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疼

我把制服领口的丝巾解开又系上，镜子里的脸瘦得陌生。

我叫林悦，当了八年高铁乘务员，从姑娘熬成了师傅，天天在车厢里穿梭，见过无数张面孔，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病人的身份躺下来。

那天值乘G1234次列车，刚过徐州东站，我忽然觉得肋骨下面像被什么东西顶住了，疼得直冒冷汗。

我扶着车门口的扶手，想站直，腿却发软。

旁边的旅客喊了句乘务员你没事吧，我笑了一下说不碍事，弯腰把行李架上的箱子往里推了推，手腕都在抖。

到站后我没跟车长说，自己跑到站台卫生间吐了一顿，吐完觉得舒服些，以为是胃病犯了。

我从小胃不好，家里人总说我吃不了苦，可我偏偏干上了最吃苦的活。

接下来的半个月，肋骨那个位置总是隐隐作痛，夜里躺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给妈打电话，说最近有点累，妈说累了就请假回家歇歇，我说高铁不等人，旅客等着呢。

挂了电话我又揉着肚子笑自己，又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哪那么娇气。

直到有一次值乘中，我在餐车给旅客递盒饭，一弯腰，鼻血忽然流了出来，滴在白色制服上，红得刺眼。

那趟车我到底没扛到终点，车长强行把我交接给了下一站的值班员，说我再硬撑就要出大事。

我去了市人民医院，挂了消化内科，医生开了B超单子，说先看看。

我记得那个下午，候诊大厅的灯白得晃眼，我坐在塑料椅上，手里攥着排号单，脑子里全是今天出乘的流程表。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我一个人去的医院，医生看了片子半天没说话，最后推了推眼镜，说，林悦，你肝上有个占位，得进一步做CT。

我当时没听明白，还问他占比是啥，肿瘤占位的意思。

那两个字砸下来，我头嗡地一声，整个人钉在了椅子上，半天没反应。

医生说先做穿刺活检，我机械地点头，拿着单子出去的时候，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我感觉自己像被抽空了一样。

我没敢告诉爸妈，先在电话里跟姐姐说了一句，姐在那头沉默了十秒，然后声音哑着说，你等着我，今晚就到。

姐姐来了，她比我大五岁，在县小学当老师，平时最讲究形象，那次她下高铁冲进医院的时候，头发乱得像个鸡窝。

她抱着我说没事没事，现在医术这么发达，咱们治，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其实她也没钱，房贷还没还完，但她把卡里的五万块全转给了我，说先交住院押金。

我看着银行到账短信，趴在病床上哭得喘不过气。

穿刺那天，一根细长的针从后背扎进去，我咬着被角，冷汗湿透了病号服，心里想的却是下一趟车的旅客名单还没交班。

病理结果出来，恶性肿瘤，原发性肝癌，中晚期。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手里那张纸轻飘飘的，却像一座山压在头顶。

姐姐当场就哭了，拉着医生的手问能治好吗，医生说得先手术，争取切除干净。

我原本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可那一刻我发现，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一次手术安排在十天后的早晨，爸妈赶来的时候，我已经进了隔离病房。爸站在玻璃窗外，嘴巴张了张，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妈倒是笑着，隔着玻璃冲我做手势，让我别怕，说她在外面守着我。

我想开口说声对不起，让他们这么大年纪还跟着遭罪，可喉咙里像堵了棉花。

手术那天，天还没亮，护士推着我进手术室，走廊的灯一盅一盅地亮过去，我闻着消毒水的味道，心里忽然特别平静。

麻醉打进去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的灯，想，要是醒不来，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下一秒我又骂自己，林悦，你还没带爸去北京看天安门呢，不能怂。

手术持续了六个多小时，我醒来的时候，身上插满了管子，腹部刀口像被火燎着一样疼。

姐姐守在床边，眼眶通红，见我睁眼，咧着嘴笑了一下，说，妹妹，手术很成功，癌灶切干净了。

我动不了，只能眨眨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

第一次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整整半个月，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那阵子我望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像废了一样，连个行李箱都拎不动，还谈什么高铁乘务员。

可老天爷好像压根没打算放过我，术后复查，医生发现我淋巴里有转移的影子，建议我开始化疗。

化疗那天，我第一次听到那个词，心里没什么概念，只知道姐姐陪着我，在输液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

药水顺着细管滴进我的手腕，冰凉冰凉的，没一会儿我就开始恶心，胃里翻江倒海，吐得只剩黄水。

护士说这是正常反应，吐了也得吃，吃了才有力气扛。

我勉勉强强喝了两口小米粥，没到半小时又全部吐了出来。

那是我人生中最狼狈的时光，头发一把一把掉在枕头上，早晨起来一抓就是一小缕，我不敢照镜子，怕看到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妈每天给我熬汤，说多少喝一口，补气。我喝一口汤，疼得眉毛绞在一起，妈背过身去擦眼睛，假装是在看窗外。

第二次手术是因为肺部发现了小结节，医生说是转移灶，需要做射频消融。我记得那一次没开大刀，一根针从皮肤插进肺里，热消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像被烧红的铁烙着，疼得说不出话。

做完之后我咳了三天血，嗓子嘶哑得不成样子，隔壁床的大叔看我一眼，说姑娘遭罪了。我摇摇头，笑笑，心里想的却是，我还有二十多天就要回车队报到，可不能耽误。

可现实狠狠打了我的脸，第二次手术后不到两个月，第三次手术来了，这次是肝上复发，位置不好，医生说要切掉半个肝。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墙上的挂历，数了数，这一年我已经进了三次手术室。

第三次手术醒来后，我第一句话是问姐姐，我的头发还能长回来吗。

姐姐握着我的手说，能，等化疗结束，肯定能长回来，比之前还密。

我点点头，没告诉她，我其实不在乎头发，我只是想回那辆列车上去，想再扶一把行李架，再喊一声请把行李放好。

第三次手术之后，我开始正经化疗，医生说总共要做三十多次。第一次听到31次这个数字，我整个人都木了，那得多少天，多少针，多少回吐得爬不起来。

但我还是咬着牙做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五次，第十次，每次化疗完，我就像被抽走了半条命，浑身骨头缝里都在疼，连指甲盖都发黑。

我疼得半夜裹着被子在病床上打滚，不敢叫出声，怕吵醒隔壁床的病人。

姐姐陪了我三个月，瘦了整整十二斤，她开玩笑说当我的私人营养师减肥效果好，我笑不出来，因为我看见她偷偷把医院的盒饭里的肉都夹给了我。

妈在老家听说我化疗，急得犯了高血压，住进了县医院，爸两头跑，今天在县医院看妈，明天来市里看我，头发白了一大片。

有一回爸来，从布兜里掏出一双亲手纳的布鞋，说，闺女，等你好了，穿上这个，脚底稳当，走哪儿都不怕。

我抱着那双布鞋哭得像个孩子，我说爸，我怕我走不到那一天了，爸第一次凶我，说，胡说，咱家闺女命硬，高铁都能开那么快，还怕这小小的病。

31次化疗，中间我高烧过五次，感染过三次，最严重的一次住了十天隔离病房，浑身疼得连被子都不能碰。

护士每天给我换药，看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忍不住红了眼，说，姐，你真能忍。

我说，不能忍也得忍，我还有行李架要扶。

其实我心里知道，我可能是再也回不去那个岗位了，但我一直没敢说出口，我怕一说完，我那股子气就散了。

转机在最后一次化疗结束后，医生说影像学检查显示病灶基本稳定，可以进入维持期。

那天我站在医院走廊的窗边，外面下着雪，我愣愣地看着飘落的雪花，觉得那是我见过最美的冬天。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头发长出了短短的一层茬，像刚割过的麦茬，扎手，却让人心里踏实。

出院那天，姐姐替我收拾行李，我站在镜子前，把那件带了八年的高铁制服拿出来，在身上比了比。

宽了，瘦了，领口空了整整一圈。

我深吸一口气，把丝巾重新系好，然后慢慢地把制服挂回衣柜，端起桌子上的水杯喝了一口。

我最终还是没能回到高铁上去，单位替我办了病退，可我并不觉得遗憾。

我把那双布鞋收在床头，每天早晨穿一下，踩着鞋底在地上走两步，脚底的踏实感会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

后来我加入了一个癌症病友群，群里有年轻有病重的，大家互相打气。有个小姑娘问我，姐姐，你疼了那么久，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说，我就是想着，我还要再系一次那条丝巾。

故事讲到这儿，窗外的雪停了，我站在镜子前，拿起那条洗得发白的丝巾，把领口重新系好。

手有点抖，但我还是系上了。

我摸了一下头发，短茬扎着掌心，痒痒的，也挺好。

我转身，把那双布鞋轻轻穿上，踩了踩地板，脚底稳稳当当的。

爸说得对，咱家闺女命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