保护。但问题是，举报的门槛，不能低到“我不高兴”就能按发送键。

孩子扫个厕所，你不高兴，举报。老师怀孕生孩子，你不高兴，举报。换了个新老师，你心里没底，举报。举报成了情绪出口，成了施压工具，成了“我先告了再说”的保险。

可你想过没有，被举报的老师，第二天还要站在你孩子面前上课。 他心里揣着一封举报信，脸上还得笑着讲课。你指望他全身心投入？你指望他对你孩子掏心掏肺？

你把老师当对手，老师就没法当队友。你防着他，他就只能防着你。最后夹在中间的，是你自己的孩子。

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家校之间，最怕的不是有矛盾，而是有矛盾却不说话，直接往上捅。

当面聊，可能尴尬，可能争执，可能一时不舒服。但聊完了，误会解开了，办法找到了，关系还在。举报信一递，事情可能解决了，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下次呢？下下次呢？

教育不是打官司，不是谁赢谁输。教育是合伙过日子，得商量着来。

那40封举报信背后，我看到的不是40个“问题老师”，是40份没被说出口的焦虑，40次被跳过的当面沟通，40个被消耗掉的信任额度。

举报信可以撤回，处分可以撤销，但一个老师寒了的心，很难再热回来。

别让举报，成为家校之间唯一会说的话。别等老师都不敢管、不愿管、不想管了，才想起来——原来最该站在孩子身边的，是我们和老师，不是我们和举报信。

来源：科技日报、南京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