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广东淡水城外，东征军刚经历一场恶战。枪声尚未完全停歇，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郭渠川却在放哨时带枪离队。这件事后来写进了蒋介石的日记，也让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留下了颇为特殊的历史印记。
郭渠川出生于1900年，江西泰和冠朝大岗人。冠朝郭氏有耕读传统，明代兵部尚书郭子章便出自这一族。到了近代，村中仍重视读书。郭渠川曾入泰和县立高等小学，后就读南昌省立第一中学，因时局动荡未能完成学业，回乡教过书，也在商务印书馆任过职。
1924年，黄埔军校在各地招生。这个曾经教书、经商的青年报名应试，竟被录取为第一期第二队学生。黄埔初创，校舍简朴，训练严格，学生来源复杂，却都被要求接受一种新式军人教育。校门对联写得很直白：“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有意思的是，郭渠川入学后，因为相貌与蒋介石颇为相似，常被同学打量。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和校长站在一起，怕是外人分不清。”这层相似，也许只是偶然，却使他在军校中格外引人注意。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淡水之战中，守军凭坚城抵抗，学生军以较少兵力强攻，最终夺城。郭渠川担任排长，经历了真正的战场。黄埔军校由课堂走向战地，学生们用伤亡和胜负证明了训练的价值。
然而，战斗结束后，军纪问题接连出现。有人私取财物，也有人诱骗士兵携枪逃跑，均受到严厉惩处。军队要打仗，更要靠纪律维系。对当时的革命军而言，战场上的勇敢固然重要，能否管住部队，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就在部队整顿期间，郭渠川趁夜间放哨，率部携枪离开。此举按军法属于严重违纪，后果本应十分严厉。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郭渠川，江西泰和人，第一期学生，竟敢于放哨时率队潜逃，余引为革命军第一之污辱，几欲自裁，以谢众人。”
这段文字透露出的，不只是愤怒，还有蒋介石对军校声誉和部队纪律的强烈压力。郭渠川被追回后，并未被处死，而是获赦退伍，返回泰和老家。至于他为何突然离队，现有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简单替他补写动机，更不能把一次逃离渲染成传奇。
回到乡里的郭渠川，后来长期生活在大岗村。一个曾经穿过黄埔军服、参加过东征的青年，最终没有继续留在军界。他的名字之所以被后人记住，主要是因为那次携枪离队，以及蒋介石日记中的特殊记录。名声流传，并不等于评价正面。
比郭渠川晚一辈的堂侄郭辉勉，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郭辉勉又名郭征，1914年出生。土地革命时期，他的父亲郭尚球参加革命工作，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少年郭辉勉也参加儿童团，站岗、传递消息、查验路条，逐渐接触到革命武装。
15岁时，他进入赣西南红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到红十二军司令部任传令兵。凭借文化基础和实际能力，他从基层一步步成长，担任过班长、参谋、营长、团长等职务。红军时期，通信条件简陋，他曾用小旗、口哨和鸟叫传递信号，在山地行军和作战中发挥了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郭辉勉任红九军团司令部侦察通信科科长。湘江战役期间，他带人勘察水情，组织部队渡江。江面水急，时间又紧，他率战士下水探路，用绳索帮助不会泅水的人通过，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保障了部队行动。
到达陕北后，郭辉勉进入抗大学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任八路军第120师侦察科科长，随后参加晋西北根据地建设，做过地方工作，也担任过部队指挥职务。1939年，他出任第120师独立第一旅参谋长，已成为一名成熟的军事干部。
1939年4月，齐会战斗打响。日军吉田大队进入冀中，八路军在齐会一带展开反击。战斗持续三昼夜，日军遭到内外夹击，八路军歼敌七百余人，齐会战斗也成为平原地区较有代表性的一次歼灭战。郭辉勉在这段时间里参加多次作战，常到前沿观察敌情、部署行动。
1939年9月，日伪军进攻陈庄，企图打开晋察冀根据地南部通道。八路军调集兵力迎击，郭辉勉在前沿指挥部队阻击。战斗中，敌军数次冲击，均被压制。为争取时间，他亲自靠近前沿掌握情况，指挥部队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
当最后一个高地仍被敌军占据时，郭辉勉站在阵地附近观察战况，并鼓励部队发起冲锋：“敌人要溃败了，同志们，冲啊！”不久，他头部、胸部中弹，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5岁。陈庄战斗历时数日，八路军歼灭日伪军一千二百余人，取得了山地歼灭战的重要胜利。
郭辉勉牺牲后，八路军第120师为他举行追悼活动。战友将他的口琴、钢笔等遗物放在身旁，这些物件记录着一名年轻参谋长在战火之外的另一面。此后，他被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后来安葬于江西泰和冠朝大岗。一个堂叔因违纪退伍，一个堂侄战死疆场，两个名字由同一座村庄走出，却在历史中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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