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为何用半个世纪，为一个北宋名臣“撑腰”？
在中国宋史研究界，有一位的名字始终绕不开：王曾瑜。
1939年6月，王曾瑜生于上海，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从此扎根宋辽金史半个多世纪。他是邓广铭先生的高足，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10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其《宋朝兵制初探》是系统研究两宋军制的里程碑之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与乃师邓广铭的《岳飞传》并称为岳飞研究不可绕开的两部扛鼎之作。同行回忆，他晚年仍每日一页一页精读《资本论》，在宋史学界，如此看重理论素养，只怕是继漆侠先生之后的第二人。
这样一个以考据严苛著称的史家，却对一位千年前的政治家始终怀有温柔的敬意，他就是范仲淹。
先把宋朝“扶正”：文明的高度，是理解范仲淹的前提
王曾瑜对范仲淹的推崇，从来不是孤立的 “人物赞美” ，而是建立在对宋代文明整体定位的判断之上。
长久以来， “积贫积弱” 几乎成了宋朝的标签。王曾瑜不否认宋朝治国 “有失分” 的一面，但他坚决反对以偏概全。在《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他援引陈寅恪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与邓广铭 “宋代文化的发展……达于顶峰” 的论断，从教育、宋学（经学）、科技、史学、宋词、散文、诗七个维度与唐代逐项比较，得出结论：唐诗确为诗歌巅峰，宋诗不及；但 宋代文明胜过唐代者，至少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六项 ，且 “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
他还特别辨析了 “唐宋变革” 的性质：宋朝的文官制度成熟、法律受尊崇、教育普及、文学艺术勃兴，并不是什么 “中国的文艺复兴” ， 而是中华传统文明自身的延续、深化与堆积。这一判断至关重要， 它意味着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高度，是本土文明自然生长出的果实，而非外来尺度的移植 。
正是在这个文明高度已被确认的坐标系里，范仲淹的价值才被王曾瑜看得格外清楚：他不是乱世中偶然冒出的清官，而是宋代文明最成熟时期所孕育、又反过来塑造了那个时代精神面貌的 “第一等人” 。
最重的分量：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王曾瑜论范仲淹，最见功力处不在政绩罗列，而在 “士风与名节”。
他反复引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九的三段话： “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在他看来，范仲淹对宋代士大夫名节观的形成与士气的振作，影响巨大而实在，宋代之所以成为历代中最强调名节的朝代之一，范仲淹是关键的那个人。
王曾瑜尤其看重范仲淹的两句格言。一句人人皆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另一句则被他专门写成长文细加阐释： “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要读懂这句话，得回到唐宋的律法语境。《宋刑统》卷二明定： “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 。王曾瑜的翻译极为透彻： 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
这哪里只是为官格言，分明是一套完整的担当伦理：做事就难免犯错，若为了不担 “公罪” 而什么都不做，那本身便是失职；但凡涉私利、徇私曲的 “私罪” ，一丝一毫都不能有。他进而指出，在等级授职的专制官场里，只有范仲淹这样的人物，才提炼得出如此的为官之道。
从不“神化”：一位史家的克制与分寸
真正体现王曾瑜史家品格的，是他在推崇之后的那一层 “冷笔” 。
他坦率承认，范仲淹的影响 不应估计过高 。范仲淹的为官之道，真正发生作用的只是少数精英人物，如北宋末年的李纲、宗泽，皆按此道立身行事，一个贬为最低等的税务监官，一个在官场屈沉三十五年，却都宁受打击而坚持原则不动摇。至于多数士大夫， “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 包拯说 “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 ， 李新说 “廉吏十一，贪吏十九” ， 这些人 “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 ，他们的信条恰恰是 “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无” 。
所以他从不说范仲淹 “改变了所有人” 。他只说： 范仲淹立起了一根标尺 。标尺的意义不在于人人达标，而在于让后人有了可以仰望、可以自省的高度。由是，他在2010年撰文重提这句千年前的格言，发问： “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
史家的“副业”：为范仲淹立传者背书
王曾瑜对范仲淹的推重，还落到了实在处。周宗奇所著《忧乐天下—范仲淹传》（作家出版社，2015年，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 丛书之一），特邀王曾瑜作推介。他评价道：作者以颇具把控力的激情叙述，将范仲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及精神境界给予 “真实深入的文学再现” ；为免写成 “资料开会” ，作者追寻传主一生踪迹，历9省市29地现场采访，尤其对《岳阳楼记》的反传统解读 ，“值得静夜品鉴” ，是一部 “鉴古度今之前贤新传” 。
一个考据派史家，肯为文学传记写出这样的推荐，本身就说明：在王曾瑜心中，范仲淹不只是一堆史料，更是一种值得被反复讲述的精神资源。
标尺之所以为标尺
王曾瑜对范仲淹的评价，可以凝成一句话： 范仲淹是宋代文明高度发达所结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果实，而他又以一己之力，把那个时代士大夫的风骨推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文明的高度，需要制度、教育与文化共同托举；而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往往只由极少数人来确立。王曾瑜一生以严谨冷峻著称，却对范仲淹留住了温度，因为他知道，史家能做的，是还原事实；而事实之中，总有一些人格，值得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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