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与健康老去的权利
在众多的健康生活方式博主中，富豪布莱恩·约翰逊或许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以极为严苛的饮食、作息、锻炼，辅以各种科技恢复手段，加上药物、补剂和备受争议的换血疗法，为自己规划出一条抵抗衰老、追求永生的道路。
这背后的支出无疑是巨大的，据悉约翰逊每年在健康方面的支出超过200万美金，竭尽所能减缓自己的衰老。Jatinder Hayre在《雅各宾》杂志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我们对延长寿命的痴迷会让人分心》中指出，布莱恩“雇用了一整支医疗团队，仔细审视自己生理机能的每一处细微变化，维持着他的健康......尽管成效参差不齐”。事实上，昂贵的健康管理也无法让人获得对身体的完全控制。2026年7月，约翰逊公开表示自己被诊断出患有自身免疫性胃炎。即使拥有庞大的医疗团队和充足的经济资源，人类仍然无法彻底消除疾病与衰老的不确定性。
布莱恩·约翰逊将自己的进步归功于“蓝图计划”。
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这样一位富豪可以花数百万美元优化自己的健康时，许多人却难以获得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相较于布莱恩对于抗衰老的执念，更多人的愿望并不夸张：不奢求永生，只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地活到退休，不至于被慢性疾病拖垮。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能够在步入老年时保持相对健康，竟成了一种奢侈。Jatinder Hayre指出，我们知道贫困会缩短人的寿命；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学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劣势不仅可能缩短寿命，还可能加速人体衰老的进程。这意味着，衰老虽然是普遍的生物学过程，但人们经历衰老的方式，却带有鲜明的社会经济差异。
日历年龄以相同的方式记录每个人度过的时间，但人体并不会按照相同的节奏衰老。器官功能、免疫系统和代谢能力的变化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而这种差异并非完全由遗传或个人生活习惯决定。个人的社会经济处境，也可能影响衰老。一个人或许到了八十多岁仍能独立生活，另一个人却可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患上慢性疾病。
2025年发表在《老年学期刊》上的一项纵向研究，考察了参与者童年和成年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其约50岁时表观遗传衰老指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的劣势与部分表观遗传时钟所反映的衰老加速有关，但不同指标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研究指出，早年生活境遇的影响可能延续至中年，并体现在可测量的生物学特征中。不过，这些指标并不直接等同于一个人的实际健康寿命，也不足以单独证明因果关系。
2026年5月，发表在《JAMA Network Open》上的一项研究考察了近3800名成年人，并分析了美国267个县的社会环境特征与生物学衰老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欠佳的社区社会环境指标与衰老加速或炎症相关的生物学特征存在关联。即使在控制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后，部分关联依然存在。研究指出健康风险不仅与个人拥有多少资源有关，也可能与其所处的社区环境及更广泛的社会条件有关。
现有证据表明，生物学衰老受到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的系统性影响，不能仅仅通过考察个人行为来理解衰老。
健康寿命的不平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2023年全球预期寿命达到73.3岁，而健康预期寿命为62.8岁。寿命（lifespan）指一个人能够活多少年，健康寿命（health span）则指一个人能够保持健康的年数。这意味着，活得久并不等同于活得好。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对2022—2024年的估算，英格兰贫困程度最高地区的男性健康预期寿命约为49.8岁，贫困程度最低地区则为69.2岁；女性分别为48.2岁和68.5岁。
世界卫生组织在2025年发布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报告》中指出，出生于预期寿命最高国家的人，预期寿命比出生于预期寿命最低国家的人长33年。然而，死亡率只能体现一部分的不平等。在生命走向终点之前，一个人能否在不受疼痛折磨的情况下工作，能否保持身体上的独立，以及能否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享受日常自由，这些同样重要。结构性歧视、地理环境带来的不利条件，在获取医疗服务、教育资源和健康生活条件方面的不平等，都解释了为什么并非所有人都能平等享有富裕社会所创造的福祉。
政治经济因素与加速衰老
Jatinder Hayre将社会经济劣势如何影响衰老的过程概括为“政治性加速衰老”（politically accelerated aging），指出政治和经济制度会影响人们在怎样的条件下步入衰老，并使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以系统性的方式，承受更大的生理损害。制度安排决定了谁有条件规避风险，谁又不得不长期承受风险。由此产生的健康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是否自律或能否作出正确选择。
试想一下，一个普通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面临的不利处境是如何逐步累积的。他可能在拥挤的住房中长大，长期暴露于潮湿、污染和物资匮乏的环境之中。参加工作后，他需要适应不稳定的工作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生病时也可能因为缺乏带薪病假或收入保障而难以休息。睡眠紊乱、经济焦虑，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服务等问题，也会不断累积。
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必然导致过早的健康衰退。然而，当它们长期累积时，就可能通过慢性应激反应、炎症、代谢功能障碍和心血管疾病等途径，增加健康受损的风险。病历上的高血压、糖尿病或身体机能过早衰退，背后可能是数十年生活境遇的长期影响，而在这些境遇中，个人几乎没有多少掌控权。
住房条件、劳动权益保障、工资水平、环境监管、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供给，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受到立法、经济发展优先级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决定了低收入劳动者能否安心休病假、住房是否宜居、工作场所是否安全，以及人们能否在疾病发展到影响正常生活之前获得预防性医疗服务。
在健康管理方面，个人选择的影响被放大了。有太多关于改善睡眠、减轻压力、定期锻炼，选择更健康的饮食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是合理的，但能否得到落实，取决于人们所拥有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的分配并不平等。如果工作要求个人不规律地上夜班，保证充足睡眠就非常困难；对于一个面临被房东驱逐的人来说，劝他减轻压力几乎无济于事；想要获得营养充足的食物，不仅需要相关知识，还需要金钱和时间。
对于布莱恩·约翰逊这样的富人而言，衰老是一个可以通过严格管理、不断优化的过程。他们可以将健康管理视为一项长期投资，调整工作安排、购买优质食物、寻求专业医疗服务，也可以在身体发出警报时暂停工作。
对于许多劳动者而言，日常生活却必须围绕维持生计展开。即使身体已经感到不适，他们也不得不因为收入损失、就业不稳定或缺乏带薪病假而继续工作。问题不仅仅在于谁有钱购买更昂贵的健康服务，更在于谁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谁又不得不长期承受那些无法轻易摆脱的风险。
因此，健康不平等不仅意味着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也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健康条件拥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某些人能够主动规避风险，另一些人却不得不长期暴露于风险之中。
富豪布莱恩·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片
健康老去的权利
政治层面的应对措施，不应该仅仅鼓励人们通过商业途径追求永生。体面的住房、稳定的就业、充足的收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便于公众使用的公共空间，以及资金充足的医疗卫生体系，都能够预防本可避免的健康衰退。这些保障从童年时期就至关重要，而不是等到临近退休时才需要考虑，届时不利因素已经累积，往往为时已晚。
在布莱恩·约翰逊这样的富人努力突破衰老通常所设定的寿命界限的同时，数百万人在真正步入老年之前就已饱受疾病和身体机能衰退的折磨。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衰老的生物学机制时，也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健康老去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和生活方式。贫困、长期压力、不安全的劳动环境，以及难以获得的医疗服务，都可能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不断累积，并影响他晚年的健康状况。
因此，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不应只看它能否为少数人提供突破寿命极限的技术，也应看它能否让更多人避免本可预防的疾病，尽可能长久地保有身体机能与生活自主权。
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人类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更在于直面一个问题：为什么健康地步入老年，仍然是某种不平等的权利？
雅皮士散场，纽约式体面已非努力可得
《异见》2026年秋季号刊登了一篇讲雅皮士怀旧的文章，题为Lifestyle Creeps，作者奥利维娅·奥尔德姆认为，雅皮士怀旧的背后，是一份越来越难兑现的生活承诺：无论怎样努力，年轻都市专业人士中，能够过上从容富裕生活的比例正在缩小。
这个判断把“雅皮士”从八十年代的文化标签，变成了一个关于今天的问题。如果良好的教育、体面的职业与持续的努力，不再足以保障体面生活，那么怀旧的对象就不只是某种装束与消费趣味，而是那段曾经相信这些付出能够兑换生活保障的时期。
1988年，交易员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休息。原载于《异见》杂志
奥尔德姆的文章以一幅街景开场：八十年代初的曼哈顿，年轻专业人士涌上街头，脚穿整洁的新百伦跑鞋，肩部垫得高高耸起，臂弯里挂着高级食品店的购物袋。奥尔德姆又写到母亲记忆中的一个清晨：她站在苏荷区的店门外，看着沥青铺上西百老汇的鹅卵石路。没有仪式，也没有解释，一条街就这样被抹平了。纽约顺着新来者的欲望改换面貌，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记住从前。
这些新来者有一个后来声名狼藉的称呼：雅皮士（yuppies）。它来自“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的英文缩写，通常指收入丰厚、看重职业成就与消费品位的城市青年。历史学者迪伦·戈特利布的《雅皮士：征服纽约的银行家、律师、慢跑者与美食家》（2026年5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追溯了1978年至1987年间这个群体的兴起，考察一场经济变革如何造就一种文化，又如何借助这种文化重塑城市。
全书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展开：从精英大学的校园招聘，到华尔街和大型律所的工作；从购置住宅、改造街区，到高级餐饮、慢跑与政治选择。连在一起看，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习惯，构成了美国金融业扩张的社会史。
迪伦·戈特利布著《雅皮士：征服纽约的银行家、律师、慢跑者与美食家》
故事起于旧纽约的衰落。战后的一段时期，工人文化塑造着城市的气质，也支撑着纽约的政治想象：工会拥有力量，工人住房成批兴建，市立大学免收学费。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流失了约五十万个就业岗位，多数来自制造业；白人居民迁往郊区，又带走了近百万人口。此后，卡特与里根政府时期对金融业的松绑，为华尔街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
纽约在这场转变中具有双重角色。它承受着工业衰退，也成为推动衰退的中心：金融从业者通过拆分、重组企业获利，而这些企业曾经提供有工会保障的工资。迅速扩张的银行和律所需要大批年轻雇员，名校毕业生便被招入其中。
他们告别了六十年代“退出主流社会”的理想，也不愿重复父母沉闷的郊区生活。大城市、高薪与职业声望，许诺了一条更光鲜的道路。实际工作却漫长、乏味，令人精疲力竭。戈特利布写道，到九十年代，大型事务所员工入职五年内的流失率已超过八成。
消费为这份疲惫提供了补偿。他们像培养专业技能一样训练自己的品位，学习辨认餐厅、饮料、汽车与衣着的等级。书名中的美食家和慢跑者因此与银行家、律师密不可分：餐饮展示收入与鉴赏力，跑步展示纪律和耐力。工作之外的生活，同样围绕竞争、自我管理与身份确认展开。
戈特利布还想说明，这个常被当作文化笑柄的群体，参与了美国自由主义的转向。雅皮士支持社会生活中的开放与多元，同时将日益悬殊的财富分配解释为个人能力的结果。“凭本事成功”的观念，给他们的收入和好运赋予了正当性，也让严酷的劳动条件显得可以接受。企业吸纳了更多女性和少数族裔，向上晋升却越来越困难；机会开放的语言，与等级加深的现实并行不悖。
加里·哈特
书中通过加里·哈特竞逐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经历，呈现这种政治倾向。哈特拥有耶鲁法学院背景，推崇技术治理、个人努力与新经济，很适合代表雅皮士对自己的理解。奥尔德姆则认为，纽约市长埃德·科赫更能说明这场变化如何落地。他以吸引高收入专业人士推动城市复兴，将纽约的命运进一步系在金融与房地产的涨落上。其他寻求后工业出路的城市也效仿这一模式，争夺数量有限的富裕居民。
这条道路的代价，在住房问题上显示得最为清楚。奥尔德姆认为，全书最出色的一章写的是街区高档化与纵火之间的联系。在霍博肯、上西区和布鲁克林的公园坡，一些房东为了赶走租金较低的住户，威胁烧毁房屋，并且付诸行动。1979年，霍博肯有二十六人死于纵火。幸存者失去住处后，面对几乎没有空房、即便有也负担不起的住房市场。
纽约霍博肯纵火案
租户并未坐等驱逐。他们组织调查，证明纵火与公寓出售之间的联系，推动立法，限制强迫住户搬离的业主享受税收优惠。然而，科赫及其盟友后来又将部分正在高档化的街区排除在限制之外。城市更新的承诺，在这里显露出残酷的一面：新住户得到更好的生活，旧住户连留下来的资格都可能失去。
奥尔德姆对该书也有保留。纽约有时只是雅皮士活动的背景，城市本身尚未得到充分展开。她更关心今天的纽约如何从那段历史中形成：可负担住房不断减少，街区越来越像供人游览消费的布景，休闲生活围绕价格昂贵、安排精细的服务展开。她在布隆伯格时代的纽约长大，几乎从未生活在雅皮士到来之前的城市。让她不满的，是纽约长久以来如此急切地迎合这个群体，以至于城市内部不同人的生活被推向对立。
这也使她注意到两种不同的怀旧。过去，人们怀念廉价阁楼、地下音乐场所和未经修饰的街区；如今，怀念对象越来越多地变成雅皮士时代本身。《欲望都市》以及围绕肯尼迪之子与卡罗琳·贝塞特爱情故事的影视热潮，让那座整洁、迷人、消费丰盛的纽约重新成为憧憬。
这种怀旧带着矛盾。八十年代的雅皮士也曾抱怨，自己负担不起上一代白领的生活，只能离开上东区，去布鲁克林修缮旧屋。今天回望，他们却像生活在一个样样便宜的年代。奥尔德姆的解释是：无论怎样努力，年轻、居住在城市、拥有专业职业的人当中，能够过上从容富裕生活的比例越来越小。少数高收入者继续展示那套生活，让它保持诱惑；更多人则在追赶中发现，目标越来越远。
因此，怀旧既关乎城市景观，也关乎谁还有机会分享城市的繁荣。1987年，《异见》杂志曾推出纽约专号，作者们哀悼的是工人、穷人和左翼政治逐渐失去位置的城市。他们所留恋的，还有一种相信普通人理应在此安居、发声的公共情感。
文章最后回到“雅皮士”这个称呼。它曾经常被用于同一阶层内部的品位争执：节俭的文艺青年虽鄙视热衷事业和名牌的同龄人，却未必追问彼此共同的社会背景。如今，雅皮士的消费趣味早已进入大众生活，寿司可以出现在加油站的货架上，曾经奢侈的东西不断变成新的日常。
但纽约终究是一座有人生活的城市。奥尔德姆提醒读者，房地产利益与住房政策固然决定了街区变化，个人也仍须面对自己的态度：是否把别人的生活当成风景，是否默认有钱人就有权占据更好的位置，是否愿意用排斥换取舒适与安全。雅皮士的称呼可以过时，这些习惯却可能留下来，继续决定一座城市应该为谁铺平道路，又让谁无处可去。
如果说奥尔德姆追问的是雅皮士如何改变城市生活，以及人们为何开始怀念他们的时代，那么美国政治与文化史学者、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副教授保罗·伦弗罗在《新共和》发表的书评《雅皮士梦的终结》，则把同一本书引向了政党政治。
他认为，雅皮士不仅是金融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动民主党转向的重要力量：随着制造业衰退与工会影响力减弱，高学历的专业人士逐渐取代产业工人，成为民主党心目中的理想选民。他们支持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却也拥护个人竞争、技术治理与财政紧缩，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才能和努力。这种立场帮助民主党靠近华尔街，也使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被解释为个人表现的差异。
伦弗罗强调，理解美国政治的变化，不能只讲右翼如何崛起，还要看自由主义如何从内部改换了代表对象。两篇书评因此有着共同的判断：雅皮士的消费趣味、城市改造与政治选择，属于同一场经济转型；而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即使接受良好教育、努力工作，也无法获得那种从容富裕的生活。不同的是，奥尔德姆从这一落差中读出了怀旧，伦弗罗看到的则是政治承诺的破产。曾将高学历、高薪职业、都市消费和自由派政治联结起来的成功梦想，正在失去兑现能力。当专业职业不再保证向上流动，民主党也需要重新面对那些正在向下流动的人。
澎湃新闻记者 龚思量 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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