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正月的北京，有些宅子门口贴了红纸。不是春联。红纸上四个字：此房急卖。
那年正月特别冷。粮价一天一个数，街面上开始有人往南边送家眷。贴红纸的人家不解释，路过的也不问。大家都明白，卖房不是为了换钱，是为了换轻装——房子带不走，银子能带走。
房子一直没卖出去。因为想卖的人太多。
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消息传到北京是几天以后的事。崇祯把群臣叫来，话说得很直：兵要发饷，库里不够。
按规矩，这种时候皇帝要先动内帑。他动了，数目不算少，但远远不够。于是就摊派。不是募，是派。给每个勋戚、每个大臣、每个管事的太监定一个数，白纸黑字写在单子上，你出多少，上面写着。
这个月月底，账目汇总上来：二十万两。户部的官吏把数目报上去的时候，自己都不太敢信。一个帝国的首都，守城的兵等着发饷，满朝文武、皇亲国戚、宫里的太监，凑出二十万。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数不对。但没有人说出来。
第一个被派的是周奎。国丈，周皇后的父亲。派给他的数目是十万。他上了一道疏，说自己"蓄积素薄"，房子是旧的，家具是破的，愿输一万。
宫里听说了。周皇后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了五千两，让人送出宫去，让父亲添上，凑个整数，别太难看。送钱的人去了，钱收了。周奎把五千两并进自己那一万，然后交出其中一部分。
这件事后来有几种说法，数目互相对不上。有说他交了一万，有说一万三，也有说他只交了八千。几种说法里有一点是一样的——他收了女儿的钱，没有全交出去。
一个国丈，在一个王朝的最后三个月里，从女儿给的五千两里扣下了一部分。这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它说明了一件事：到了这个时候，账还是要往少了记。
接着是太监。王之心被派五万，他跪在地上哭，说家里早空了，锅都当了，最后出一万。
首辅魏藻德，出五百两。五百两是什么概念。当时北京城里一个中等人家，一年开销二三十两。五百两够活二十年。一个当朝首辅，报了这个数。
为什么不掏？不是因为没钱。
一座北京城，勋戚的宅子在城东，一进一进往里走，最后一进通常是库房，门包铁皮，锁是两道。太监的银子不放在家里，放在当铺，放在商号，放出去吃息。大臣的钱大多不在北京，在老家，在江南，在几百亩水田和一间绸缎铺上。这些钱不是藏起来的，是摆在明面上的——谁家有几进院子，谁家老太太过寿收了多少礼，谁家的儿子娶的是哪一家的女儿，半座城都知道。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问题在于：掏了会怎样。
第一，你报的数目会成为参照。你出三万，隔壁那位出了五百，第二天全衙门都知道他抠。他不会恨自己，他会恨你。
第二，皇帝会记住你还有。今年你出三万，明年他还会来，后年还会。你今年掏得越痛快，明年越难哭。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条：一个三品官，忽然拿出三万两现银，这钱是哪来的？
所以最安全的答案是：一分没有，但态度极好。
跪着哭，哭着说辜负圣恩，说回去就变卖家产，说臣该死。然后回去，什么也不卖。这套动作，那一年在北京，人人都会。他不是不想给。他是不能给。
崇祯不是不知道这些人在演。他知道。他只是不知道谁有多少，也不知道怎么让他们交出来。
正月里有一件小事。他问户部，库里还有多少。户部报了一个数。他不信，让人去核。核出来的，和报上来的，对不上。
差得不算多。也就差着几十万两。这件事没掀起什么波澜。但它说明了一件事：这个帝国连自己的钱在哪都说不清。
皇帝看到的那个数字，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大明朝的财政靠的不是银子，是册子。黄册记人口，鱼鳞图册记土地，两本册子层层报上去，每一层修一次，修到崇祯手上已经修了两百多年。他手上那个数字，和地上真实的财富之间，隔着一整套人。这套人里的每一个，都在这个系统里活了几十年，都知道该报什么数。
钱没凑够，饷就没发下去。
三月十九，城破了。崇祯上了煤山。衣襟上留了字，最后一句是"诸臣误朕"。
李自成进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登基。是收钱。
他在北京设了一个衙门，叫比饷镇抚司，交给刘宗敏管。
刘宗敏是铁匠出身。打铁的人手上有一层东西，不是茧，是硬的，像另一层皮。他一辈子打农具、打刀，一副犁收几钱银子，要烧三天火。现在他坐在明朝的衙门里，桌上放着一本名册。
那本册子他不看。他不识字。名册是别人念给他听的，念一个名字，他报一个数。
规矩定得很细：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卫七万、五万、三万，科道五万三千，翰林三万、二万，部属以下按千计。
这份价目表，比户部那本账清楚得多。不交的夹，交得少的也夹，交完了说还有的，接着夹。夹棍是三根木棍，中间穿绳，收紧的时候往骨头里去。
魏藻德被夹的时候，开口第一句就是报数。夹没有停。周奎交出五十三万。城破那几天，他的妻子和儿媳自尽了。
十天，账目汇总：七千万两。七千万两白银，按明末的秤，是两千六百多吨。一辆大车装五百斤，要一万多辆。车从正阳门排出去，排到良乡也排不完。
而三个月前那二十万两，是七吨半，三十辆车。三十辆车，和一万多辆车。
现在说一件我一开始没想到的事。
大明朝发俸禄，是按品级的。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正七品七石半。到了中叶，折成宝钞，宝钞贬得比纸还便宜，一个七品知县一个月的俸禄，买不了几斤肉。所以整个官僚系统，从洪武年间起就靠俸外的东西活着。这件事是公开的，皇帝知道，御史知道，写进奏章里也没人反驳。
两百年后，同一把尺子反过来量了一次。李自成收钱，也是按品级：内阁十万，部院七万，科道五万三千。
不问你家几口人，不问你的田在哪，只问你是几品。大明朝发钱的时候按品级，收钱的时候也按品级。同一把尺子，量了两次。
但这件事没有一个痛快的结尾。
七千万两，大顺朝在北京待了四十二天。四月二十九，李自成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就走。钱没变成粮，没变成军饷，也没变成人心。
用夹棍收上来的钱，收到的那一刻就已经花掉了。它买到的是恐惧。恐惧不交税，恐惧也不打仗。收得越快，越说明这个政权只会用夹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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