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年，长安城北，吕布与郭汜各自率骑兵相遇。两人没有立刻让部下混战，而是提出“但身决胜负”。《后汉书》记下了这场交锋：吕布以矛刺中郭汜，郭汜的骑兵赶来救援，双方才各自退开。
这段记载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单挑”二字，而是兵器的使用方式。长矛需要双手控制，战马又在高速移动，若骑手必须始终用一只手牵缰，刺击、格挡和保持身体平衡都会受到影响。吕布能够在马上完成这样的动作，说明当时骑手已经掌握了相当成熟的控马技术，也可能拥有解放双手的辅助装备。
不过，史书不会专门为普通马具留下篇幅。史官关注的是战果、军令和人物，至于马鞍如何缝制、缰绳怎样固定，往往一笔带过。因此，文献没有出现“马镫”二字，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当时绝对没有马镫。
公元188年前后，吕布跟随董卓作战，曾以良马驰突张燕军阵。《后汉书》称其“驰城飞堑”，一日之内多次冲入敌阵。这样的动作并非普通骑马赶路，而是带有明显的冲击和撤回性质。骑手若要在冲刺中挥动长兵器，双腿和脚部必须获得稳定支撑。
有人会说，骑兵完全可以依靠大腿夹紧马腹，再凭借腰腹力量完成刺击。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草原骑手即使没有双边马镫，也能骑射作战。可问题在于，骑射和持重兵器冲锋并不相同，长矛刺出后产生的反作用力，对身体稳定性的要求更高。
公元195年，孙策与太史慈在神亭附近遭遇。太史慈奉刘繇之命侦察，孙策则带着部将出行，双方很快交锋。《三国志》记载，孙策刺中太史慈的战马，并夺得太史慈头上的手戟；太史慈也扯下孙策的兜鍪。两人在马上贴身争夺，至少说明当时骑手并非一冲即散，而是能够在马背上持续搏斗。
这场战斗还有一个细节：孙策攻击的是马，太史慈争夺的是兵器和头盔。无论战斗最终持续多久，骑手都必须在剧烈晃动中维持坐姿。马鞍、缰具和脚部支撑之间，显然已经形成了相互配合的系统。至于是否已经发展成后世那种成熟的双边金属马镫，仍需其他材料互相印证。
公元200年，白马之战中，关羽望见颜良的旌旗与车盖，策马冲入袁军阵中，刺杀颜良并斩其首级返回。这个过程距离短、速度快，却要穿过敌军阵列再成功脱离。关羽若只是下马步战，既难以突然接近，也很难在斩首后迅速撤出。
关羽的战例不能单独证明双边马镫已经普及，却能说明东汉末年的精锐骑战并非“骑马到达，落地步战”那么简单。战马、马鞍、缰绳以及骑手的脚部支撑，都是冲阵成功的条件。把骑兵简单称作“骑马的步兵”，显然解释不了这些史料中的动作。
真正让争论出现实物依据的，是墓葬陶俑。三国吴将丁奉墓出土的骑兵俑，被注意到一侧有类似马镫的构造。单边马镫可能主要用于上马，也可能兼有骑乘时借力的作用。它不能直接证明吴国骑兵已经普遍装备双镫，但至少说明类似器具并非后人凭空想象。
更重要的材料，来自王廙墓出土的双镫马俑。王廙生于276年，活动于西晋初年，曾任荆州刺史等职。墓葬年代已经晚于三国鼎立时期，却距离孙吴灭亡不远。双镫形制出现在这一阶段，说明相关技术并非突然出现，而可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试用和改进。
陶俑毕竟不是实战装备，工匠也可能按照礼制或地方习惯制作。因此，不能仅凭一尊俑就断言所有骑兵都使用双边马镫。但把四次骑战记载与两类陶俑放在一起观察，证据之间确实形成了相互照应的关系：文献展示了骑手如何在马上作战，实物则提供了马具发展的线索。
马镫究竟由何地最早发明，不能靠一句口号裁定；单边还是双边，也不能混为一谈。较稳妥的判断是，汉末三国时期已经存在能够帮助骑手上马、借力和稳定身体的类似装置，双边马镫则很可能在三国末至西晋初逐步成熟。历史的答案，往往就藏在一支长矛的动作和一尊陶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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