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冬，浙江绍兴，马一浮站在妻子汤孝愍的灵柩前，刚从上海赶回的他，没能见到爱人最后一面。这个年方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此后做了一个旁人难以理解的决定：不再续娶，并留起胡须，直到生命尽头。
胡须本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它背后的缘故。对马一浮而言，这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故意标榜清高，而是一次失去之后，对婚姻和人生作出的长期选择。
马一浮生于1883年，浙江绍兴人。幼年受家庭熏陶，五岁开始读唐诗，九岁已能熟读《楚辞》。他的父亲马廷培做过县令，母亲何定珠也颇有才学，亲自教导子女读书。母亲早逝后，年仅十一岁的马一浮更加沉潜于学业。
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他的天分。少年时，母亲指着窗外菊花，让他依韵作诗。他略作思索，随即成篇。塾师郑垓后来辞去教职，并非马一浮顽劣，恰恰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学问已难以继续教他。
1898年，马一浮参加绍兴县试，名列前茅，由此得到汤寿潜赏识。汤寿潜是清末颇有影响的人物，既关心实业，也重视人才。他看中的不是马家的门第，而是这个少年身上的学识与志气，遂将长女汤仪许配给他。
汤仪字润生，后来以汤孝愍之名为人所知，比马一浮年长约一岁。两人的婚事原本按礼办理，因马廷培病重，婚期又提前举行。那时的婚姻多由父母作主，夫妻能否相知，往往要等成婚之后才见分晓。
值得一提的是，汤孝愍并非只会守在闺门之内。她嫁入马家后，照料病中的公公，对丈夫也十分体贴。马一浮发现妻子识字不多，便亲自教她读书写字，并说：“不能识字，便如目盲；不能读书，便如在黑暗中行走。”
这句话听来严厉，实际却带着关切。夫妻二人的感情，也是在教与学、照料与陪伴中逐渐深厚。可惜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时代的风云很快把马一浮推向了远方。
新婚数月后，他前往上海学习英文、法文，试图从西学中寻找救国的知识。父亲病重时，他曾返回绍兴料理后事；父亲去世后，他又再赴上海。两次离别，已经占去了这段婚姻中相当长的时间。
临行前，汤孝愍或许不会想到，丈夫这一去，竟成永别。马一浮在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和学术活动，与马君武、谢无量等人交往，并参与编办《翻译世界》。正当他把全部精力投入新知时，家中电报传来妻子病危的消息。
他立即动身返乡。路途阻隔之下，等他赶到绍兴，汤孝愍已经离世。灵柩前，他一度没有哭泣，只是握着妻子冰冷的手，久久不语。数日之后，面对熟悉而空荡的屋子，压抑多时的悲痛才突然爆发。
这场死亡给他的冲击，不只来自失去爱人，也来自深深的自责。婚后短短三年，夫妻真正相守的时间并不多；新婚不久便分离，父亲病故又让家庭笼罩在悲痛之中。马一浮后来拒绝续娶，正与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亲友曾替他张罗婚事，连岳父汤寿潜也劝他再结良缘。汤寿潜说：“先生总要有个伴侣，往后的日子才好安排。”马一浮没有接受。他在答复中提到，亲眼见到妻子临终时的惨状，已经“惊心触目”，从此不愿再婚。
这份拒绝并非针对某个人，而是他不愿再把另一位女子带入自己的生活。没有儿女牵绊，也没有新的家庭责任，他把余生交给了读书、讲学与思考。胡须便在此时留了下来，成为他不言明的纪念。
1904年，马一浮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圣路易斯参加博览会，担任翻译。在美国期间，他接触到大量西方著作，并读到《资本论》的外文版本，回国时还将相关书籍带回。这段经历，使他的思想视野进一步扩大。
后来，他成为近代著名学者，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现代三圣”。但在学术声名之外，马一浮始终保留着一个私人而沉默的角落。那里没有宏大的议论，只有一段不足三年的婚姻，以及一位再也无法相见的妻子。
1967年，马一浮去世。六十多年里，他没有再娶。那一圈始终未曾剃去的胡须，伴随他从青年走到晚年，也让汤孝愍这个名字，留在了他漫长人生中最隐秘、最坚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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