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上旬，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在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发表演讲时，专门谈到了澳大利亚的战略困境。他的判断相当严肃：未来10至20年，澳大利亚可能面临发达国家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因为它的安全与政治认同紧密联系西方，地理位置和经济利益却深深扎根亚洲。
10月17日公开的演讲记录，让这番警告再次受到关注。这番话值得菲律宾认真听，菲律宾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却又离不开亚洲市场和区域贸易；它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也不可能因此把经济利益、地理现实和周边关系全部抛开。
问题不在于菲律宾能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在于它是否非要把一个海上争端扩大成整个国家的战略对抗。马凯硕提醒澳大利亚的话，同样适用于马尼拉：大国竞争一旦失去控制，承受沉重代价的未必只有大国。
马凯硕为什么要在一场讨论中美竞争的演讲里，专门提到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足够发达，拥有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有相当规模的国防投入，但这些条件并不能让它避开大国竞争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澳中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约3260亿澳元，占澳大利亚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的25%；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约1960亿澳元，占其全球出口总额的29%。
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与出口收入、就业和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澳大利亚的安全安排又有另一套逻辑。澳美长期防务合作、情报协调和军事装备体系具有深厚的制度基础。
2025—26财年，澳大利亚国防部门预算拨款约561亿澳元，其中人员支出约172亿澳元，装备采购约143亿澳元，军事能力维持约130亿澳元。
这笔预算说明澳大利亚确实在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国防能力，却不能简单换算成可以立即投入实战的兵力和装备储备。问题恰恰在这里：贸易利益希望维持稳定的亚洲环境，安全安排却可能要求澳大利亚在中美竞争中承担更多战略义务。
一旦地区冲突升级，澳大利亚就可能陷入两难，无论如何选择，都要面对经济、安全和外交层面的代价。马凯硕真正提醒澳大利亚的，并不是要它抛弃西方盟友，而是不要误以为有了强大的盟友，就能把战略选择的成本转移给别人。
盟友关系可以带来安全收益，却不意味着所有风险都由盟友承担。对一个与亚洲经济深度联系、又坚持西方安全身份的国家来说，这种矛盾很难靠一句政治口号解决。
这恰好说明，国家实力越强，并不代表它就可以无视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所施加的约束。而菲律宾的处境更加敏感，它的经济体量、资源储备和战略自主能力，与澳大利亚并不处于同一水平。如果澳大利亚都必须认真计算选边的成本，菲律宾就更没有理由把大国竞争想得过于简单。
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不能只盯着南海海面上的摩擦，还得看它的经济结构究竟把这个国家带向哪里。菲律宾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全年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进口额约384.4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28.6%。
美国则是菲律宾最大的出口市场，菲律宾对美出口约134.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5.9%。菲律宾对华出口约93.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1%。
这组数据揭示的不是菲律宾必须亲近中国或美国，而是它同时需要处理两套不能轻易割裂的利益关系。中国在菲律宾进口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美国则是其重要出口市场和安全合作伙伴。
假如马尼拉把对华关系推向全面对抗，就必须考虑这种选择会不会影响供应链、企业成本和经济预期；而如果它过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也需要评估这种依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菲律宾自身利益。
安全合作可以提高威慑能力，但不能自动消除地理和经济现实。菲律宾与中国隔海相望，两国之间存在现实的海洋权益争端，也存在客观存在的经贸往来。把争端管控好，与放弃自身主张是两回事；维持正常经贸关系，也不意味着必须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
但反过来看，坚持自己的主张，也不意味着必须将所有外交政策都围绕对抗展开。菲律宾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如何在维护自身立场的同时，避免让局部争端不断挤压经贸合作、外交沟通和危机管控的空间？
2026年10月17日前后，菲律宾与中国围绕中国驻菲大使言论的外交争议再次引发关注。美联社10月17日报道，菲律宾政府对有关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中国使馆则表示菲方误读了相关表态，双方对事件性质存在明显分歧。
这场争议说明，两国关系中的政治互信依然脆弱，公开言论也可能进一步推高对立情绪。外交摩擦如果不断升级，双方就更难在其他领域维持稳定沟通；如果沟通渠道收窄，海上突发事件也更容易陷入相互指责的循环。
这里并不是说所有争端都能靠对话解决，而是说，一旦双方连处理争端的渠道都被对抗情绪挤压，原本可以控制的风险就可能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菲律宾现在面临的选择，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回顾过去二十年，中菲关系经历过合作、对抗和重新改善的阶段。这段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证明菲律宾一定会再次转向，而在于说明国家政策并不是一条无法改变的直线。
2007年1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将南海三方海洋地震合作视为地区合作的示范，并表示愿意继续探索更高水平的合作。这份声明并没有让南海争端从此消失，但它至少说明，当时双方并未把海上分歧视为阻止所有合作的理由。
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中菲关系因南海争端而趋于紧张；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后，杜特尔特政府选择推动对华关系改善，并在部分争议问题上采取了与前任不同的处理方式。到了马科斯执政时期，菲律宾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安全合作，对华关系面临新的压力。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既受到地缘安全问题影响，也受到国内政治、领导人判断和外部战略环境影响。经济联系能够提供维持合作的动力，却不足以单独决定政府的最终选择。
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确实可能成为观察其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节点，但不能预先断言换届就会带来关系改善。新的政府会如何评估南海争端、对美安全合作和对华经贸关系，仍然取决于当时的国内外条件。
马凯硕在2026年10月2日的演讲中，强调大国竞争不会放过任何国家，并将澳大利亚视为未来10至20年可能承受巨大压力的例子。这番警告之所以值得菲律宾重视，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
国家可以拥有盟友，可以参加安全合作，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但这些选择并不能让它免于承担后果。新加坡的外交思路长期强调在大国竞争中维护自身利益，不轻易让区域合作机制变成迫使各国选边的工具。
马凯硕在演讲中，也引用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关于亚洲国家应同时发展对美安全联系与对华经贸关系的观点，反对以阵营对立取代区域合作。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拥有相同的条件，而是说明中小国家与中等强国都需要认真权衡安全收益和战略成本。
在我看来，菲律宾最需要警惕的，就是把对美安全合作误认为可以无条件替自己承担所有风险。美国能够提供支持，但菲律宾仍然必须面对本地区的地理现实、经济联系和海上争端。
澳大利亚的困境已经说明，即使一个国家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防预算，也未必能够轻松化解安全身份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
马凯硕对澳大利亚的警告，实际上也给菲律宾提了个醒：大国竞争从来不是只看口头立场的游戏，国家必须为自己的战略选择承担后果。菲律宾坚持南海权益，并不等于必须把对华关系推向全面对抗；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自身经济和地理条件。
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马尼拉能否保留外交调整空间，能否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维持沟通、管控风险。假如它把选边当成唯一答案，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超预期；如果能够避免让局部争端绑架整个国家的走向，未来就仍然存在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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