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自青海东流，至甘肃境内即斜向东北流去，故甘肃西北部历来就被称为河西。河西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原王朝控有河西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王朝，比如汉、唐、明、清。一旦失去对河西的控制，中原王朝马上就会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比如两宋。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河西在一定程度上定义着中国。
这片狭长的土地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一篇我们就试着来找找其中的原因。
祁连山从敦煌蜿蜒至武威，像一道高耸入云的屏障横亘在中国西北，它与北边合黎山夹出的这条狭长通道就是河西走廊。这条走廊南边是青藏高原，北边可以通过龙首山、合黎山和北山间的缺口进入草原，东西两端则连接着西域和陇右，通过陇右、关中又可以进入中原。所以河西走廊是中国几大走廊中唯一一个可以同时连接中原、西域、草原和高原四大板块的走廊。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祖禹曾写过一本《读史方舆纪要》，书中曾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三段论，叫：“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意思就是：要想保住关中地区的安全，必须先保住陇右，也就是六盘山以西的地方。要想保住关中和陇右，就必须保住河西走廊。而要保住河西，又必须经营西域。河西走廊在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中，就是最重要的枢纽，这也体现出河西走廊的第一个重要价值，它是中原王朝的“咽喉”。
在古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外敌基本上都来自于北边的草原，如何打败草原游牧部落就成了中原王朝确保自身安全的重要功课。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唯一平坦通道，也是黄土高原通向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路。中原王朝控制它，就能向西拓展，并在西线开辟战场，形成对游牧民族的两面夹击之势。如果失去河西走廊，长安、洛阳等核心地带则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攻击范围内，等于西北大门洞开。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河西，吐蕃就一度攻破长安，直接印证了这一点。
以上是从中原看河西，如果我们站在草原势力的视角来看，河西走廊也一样是必争之地。草原上的游牧部落虽然有强大的骑兵，但他们生产生活物资却极为贫乏，加之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就导致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为他们提供资源补给，不然他们就没办法与中原王朝争雄。西域因为有雪山融雪，会形成一个个的绿洲，在这些绿洲地带可以进行农业耕种，再加上可以通过这里深入中亚获取更多物资，所以就成了草原势力比较理想的后方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草原的游牧势力就很有动力去征服西域，当然，他们也很清楚中原王朝不可能坐视西域成为自己的根据地，于是双方就必然要争夺河西走廊，否则中原王朝一旦控制了河西走廊，就可以向西域投放军事力量。所以，河西走廊成为了草原势力和中原王朝共同的“咽喉”，同时也是双方共同的“胳膊”——草原势力可以通过河西走廊威胁中原，中原王朝也可以借河西走廊影响西域。汉武帝“隔绝羌胡”的战略构想，就是基于这种情况。
搞清楚了河西走廊在军事上的价值，我们再说说它在文化上的价值。
河西走廊在文化上的价值首先就表现在他的通道属性上。古代人类文明往往都出现在大河流域，比如西亚的两河流域或者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壮大后自然会向外扩张与其他文明发生交流，中亚区域地处亚洲大陆的中部，就成了各大文明交汇的枢纽。从古代中原王朝的视角来看，中亚和新疆共同构成了一个大西域，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在此交汇，如此，作为与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河西走廊就成了异族文化进入中原的最后一站，也是中原文化通往西方的起点。
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原生文化，有很强势的一面，这就导致外来文化如果不与中华文化先完成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就很难传播到中原腹地。比如说来自于南亚的佛教，其实在两汉之际就随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但在东汉一朝却并没有成为多么有影响力的宗教，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很多教义都与中原的儒家文化相冲突。比如，佛教要让人出家，这就很难被以家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所接纳。只有等到了五胡乱华时期，大量汉族世家避难凉州，佛教在这里与儒家文化不断融合才逐渐被中原汉人所接受（此时佛教宣传的是，如果一个人出家成了高僧大德，这也是为父母增添福报的。）。所以河西走廊作为异族文化进入中原的最后一站，起到的是一个异族文化改造器的作用。
反过来再看，中华文化对外的传播，也是从河西走廊开始的，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都是经由这条通道运往西域再散卖到亚欧大陆的各处。
对于河西走廊的这种通道属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青花瓷。元朝时，蒙古帝国横跨欧亚，重新打通了中断几百年的丝绸之路，波斯商人把大批的苏麻离青运到景德镇作为钴料。同时因为中西亚伊斯兰地区，人们喜欢浓烈色彩、繁复纹饰和有视觉冲击力强的图案，于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又通过河西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被大量出口到中西亚。
除了这种文化交流上的作用，河西走廊还为汉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场地。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儒家的传承逐渐落在一系列的大家族身上。西晋末年天下大乱，长安洛阳都沦为废墟，这些有学问的大家族多半都四处流散。他们的流散主要就两个方向，一是跟随残存的晋朝皇室逃往江南，再一个就是逃往远离中原，相对来说秩序安定、经济富饶的河西走廊地区。
在河西建立政权的各个小国为了争取人才，就都很重视儒家文化。结果是，在中原严重沦丧的儒家文化，反倒在这些小国、尤其是武威获得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100多年后，北魏崛起，灭掉了西北的最后一个小国北凉，随即把这些世家大族族都给迁徙到了北魏当时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河西所保存的儒家文化流脉，就成为北魏极为重要的文化来源。
后来陈寅恪先生提出，北朝的文化系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江南，一个就是河西。他还进一步的认为，北魏迁都洛阳的这个事情，极有可能与河西学脉的影响有关。而北魏的文化，就是后来让中国人无比自豪的隋唐大帝国的文化母体。
除了国防和文化上的价值，河西走廊还是重要的资源和后勤基地。宋朝被后人诟病积贫积弱，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军事上表现不佳，而影响宋朝军队战斗力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优质战马。在明代以前，优质的马场要么在燕山脚下的幽云十六州，要么在河套地区或者河西走廊，祁连山脚下的山丹马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马场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军马场。
宋朝时，幽云十六州被辽国占据，河套和河西走廊又属西夏，这就让大宋缺少优质的战马。没有足够的战马就不可能有成规模的骑兵，这就使大宋在面对北方游牧骑兵时处于极大的劣势，于是，大宋自然也就只能聚城自保，而难以进取了。后来大宋的败亡，不能说跟这个没有关系。
最后，我们再说一个与河西走廊有关的故事。十六国时的北凉，曾在武威郊外的天梯山开凿了天梯山石窟，结果北魏灭亡了北凉之后，就把开凿石窟的工匠也全都带走了。这些工匠接下来开凿了北魏首都大同郊外的云冈石窟，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那些工匠们的后继者们又开凿了洛阳郊外的龙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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