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周,今年五十六,在县城老街开了间五金铺子,门脸不大,堆得满当当的。平时就我一个人看店,老伴儿在隔壁街帮闺女看孩子,日子过得紧巴但也踏实。
那天傍晚六点多,天擦黑,我关了一半卷帘门正往外搬货,脚底下踢着个东西。低头一看,是个灰扑扑的帆布袋子,上头沾着泥点子,鼓鼓囊囊的,拉链都没拉严实。
我弯腰拎起来,手一沉——好家伙,差点没拎住。顺着敞开的缝瞅了一眼,我当时腿肚子就转筋了。一沓一沓的粉票子,银行那种白纸条扎得整整齐齐,码了满满一袋子。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现钱。
手哆嗦着把拉链拉上,四下瞅了瞅,老街这个点儿人不多,远处倒是有俩下棋的老头,没往这边看。我拎着袋子站在原地,脑子里嗡嗡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一瞬间,脑子里闪过念头没?闪过。闺女正还房贷,老伴儿膝盖要做手术,我自己这破铺子半年没进几件新货了。六十二万,我不吃不喝攒十年也攒不下。
可也就闪了那么一下。我这人信命,不是我的东西,揣兜里我怕半夜鬼敲门。再说丢钱那人,指不定急成什么样呢。
我摸出老年机打了110,又给隔壁烟酒店老赵喊了一嗓子,让他过来给我做个证。老赵跑过来一看袋子,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连声说老周你可别犯糊涂。我说你甭废话,站这儿陪我等警察。
派出所离老街骑车也就七八分钟,来了俩民警,当着我跟老赵的面把袋子打开清点。六捆,一捆十万,外加两沓散的,总共六十二万。民警小刘数完吸了口气,说周叔你先跟我们回所里做个笔录。
到了所里没半个钟头,失主就找来了。是个四十来岁的男的,姓马,穿件皱巴巴的夹克衫,满头汗,脸都白了。他身后还跟了个年轻人,说是他表弟。
小刘把袋子拿出来让他认,马老板一眼就瞅见了袋子侧面那块油渍,连声说就是这就是这。问他里头多少钱,他说六十二万整,十万的六捆,散的还有两万,是准备给工人发工资的。
对上了。
民警按程序核实身份、拍照、签字,折腾了快一个钟头。马老板从头到尾就盯着那个袋子,手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我站在旁边等着,心说人家好歹得说声谢谢吧?结果他拎过袋子往怀里一搂,扭头跟他表弟说了句“赶紧走”,大步流星就出了门。
连个屁都没放。
老赵后来跟我说,你看你看,好人没好报吧?我说算了,可能人家急糊涂了。
这事儿我回家就跟老伴儿提了一嘴,老伴儿说东西还了就行了,咱不图人家谢。话是这么说,可那几天心里总有点硌应,就跟吃了口夹生饭似的,不疼不痒但就是不舒服。
日子照过。五金铺子早上七点半开门,晚上六点半关门,中间卖出去三卷胶带、两个水龙头、一把管钳。
到了第五天下午,我正蹲门口给一个老主顾截水管子,电锯嗡嗡响着,就感觉街面上气氛不大对。抬头一瞅,打街口开进来三辆面包车,车身溅得全是泥,停在离我铺子二十来米的地方。车门噼里啪啦一开,先下来的是那个马老板,还是那件皱夹克,后头跟着下来一堆人,我粗粗一数,十好几个,高矮胖瘦都有,打头的几个扛着个红彤彤的东西,用塑料布裹着。
老赵从烟酒店里探出半个身子朝我使眼色,那意思是你小心点。
我关了电锯站起来,手上还沾着铁屑。马老板已经走到跟前了,这回跟上次完全两样,他站定了,清了清嗓子,声音挺大:“周大哥,那天我浑了,回去越想越不是人。这几位都是跟我干活的兄弟,今天他们非要来,说要当面给恩人鞠个躬。”
他身后那十几个人唰地排成两排,我还没反应过来呢,齐刷刷鞠了个躬,九十度的,弯下去停了好几秒。
我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连声说别别别,使不得使不得。
马老板把那个红东西上的塑料布扯了,是面锦旗,上头印着“拾金不昧 恩重如山”八个金字。他说那天那钱是给三十多个工人发工资的,拖了俩月了,要是丢了,年都没法过。他那天取了钱急着往工地赶,结果半道接了个电话,顺手把袋子放电动车踏板上,一拐弯就甩出去了。发现丢了之后他原路找了两遍没找着,人差点瘫在路上,后来接到派出所电话腿都是软的。
“我拿了钱就走,是急着回去给工人发钱,”马老板搓着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发完钱我才想起来,连恩人姓什么都没问。这几天心里跟猫抓似的,打听到你在这儿开店,今天把兄弟们全带来了,就是想让你看看,你救的不是我一个人,是这十几个家庭。”
后头一个黑脸汉子挤上来,手里拎着两箱土鸡蛋,往我柜台上一搁,嗓门洪亮:“周叔,马哥说钱找着了我们还不信,今天非要跟来看看。我家里俩孩子开学等着交钱呢,您是不知道那几天我们干活都没心思。”
又有人往我柜台里塞东西,有拿自家灌的香肠的,有拎花生油的,还有个年轻小伙提了一兜子苹果。我那破柜台平时摆的都是螺丝钉子水龙头,头一回堆了这么多吃的。
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东西拿回去拿回去。马老板说周大哥你别推,这都是兄弟们自己家的东西,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个信封,挺厚一摞,往我手里塞。我脸一沉,说你要是这样我就翻脸了,钱我一分不要,你们把东西拎回去,以后多照顾照顾我生意就得了。
推搡了半天,最后我把钱退回去了,土鸡蛋和花生油实在推不掉,就收了。马老板临走把他电话留给了我,说他工地以后水电五金全从我这拿货,还当场写了张单子,要五把管钳、三卷生料带、两盒膨胀螺丝。
那三辆面包车开走以后,老赵颠儿过来,瞅着我柜台上的东西直乐:“老周,这回心里舒坦了?”
我蹲下来接着截我的水管子,嘴里说舒坦啥,鸡蛋拎回家还得跟老伴儿编瞎话,就说是铺子里搞活动抽奖中的。
话是这么说,可那天下午我截管子的时候,手底下格外利索。晚上收摊回家,我把鸡蛋往厨房一搁,跟老伴儿说了这事。老伴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马老板也不容易,三十多号人等着吃饭呢,他那天估计是真急傻了。
我说是啊,都不容易。
后来马老板真没食言,他工地上缺个啥都来我这儿拿,有时候他自己不来,派工人骑三轮车过来,进门就喊周叔。我铺子里生意比从前好了些,老伴儿说我这叫好人有好报。
其实我琢磨着,报不报的无所谓,就是那天那十几个工人站成一排给我鞠躬的时候,我这心里头,比揣了那六十二万还踏实。
那面锦旗我挂在铺子最里头那面墙上,旁边是营业执照。来买螺丝的人有时候问,周老板这谁送的啊?我就笑笑说,一个朋友。
你要真问我以后还捡钱还不还,那我肯定还还。不过下回我提前跟人说好,谢不谢的无所谓,好歹搭把手帮我把货搬屋里啊,那天光顾着等警察,半卷帘门开了俩钟头,蚊子进去得有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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