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顺德大良的龙氏，有一份振恤章程，里头一句话被《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经济卷》卷首的分卷专序引了下来：“平粜不比分胙，分胙则不论贫富，按丁均给；平粜专为接济贫丁而设，多平粜一日，则贫丁多一日接济。”祭祖之后分祭肉，只数人头不问贫富。平粜卖粮，只给穷人。同一个宗族，同一笔公产，开出两种账。一笔按身份发，一笔按贫困发。这篇讲的是前一笔，那笔按人头发的钱。现代福利经济学把不问条件一概发放的给付叫基本收入，本文借这个词作类比，古人并没有这个说法。
这笔账的源头在北宋。皇祐年间，范仲淹在苏州买田千亩，设义庄，并写下《义庄规矩》。规矩靠人抄了下来，收在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所附的《鄱阳遗事录规矩》里，开头几条是这样的：“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按房、按人口给米，每天一升，给的是白米。若要支糙米，就临时折算，糙米每斗折白米八升，逐月实支每口白米三斗。
衣裳也有数：“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婚嫁丧葬更进一步，直接标价：“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丧事分得极细。尊长去世先支十贯，到葬事再支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十九岁以下的卑幼通支七贯，十五岁以下三贯，十岁以下二贯。七岁以下的以及婢仆，一概不给。
这份规矩里藏着两条容易漏掉的资格线。一条是“男女五岁以上入数”，不是一出生就有，过了五岁才上账。另一条是“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家里的女使，侍候满十五年或年过五十，也能领米。此外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只是不支衣。领米的手续也定得死。逐房各置一本请米历子，每月末在掌管人处批请，不得预先隔跨月分支请。掌管人自己也置一簿，录诸房口数为额，若自行破用或探支给人，诸房可以觉察，勒令赔填。
而这份规矩里还有一条中止条款，读起来不太像慈善。“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给……每一年丰熟，桩留二年之粮。若遇凶荒，除给糇粮外，一切不支。”丰年要留出两年的粮，遇荒年，除了口粮，其余一切停发。冬衣、婚嫁、丧葬的钱，荒年是没有的。所以这份基本收入还附着一个中止条件：它只怕荒年。
治平元年，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这份家规求了一次官方背书。他上奏说，义庄的规矩这些年渐至废坏，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请求朝廷下令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朝廷准了。一份民间的家族规矩，从此可由官府执行。
义庄后来成了模板，各地宗族照抄，抄着抄着，账目越分越细。明代平湖陆氏有个叫陆杲的人，杲读gǎo，字元晋，自号胥峰，生于弘治十六年，卒于万历三年。他的做法是给每一件事单开一个账户。据常建华《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所引的传记材料，陆杲买田八百亩以赡族之婚丧老疾贫而学者，称之为族田。买田五十亩以供禴祀，称之为祭田。置塾讲业，买田二百亩以给稍廪，称之为学田。又因为宗属日繁、更徭不任，买田三百亩以代过更，称之为役田。四块田，四笔账：过日子、祭祖宗、供读书、替服役。
比陆杲更早的，是朱熹在《家礼》里给出的筹资公式：“置祭田。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立祠堂时数一数现有的田，每个神龛取二十分之一做祭田，亲尽之后转作墓田，还要立约报官，不得典卖。这里要看清一个细节：每龛取二十之一，不是从全部田产里割二十分之一，四个龛就是四份。这笔账从一开始就按要供养谁划。
这套账在广东走了另一条路。道光《广东通志》记新宁县的风俗，民重建祠，多置祭田，岁收其入，祭祀之外，其用有三。头三项排下来，都是读书人的事。朔日进子弟于祠以课文，这是考童子的助卷金。列胶庠者助以膏火及科岁用度，这是秀才的补贴。捷秋榜赴礼闱者助以路费，这是举人进京的盘缠。再往下才落到人身上：“年登六十者，祭则颁以肉，岁给以米；有贫困残疾者，论其家口给谷，无力婚嫁丧祭者亦量给焉。遇大荒又计丁发粟。”年满六十的，祭祖时分肉，每年还给米。这是古代的养老金，而它的门槛是年龄，不是贫困。
无锡荡口的华老义庄，把这笔账算得更细。据苏南土改时期调查材料《江苏省农村调查》所载，外房四百五十人每人每年得二点四石米，近房八人每人二点四石，较近房十二人每人一点八石，远房四百人每人一点二石；而本族鳏寡孤独领生活粮的三十人，每人每年三点六石。同一本账上，最远的旁支和最孤苦的人差了三倍，孤寡的拿得最多。
钱按规矩发，规矩里就一定要写什么时候不给。安徽歙县棠樾鲍氏敦本堂的《公议敦本户规条》列了一串不准籴。聚赌的，不论掷骰子、跌钱还是看牌，一概不准，改过次年准籴。酗酒打降的不准，改过次年准籴。男妇有干犯长上、品行不端、喜好与人寻事争斗的，停籴三年，改过三年后准籴。妇人打街骂巷不守规法的，停籴一年，改过次年准籴。最重的一条是盗卖祖坟公产、盗砍荫木者，永不准籴，这一档没有改过机会。
鲍氏另有体源户一本账，管的是周济鳏寡孤独。它的条文见鲍琮、鲍志道纂修的《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十九“义田”所载《公议体源户规条》，并见于敦本堂壁间碑刻，逻辑与敦本户一式一样：鳏、独、孤有干犯长上、行止不端者，停发三年，改过三年后再给；寡妇打街骂巷不守法规者，停给一年，改过次年再给。两条并起来看，这些条款针对的是不规矩，与穷无关。哪怕你已经赤贫，只要行止不端，这笔钱就停。徽州一带流传的一句谚语说的就是这套东西的效果：唐模、棠樾，饿死情愿。
分胙不论贫富、按丁均给这个原则，并不是没有人反对。清人方苞在《甲辰示道希兄弟》这封给自家兄弟的信里说得很直：“吴郡范氏义田，计口授粮，俾愚者怠于作业，非义也。”他讲的理由没有绕弯子：“五材百物，民皆用之，必各有职业，交能易作，然后其享之也安。无故而坐收其利者，天所祸也，且势不能周。”接下来是他自家祭田的规矩，有余以振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振，通赈），但“其怠于作业而贫窭者，不得告贷”，懒惰而贫困的，借都不借。《皇朝经世文续编》里收的王鎏《义田说》讲法正相反：“义田立，则贤者不以谋衣食而荒其业，愚者不以迫饥寒而为不肖。”两句话摆在一起，清代人对无条件发放的分歧就露出来了：是养懒，还是救急。
公产本身还有铁律。义田能租给谁，续定的规矩里写着“族人不得租佃义田，诈立名字者同”，不许本族人租本族的义田，借别人的名义去租，一样论处。合理的解释是，租子是全族的，不能让族人从中间过一道手。祭田的处置更严。经济卷的分卷专序引祭田条规说，祭产系属公产，不得擅卖，倘有擅卖，虽系子孙，亦以盗卖官田论。私卖祭田的还要合族控官告祖，人则不许入祠，名则不列宗谱。清律跟着补一刀，《大清律例》户律盗卖田宅条的条例写着：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此数的，以及盗卖义田的，照盗卖官田律治罪。
账本翻过来，是另一幅画面。据《江苏省农村调查》所载苏州东山席义庄一年的收支，全年收入三百五十担米，拆开是这样。完粮八十担，占收入百分之二十二。杂支和工资三十二担，原表作占百分之十点三，按全年收入三百五十担折算约合百分之九点一。祭祖修缮二十担，占百分之六。义米六十担，占百分之十七，这是真正落到本族贫苦者手里的那一项。义学六担，占百分之一点七。全年支出合计一百九十八担，剩下的那一百五十二担交庄正，占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三，或存银行生息，或购股票。一份号称不分贫富一概发放的家族基金，真正发出去的义米占百分之十七，结余占百分之四十三。
这百分之十七又是从哪儿来的，同一批材料里有答案。义庄对佃户的租限比一般地主还紧。一般地主收租以十天为一限，义庄是五天一限，限期前交租的按实缴数打九折，头限按实数交，二限加一成，三限加两成。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据此点了一句，义田赡族的比例只占租入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义米是佃户按五天一限交出来的。
公产还有另一种去法。同一批苏南调查材料里记着一笔修谱的账：某族邢大公祠修谱共用去五千六百六十六点一担稻，其中吃喝用去两千七百七十一点八担，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一。迷信用费一千九百一十点五担，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七。蚀耗浪费六百五十五点四一担，占百分之十二点三四。修一次谱，一半的钱吃掉了。
所以义庄真正要紧的地方，跟仁慈无关。清人张永铨在《先祠记》里把这话说透了，收在《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堂则无以妥亡者；子姓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祠堂管死人的神主，义田管活人的饭碗，两样并重而不可偏废。它真正的产品叫不散。它让每个族人都算得清一件事，离开这个姓，你会损失什么。
而它确实活得久。据冯尔康《中国宗族史》，范氏义庄经历几代经营，保存了八百余年；到清末，范氏的义田已扩至五千余亩。但同一套办法始终没能走出江南。冯桂芬在《收贫民议》里写的是另一番景况：“今江浙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之设而未遍，制亦未尽善，他省或并无之。”江浙之外，多半连设都没有设。一份按人头发的钱，发了八百年，也只在江南几个姓里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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