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9日，德国柏林，一名不到三岁的男孩在病痛中离开人世。他叫彼得，是诗人徐志摩与张幼仪的次子。病榻旁，张幼仪和友人朵拉只能用留声机放出音乐，尽力让孩子安静下来。
彼得对旋律很敏感。音乐响起时，他常常停止哭闹，手里握着小木棍，随着节拍轻轻挥动。那或许是短暂生命中少有的轻松时刻。可音乐停下，腹痛、呼吸困难和饥饿又会重新压过来。
孩子为何会走到这一步？答案并不只是疾病，还牵涉一段从一开始就失衡的婚姻，以及当时家庭关系中冷硬的责任观。
1922年，张幼仪在德国发现自己再次怀孕。她把消息告诉徐志摩，得到的不是喜悦，而是要求她终止妊娠。徐志摩当时正急于摆脱包办婚姻，也在追求自己认定的爱情，妻子和孩子都被他视作束缚。
据张幼仪后来回忆，徐志摩曾以乘火车可能出事故作比，劝她不要因担心风险便拒绝打胎。这样的说法，无论放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显得异常冷峻。张幼仪没有照办，最终生下了彼得。
这个决定，改变了孩子的一生，却没有改变父亲的态度。
彼得出生后不久，徐志摩来到德国。他此行的重要事情，是办理与张幼仪的离婚手续，而不是陪伴新生儿。关于这次见面，后来的记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父子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生活联系。
张幼仪曾问过类似的话：“孩子也是你的骨肉，为什么不能留下来看看？”徐志摩没有给出能够安慰她的回答。那场婚姻由父母作主开始，却由妻子独自承担后果，彼得也被夹在其中。
离婚后的张幼仪没有稳定收入，又身处异国，只能寄住在亲友家中。她在德国缺乏依靠，既要照料孩子，也要面对身份和经济上的窘迫。一个年轻母亲带着幼儿生活，困难远比纸面上的“离婚”二字复杂。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幼仪对彼得并非没有感情。只是婚姻破裂带来的打击，使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她后来承认，看到孩子时，常常会联想到那段失败的婚姻。母爱并没有消失，却被痛苦遮住了。
这也是彼得悲剧中容易被忽略的一层：他没有得到完整的父爱，也没有得到一个能够从容照看他的母亲。张幼仪并非故意冷落孩子，她自己同样被困在异乡、贫困和情绪创伤之中。
1924年冬天，彼得开始频繁呕吐、腹胀，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有关记录提到，他患有肠道寄生虫，病情还伴随严重的消化和呼吸问题。医生建议转往瑞士治疗，但这意味着一笔张幼仪难以承担的费用。
她不是没有求助。遗憾的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并没有出现。徐家曾给予过经济帮助，张幼仪后来却认为远远不够。至于具体数额和其中缘由，不同记述存在差异，但孩子治疗费用无以为继，是彼得病情无法扭转的重要原因。
病重之后，彼得越来越难以进食。肉吃不下，面包和汤也逐渐咽不下去，腹部却不断胀大。夜里，他常因疼痛惊醒。张幼仪和朵拉抱着他奔向医院，得到的却多是无能为力的答复。
1925年3月19日，彼得病逝，距离三岁生日已不远。张幼仪随后处理了孩子的遗体。一个母亲在异国为幼子操办后事，身边没有父亲，也没有能够替她承担责任的家庭，这种孤立比疾病本身更令人寒心。
彼得去世后，徐志摩曾到柏林见过孩子的骨灰。此时再多的悲伤，也无法补回三年缺失的陪伴。有人认为他此行与个人生活中的舆论压力有关，也有人将其视为父亲迟来的哀悼。动机究竟如何，已经很难完全还原；但孩子没有等到父亲，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徐志摩后来仍以诗名留在文学史中，张幼仪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与事业。彼得却只留下一个名字，偶尔出现在关于徐志摩婚姻的叙述里。他没有机会长大，更没有机会判断父母的是非。
所谓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责任一并抛下。徐志摩追求个人选择的过程，确实带有那个时代新旧观念冲撞的印记，但观念冲撞不能替亲情缺席开脱。彼得的短暂人生，沉默地留下了一个问题：当成年人争取自己的道路时，孩子是否也被当作了可以牺牲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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