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里走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很多人只记得“博古下台了”。 但这个人24岁被推到临时中央总负责的位置，28岁把权交出去，之后11年办报、翻译、跑谈判，39岁死在黑茶山。 他不是只犯过一次错就消失的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生在江苏无锡。
1925年入党，第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回国，先干团中央、总工会宣传的事。
1931年9月，他24岁，成了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那时候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负责人换得频，博古留苏背景硬、笔头快，就被推上去了。
他不是抢来的位子，是组织链条断了他被填进去。
年轻人坐这个位置，问题不在聪明，在没踩过中国村里的泥路。
博古在莫斯科学的是条文、是基础理论，回来面对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是苏区兵力、是李德那套地图推演打法。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他正式任中央总负责、书记处书记。
同年10月长征出发。
三人团里他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周恩来督计划执行。
后来党史说得很直白：军事指挥错误，博古、李德负主要责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先动的是军事权。
会议取消三人团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代表中央管军委，毛泽东做军事帮助者。
这时候博古还挂着总负责。
真正交总负责，是在遵义会议后行军到“鸡鸣三省”那一带。
张闻天接替他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人民网记过那个细节：
周恩来去找博古，话没说透，眼光落在窗下两只铁皮公文箱上。
博古明白了，回了一句“小康明天把箱子送过去”。
2月6日，箱子送到张闻天驻地。
没有拍桌子，也没有写公开检讨信满世界发。
权力当天就挪了位。
博古没退党、没躺平，也没去闹“我冤枉”。
遵义会议后他留着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身份。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想往南走，还想拉博古。
博古站到毛泽东那边，支持北上。
张国焘后来卓木碉另立中央，把博古一起“开除”，也算侧面印证他没回头。
1936年西安事变，他跟周恩来去谈判。
1937年回来当中央组织部长，顺带接了新华社社长。
真正让他后半段站得住的，是办报。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清凉山创刊，博古任社长。
同期兼新华社社长，两摊事一肩挑。
边区那时候纸不够、机器不够、窑洞是现挖的。
对开机是从国统区弄进来，编辑部两排窑洞不到一百平。
博古主持第一次编务会，杨松、丁玲、张映吾这些人到齐，定下“党的机关报”那条线。
《解放日报》头版发毛泽东写的发刊词，博古自己也写社论。
一开始版面偏国际新闻，国内和边区塞在后头，毛泽东给他题过“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1942年3月博古在报社会上作检讨，承认自己办报先背了“大报样子”的框子。
4月1日改版，头版换边区公粮公草、参议会决议，国内和国际往下排。
这不是“洗白自己”，是天天改稿、排版面、听批评。
他通俄文，也翻马列著作，党内不少教材用过他的译本。
留苏那套东西，他后来一半用来办报、一半用来校译文，没再拿去压前线指挥员。
1946年抗战打完，国共还在谈。
博古2月去重庆，进政协宪草审议组。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搭美军C-47回延安汇报。
同机有叶挺、李秀文和俩孩子，有邓发、黄齐生，加上美军机组，一共17人。
当天延安下雨起雾，飞机到延安上空看不见地，转头回西安。
航线偏了，下午2点左右撞在山西兴县黑茶山。
机上13名中方人员、4名美方机组，全没下来。
博古39岁。
4月19日延安东关机场追悼会，三万多人到场，毛泽东题“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博古这人不好写。
24岁上位，确实早；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错误，他担名没跑；遵义会议交权也没拖。
后面11年干的事不算惊天动地，就是组织部、政治部、新华社会、解放日报、翻译稿、重庆谈判桌。
他没把“我错了”挂嘴边，也没把权抱紧不撒手。
黑茶山那场雾收走的人里，有叶挺、王若飞、邓发，也有那个当年被两只铁皮箱换下位的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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